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笔记：高等教育社会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张丽）

—源自《高等教育社会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伯顿.R.克拉克，1973）

之所以饶有兴趣的将我学术生涯中积累的读书笔记加以精选、且发布出去，一是有感于“宁静淡泊”的启示——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二是如果你是发现了自己的PC之关键信息有泄露的嫌烦，就索性将它推而广之，以飨同志趣之读者们。（TClizzy）

l 前言

本文旨在对当今高等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作出追溯和评论，并且以此为基础，评价当前研究存在的力量和缺点，以及对未来前景作出展望。尽管，评论是具有选择性的，评价意见也会受到个人理解和偏好的局限。但是，为了达成开放和广泛性观点，研究者都应不惜犯错，因为那里有相当多研究大学和学院的方式方法，这些方式能够使我们更为灵敏地应付当前问题，以及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进展作贡献。但是，在一篇有限的文章中，有必要作些对过去的成就进行初步归类的工作，以及使重点更为突出。当我们瞻望未来时，能够面对人类有限的才智和稀缺资源的事实，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本文将侧重论证一至两个观点，它们或许对校正我们当前努力的缺陷有所裨益。

世界上的一些半发达和发达国家中，二战后伴随教育大扩展的到来，尤其是此后的10年里，是高等教育社会学创始及经历实质增长的时期。当高等教育对于一般的人口、经济和政治精英等问题变得更加重要的同时，高深知识对社会分析学家来说变成了困惑。此类大众要求分享高等教育的动向使得教育的传统上的内部秩序受到冲击而变得紧张。新需求唤起了为适应外部变动不居的社会而引发的许多重大问题。新的和旧的等此类多样性需求常常形成相反方向的拉力：动力学、先进经济论由于政府出于对国家竞争力的关注而获得资助和鼓励；在另一方面，具有高度不稳定性的青年文化造成对合理化训练的压力，而且这些压力被大众媒体和青年工业的需求所激化，人们争论反对诸如技术理性，更加喜好情感和身份的逻辑。此类的压力，包括似乎一些是基础性的，在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骚动中反映出来，驱动着感到惊奇的学者们——常常伴着某些痛苦，转而对他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进行严肃的研究。继而，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教育经济学、政治科学、历史学、组织学及社会学研究的复兴。

l 20世纪60年代是教育经济学、政治科学，历史学，组织学与组织分析，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等研究较为兴盛的时期。

l 普通社会学在20世纪之交开始发展，直到2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生机的企业，它拥有许多分支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教育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只是一个弱小的企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50年代。在这期间，教育社会学的思想分析集中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基础教育层次。在早期阶段，这个领域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 Sociology）

l 从1917到1940年这一时期，一种对教育领域的社会学探究进行历史评论的观点中提到了三个亚思潮或流派：一是普通社会学，主要关注社会学发展的问题；二是社会学政策群体，其兴趣在于探讨教育价值，以及通过教师与行政人员的训练等途径影响社会变革；三是社会技术群体，致力于寻求发展实践者作用的研究，这类的实践大都围绕着教育方法的技术规定。（Richards，1969）作者认为此三种思潮普遍未对高等教育投入严肃的或更多的关注。

l 我们能够将现代高等教育社会与二战之前的两种类型的文化联系起来。一是，对由社会学和人类学所提供的教育在所有水平与类型上的未分化观点所进行的宽阔的描述，作为文化传承、社会化、社会控制或社会进步的手段。（Durkheim,1922; Cooley ,1956; Ross,1928; Ward,1906.）至于一些宽阔的途径或方法，Durkheim的保守的论述是较为有名的，他几乎把教育看作是一个慢慢地正在形成的院校之网中的一个非独立要素，他在其著作中提到：“院校和实践的聚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被组织化，他们与所有其他的社会机构是类似的，学校是社会机构的表达；因此，当社会自身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教育也不能按照意愿进行变革。”这样的描述，体现了社会机构内部依存性的基础社会学原理，这类的原理似乎更加适合1900年而不是1970年，更加适合于初等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二是，关于高等教育的某些专家的阐述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社会学古典学派的确立，但是它代表了几十年的离群索居。在基础理论文化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即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科学是一种职业”论断，以及教育与训练的合理性化。下面的引述体现了韦伯关于官僚和专业化兴起的普遍性思考与见识。他为存在于通才和专才之间的紧张状况描绘了一幅图景：——“专业类型的人才发起了对抗 ‘有教养的人’传统模式的斗争。”这类的斗争就成为许多现代教育问题的基础（Weber，1936）自从韦伯提出关于教育、文化与官僚机构的韦式理论，这类具有较高价值的探索应该能够在30~40年之前就开始获得发展的，但是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却发现社会学研究的不连贯性这种值得世人关注的例证。另一个例证来自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的著名的明确的古典式论断，他激烈地评击商人的影响及商业性文化对学院和大学的控制，他的“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著作出版于1918年，此后的30年来，维布伦显然并没有追随者。一直到Hubert P. Beck的著作 “Men Who Control Our Universities”于1947年出版。鉴于这种非连贯性，我们可能会希望维布伦能够吸引更多的追随着，他们的依次的工作就有可能确立一个高等教育权力与控制分析的时期。

l 第三个事例Logan Wilson 在很久以前发表的关于大学教授研究的学术论文“ The Academic Man: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A Profession ”(Wilson;1942.)在十数年内没有其他的人继续这个富于前途的课题，直到1958年Caplow and Mcgee出版了合著“ The Academic Marketplace ”，自Wilson几乎是在30年以前所作出的严肃而系统努力，那么，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另一本的关于大学教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和专著。

l 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以分支领域的意识来识别一种严肃的高等教育社会学，在这个分支领域拥有一系列作品形成了稳定的潮流，以及一个专业领域，此领域同时也在培训学生，学生需经数年的攻读才能获取一个专业的标签。在此间的短短几年里，两个主要方面的努力以制度化的方式稳固下来。一方面，是关于高中教育后的教育不平等问题研究，尤其是探讨不平等的根源如社会阶级，种族与种族划分，以及性别。不平等的或公平的问题仍然是世界泛围内教育社会学的所关注的基础问题。

l 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分层分类理论是其中一个基础领域，它涉及到阶级、阶层和种族问题，从这个基础出发，那些受过训练的，经验为主的头脑渐成为教育研究的推动力。在20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新古典的社团研究（Lynd,1929,1937;Warner,1941;Hollingshead,1949），这些研究将社会等级对基础教育中的年青人的阶层流动所起的影响以戏剧化方式加以呈现，包括谁能够从高中毕业，以及谁有资格升学。

l 这种社会学的关注在50年代到60年代转变成为一种严肃的统计学分析的传统。（例如，此种努力可以在 William Sewell 和他的学生 ——Sewell的著作中找到痕迹, 1966,1967.），此类关注伴随着大众化教育上升到学院的层面。现在我们拥有一种广泛的社会决定的期刊文化，体现既包括高等教育也包括初中等教育层次上的抱负和成就，围绕某些课题的探讨的精致性也在日渐增长，这些课题包括：开放入学制度，院校分化以及大众化系统内部的探索等等。

l 对帮助学生转变渠道的各种方式的探讨，因此会严肃地影响学生的社会流动性，不仅使文学更有活力，而且也参与了当前的许多对学校的批评。如，存在于高校实践中的“缓和剂”功能（“the cooling-out function”; Clark,1960），

l 第二种思潮主要研究大学时期对学生的个性、信仰以及思想形成的所具有的影响和结果。早期的研究有T.M..Newcomb对Bennington学院对女学生的影响的所作的分析。（Newcomb，1943）；一群Cornell社会学者对11所院校学生的态度和价值观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在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之间在学生的输入与明显的成果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Goldsen,et al.,1960)；在60年代的后期最好的研究成果要属 Becker, Geer, Hughes所作的工作：即学生的定向性对院校学术等级的构筑（1968）；在1/4个世纪以后，Newcomb又对Bennington学院进行著名的重新分析（1967）；这种校园内部生活的研究，以及对它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态度及成就的影响的研究被迅速地确立起来，院校的实践者如一些教授和行政管理者都参与了此类的研究，除此之外，还包括较高级的职务的调查人员对院校与学生的专业性影响。

l 对60年代校园学潮的兴趣可能在政治社会学中找到它的稳定的学术基础。例如，对学生运动的比较研究（Lipset，1966）

l 除了上述的两种思潮之外，作者又提出了两种其他方面的探究的努力：一是“学术人”研究，或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如上述的Logan Wilson从事的早期的研究；由Riesman提出的关于学术性学科作为权力群体的某些思想。(1956);由Lazarsfeld及 Thielens合作出版“ The Academic Mind ”（1958）一书，是关于危机时代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当前尚未出版的 Talcott Parsons 与Gerald M. Platt合著“ The American Academic Profession.”，提供了当今世界本领域最先进的研究成果。例如，本世纪50年代西德，Plessner（1956）的报告及Halsay 及 Trow有关英国学术人的研究……例如，研究的焦点移向专业的与官僚的定向，而复杂组织中的专业人士的作用亦获得普遍的关注 (Cf. Clark, 1966)。

l 第二种补充的途径就是把高等教育的组织当作研究的一个单位。作者认为，此类研究的概念体系以组织学为基础源泉……这类工作包括开放大学的困境的研究（Clark, 1960）；大学目标的分析（Gross and Grambsch,1968）；学术权威与权力的新观点，包括行政管理人员的亚文化的研究（Lunsford,1970; Baldridge, 1971）；对组织的特性与机构的灵魂的发展性分析（Clark,1970）。作者认为，组织研究通常都是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旨在进行普遍性或宏观探究与发现。

l 本世纪60年代，Joseph Ben David 是一位以色列社会学家，从他的研究工作中指出：在最先进的工业化社会的系统之间存在着有关灵活性、创新性及变革性等方面的主要的结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产生的影响是什么（Ben David, 1962）。Jencks及 Riesman尝试在美国系统在较广的泛围内对各种院校进行描述，并且阐明专业学校和专业科学家权力的兴起，作为当今社会基础性的学术变革。（Jencks and Riesman，1968）国家系统教育文化在本世纪60年代经历快速的发展，但是其大多数主题仍然围绕着人力资本的需求、数量上的教育扩展、国家计划等方面一般术语。而OECD则通过对国家系统的探索，至少提供了能够集合起来进行比较的、关于相当大数量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础性的描述信息(E.G.OECD, 1970)，从而为更多的以概念为焦点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

l 未来：高等教育历史的发展——撰写《高等教育历史》的有Cf. Hofstadter and Metzger, 1955; Rudolph,1962; Veysey, 1965。

l 发展性分析与研究实践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它增强了基础性的制度研究的轨道，因此，它能够为面临新需求的当前制度模式的潜力与限制性提出建议。

l 笔者总结：

该文作者认为对制度系统能力的研究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及所涉及的群体的生活方式。宏观系统的分析不需要仅仅限制在输入与输出、管理和改造行政结构等方面的探讨。相比大多数其他领域的复杂的组织而言，大学和学院显然拥有更高的自我秩序（order themselves）的倾向，他们通过标准化的纽带和情感义务等途径将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作者认为，当我们认识到系统的多样性的时候，我们就向全面理解高等教育性质的方向靠近了一步；我们寻求有价值系统的演变，并且给予参与者生活的意义。我们在寻求解释的原因，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系统如何吸收个体进入这个集合体，并使得个体获得令人满意的升迁。我们寻求群体与制度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