闲谈“书”与“读书”

古今中外关于书的话题多的难以计数，许多专家学者都谈过书的事，因为他们的成功，无不与书有关。

我国古代的纸本书，经历了卷轴装和册页装两个阶段。

所谓卷轴装，就是用一根木棒、竹竿或其他圆形器物（金、玉、瓷、象牙等）作为轴心，围绕这根轴心，从左到右把书卷束起来，亦称：“卷子书”。汉、唐代只有这种卷轴形式的书。今天我们看到挂在墙上的轴画、书法，

仍是卷轴装的遗风。晚唐以后，卷轴书向册页书过渡，其装订方法又有多种多样的演变，到了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线装本的册页书。

广义的书包括记载在竹木布帛兽皮、纸张、电子文档上的文字，均可称为书，但一般所指的书是指纸质并装订成册者。

书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书的出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科技进步，扩大了人类思想交流的空间。

没有书，人类的历史、各种知识，都无法保存和传播。所以说书是传播知识的工具。

谈到书，首先想到的就是读书。古人对读书早有精辟的论述：所谓“开卷有益”。这句话应该是对的。不过书的内容五花八门，有好坏之分，有的是精品，有的是糟粕。有的人认为，看了淫秽、无聊等内容的糟粕书，开卷就不一定有益了。但，作家郁达夫则认为“读了坏书，而知道它坏的原因与地方，岂不也是一得？”

其实，读书好处是明显的，读书使人充实，使人开阔，使人成长，使人聪明而且坚强；阅读还会使人绝处逢生，使人在困惑中保持快乐地前进，使人具有条理性；读书多了，人的内在涵养，气质也就发生了变化，眼界开阔，认知提高，看待人情世故，更为理智……

关于为什么要读书，胡适曾谈过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和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二是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多读书；三是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

总之，读书的好处是大家所肯定的，只是每人的感受程度不同而已。我倒觉得宋代的诗人尤袤对读书的好处很有点浪漫色彩。他对读书的体会：“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独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近代著名学人章珏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四当斋”，就是出典于此。

我国是个“书文化”的国家，厉千年而不衰。自古重视读书，有关读书重要性的论述不少。如孔子的“学而不已，盖官乃止。”刘彝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向的“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颜氏家训的“积财千万，无过读书”、礼记的“玉不雕，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七百多年历史，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儿童启蒙读物，在《三字经》中有多处谈到读书的重要性：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等等。

我国古代有关刻苦读书的成语也不少，如囊萤映雪、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牛角挂书、昼耕夜诵、闻鸡起舞、十载寒窗、焚膏继晷、映月读书、负薪读书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如今世风易，情况大不相同，读书条件比古代好千万倍，我们不必再在那么艰苦情况下读书，但古人艰苦读书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效仿和学习的。由于情况的不同，如今的阅读，不单单是纸质的书，还有网络、手机等的阅读，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可以不同，但不应抛弃或远离书籍的阅读，特别是经典著作的阅读。反观如今的阅读现实，实在令人担忧。

曾经看过一则报道：中国每人年均读书4.66本，韩国每人年均11本，法国每人年均14本，日本每人年均40本，德国每人年均47本，俄罗斯每人年均55本，犹太每人年均64本。

 上述统计，中国每人年均读书不到5本，统计的是否准确，暂且不谈，国人读书风气不浓应是事实。

鲁迅先生把读书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的读书，一种是嗜好的读书。用现在的词句说就是一种是读与专业有关的专业书和一种读与专业无关的闲书。”

不知上述统计是否包括阅读专业书和阅读闲书两种。在我看来，我国阅读书籍不多应该指的是读闲书的人。读专业书的人员比例少，它在每人年均阅读数量中占的比例很少，而读闲书的人群基数大，这些人读书不多，大大影响了我国每人年均的读书量。

 现实是读专业书的人，是被迫的，如不读，就很难适应工作，甚至影响提级和工资收入，他们忙于应付工作和阅读专业书，就很难再抽出时间阅读闲书；而大量的非专业阅读者，对闲书阅读的积极性并不高，他们也可能看些有吸引力的书籍，但并不多。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网络上的或手机上微信的一些八卦新闻、耸人视听新闻，比较轻松，既不累，又有趣的书。但这些信息许多是错误的，毫无文学价值，是肤浅的、平面的、碎片化的消息。许多人只浏览一下微博、微信的内容，就以为自己了解很多知识，还洋洋得意。以至于很多人不习惯认真读书，特别是经典著作。                       

其实喜不喜欢读书往往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和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系。这些都是客观条件。其实更主要的还是本人的兴趣所决定，有的人天生对读书很感兴趣，从小就可看出对读书有浓厚的兴趣。

举一个谢冰莹作家的例子，就可充分说明这个事实。谢冰莹作家在叙述自己爱读书的经历时，曾说过她的故乡有一种风俗，叫“抓周”典礼，就是小孩生下来满一周岁的那天，做母亲的要用盘子盛了鸡蛋、钱、鲜花、毛笔、算盘、丝线、尺子等等，让孩子拿，如果最初拿的是鸡蛋，证明他好吃；假如拿的是花；表示他爱色；如果是钱，就暗示他长大了爱财；假如拿的是笔，将来是个读书人；如果拿的是算盘，将来是个商人；如果拿的是丝线和尺子，将来是做针线活。女孩子“抓周“时，盘里不盛算盘，因为女人是不让做生意的。巧的很谢冰莹在“抓周”时，一伸手就紧紧抓住笔杆，她妈妈想从她手里将笔拿下来，试探她第二件东西拿什么，她却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什么也不要，只死死地抓住那管笔不放，看的人都惊讶起来，只有她父亲高兴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后来，果然由于她爱读书而成为著名的作家。“抓周”固然带有迷信的色彩，但谢冰莹从小就爱读书，而成为作家，却是事实。

  书的阅读受到网络和手机阅读的冲击，影响了广大读者的问津故然是个原因，恐怕大部分人没养成读书的习惯，白白的浪费了时间也无不关。

散文家、翻译家钱歌川在他的“读书的习惯”一文中谈到英国人的读书习惯，是颇有耐人寻味的。他谈到：“英国人利用废时读书，不仅在有规律的电车上，即在饭馆菜馆中亦莫不为然。至于在休假日，夫妇约好同出游玩，丈夫至多取一根手杖就可以出门，太太则不免要去戴顶帽子。可是每当丈夫在楼下等着太太去戴帽子的时候，他照例翻开一本书来读，等他太太把帽子戴好姗姗地走下楼来，他手中的书，也就起码读完两章了。中国的丈夫却不晓的这样做，所以在楼下不仅独自等的心焦，而他太太一再地被他催促，也就老不耐烦，常常把一个快乐的计划，弄成不欢的结果。

上述情景是否有些夸张不说，至少折射出英国人好读书以及充分利用时间的一个侧面。

在读书生活中，精读与多读的问题常引发人们的议论和思考。

所谓精读就是精心读，反复读。精读要求有深度，要透彻理解，提高吸收知识的质量。精读是一种提高性的阅读，表现在阅读中，要做到勤查、勤问、勤记。

所谓多读，就是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目的在于见多识广，尽可能地扩大阅读者的知识面。

有人认为青少年阶段求知欲望强，消化能力强，阅读重点不妨以多读为主；中老年阶段，思想成熟，知识面相对广些，阅读重点不妨以精读为主。

读书的习惯各有不同，比如有的人习惯借别人的书或图书馆的书看，有的人则认为书，非买不能读，因为买来的书不必思前顾后，急着要还，任由自己在上面涂改注记，有利于消化，可反复翻阅，加深理解，特别是好的词句，可在下面画上横线，或从容地抄录下来，而且日后要借用该书内容时，可以重新翻阅。而借的书就很难做到这些。

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书非借不能读。”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一文中就认为：“书非借不能读也。” 他认为：书不是借来的就不能认真地去读。《七略》、《四库》都是天子的藏书，然而天子中读书的人有几个呢？那些富贵人家的书，汗牛充栋，然而富贵人中读书的有几个呢？还有那些祖辈收藏的书籍，晚辈认真读的又有几个，有的甚至随便丢弃。

读书效果是买书好还是借书好，不能一概而论，每人的习惯不一样，各人的条件不一样，不要强求一致，在此，不做深入讨论。

以书的话题写成文章的人大有人在，一些著名的前辈学人，几乎都写了与书有关的文章，包括阅读的经验、读书的好处、读书的方法、买书、卖书、藏书、书房的布设等等。

前辈学人与书有关的名人轶事多如牛毛，列举数例如下；

其中最典型的当数郑振铎，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他嗜书如命，是个书痴。他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收购的书籍达一百余箱，二万余册，但在上海“八·一三”战事后，所失者达八十余箱，一万数千册书。

后来，为了生计，他又不得不把书卖掉。正如他自己所说：“卖书时总觉的哪一本都舍不得卖，但不卖，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和和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每售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售书，不断的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往肚子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

前辈学人有关买书的趣事也不少，他们往往省吃俭用，倾囊而出购买需要的书。作家朱自清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写的“买书”一文中谈到：“买书也是我的嗜好，和抽烟一样……在家乡中学时候，家里每月给零用一元。大部分都报效了一家广益书局，取回些杂志及新书。”还谈到，“有一次到琉璃厂一个书庄，看到一本新版的《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十四元。可是十四元并不容易找。想来想去，只好硬了心肠，将结婚时候父亲给做的一件紫毛（猫皮）水獭领大氅，拿到当铺里当了14元。拿去当的时候，也踌躇了一下，却终于舍不得那本字典。”

关于书房、书斋的话题也有不少名家论及，如林语堂、梁实求、余光生等都有论述。

图书馆里的图书书数量多，他的排放是采用分类制，是用杜威或王云吾的方法把图书分编成类。有的家庭存书较多的，也往往采用这种方法排放。

林语堂先生认为书房里书架上的书绝对不应分类。把书分类是一种科学，但不去分类是一种艺术。他主张用一种自然的方法，也就是“使书籍任期所在的方法。这样到处有书，有不规则的美，都是当时自己喜欢看的书，用起来方便。

作家梁实秋可以说是对书房的布设比较重视的一位学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书房”，他认为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的需要即是。但要光线好，空气要流通。就是在几尺的走廊一角，只要放得下一张书桌，依然可以作为一个读书写作的工厂，大量出货。书房的大小好坏，和一个读书写作的成绩之多少高低，往往不成正比例。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监狱里写的。

梁先生不但对书房有独到的理解，而且还喜欢观看别人的书房，作家周作人、诗人闻一多、社会学家潘光旦、剧作家宋春舫等名人的书房，他都拜访过……

关于书的话题内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叙述。

 注：本文是本人在作家网上发表的“闲谈读书”一文稍作修改后发表的，名称改为闲谈“书”与“读书”。

 202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