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忆公木先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郭杰 口述  本报记者 谢颖 采访整理

    编者按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走过了光辉的历程。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伴随着人民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全社会广为传唱，经久不衰。深圳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郭杰，曾担任军歌词作者公木先生晚年的学术助手。本报记者专访郭杰，讲述公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精神。

一

1939年4月13日，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一阵阵雄壮的乐声传出。这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出，也是一场空前的音乐会，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黄河大合唱》也由此在延安掀起一股热潮。

窑洞里，两位年轻人正在热烈地讨论着——创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

其中一位便是公木。当时他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并且积极参加文艺活动，结识了萧三、艾青、何其芳、贺敬之、光未然、冼星海等一批著名诗人和艺术家。他们在火热的战斗和生活中相互学习，切磋交流，其中与公木感情最深、影响最大的，便是上述两位年轻人的另一位——杰出的朝鲜族音乐家郑律成。

郑律成与公木同在宣传科工作，担任音乐指导，他谱曲的《延安颂》《延水谣》在延安已是脍炙人口。有一次，他偶然看到了公木写在笔记本上的诗稿《子夜岗兵颂》，觉得非常好，便暗自为其谱曲，后来，连近200行的《岢岚谣》也谱了曲，令公木大为惊讶，也大为感动，两人经常交流艺术创作的感受。从《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他们知道了“大合唱”这个形式，于是便有了创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的想法。

1939年7月，抗大总校东渡黄河、迁往敌后，公木和郑律成被留在延安，分配到筹办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在这个新旧交替之际，二人通力合作，满怀激情完成了这部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由《八路军军歌》《炮兵歌》《骑兵歌》《子夜岗兵颂》《八路军进行曲》《冲锋歌》《快乐的八路军》《军民一家》8个篇章组成，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境深邃，形象鲜明，感情激越，音韵铿锵。1939年10月，由鲁艺音乐系和抗大女生队组成的演出队，在郑律成指挥下，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此后，这部大合唱从抗大传唱到各机关、各部队，唱遍了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0年夏，《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刊发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受到中央军委的正式认定。

后来，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八路军进行曲》被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成为激励人们奋勇战斗、实现美好理想的嘹亮号角。1965年，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命令。由此，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广泛传唱、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抗击侵略、争取解放的昂扬斗志之后，由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终于正式定型了。当时，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体现了我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反映了我军的战斗历程。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将使广大指战员更加振奋革命精神，激发战斗热情，增强革命军人的光荣感、自豪感和使命感。”

二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嘹亮的军歌令人倍感振奋，仿佛能从铿锵的旋律中感受到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排山倒海的气势。人民军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无论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岁月，还是奋进建设的和平年代，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个时刻，我们回顾军歌的创作和精神，具有特别的意义。

军歌的创作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的，而是建立在创作者自身的丰富经历和深厚积累的基础上。

公木，原名张松如，1910年5月出生于河北辛集北孟家庄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在他身上，既有中国农民朴素淳厚的气质，也有刚毅坚强的品格。1928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此期间，在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30年春加入了共青团，并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组织的活动，发表许多揭露黑暗、鼓动抗争的文学作品。1930年，公木因参加纪念南昌起义、反对军阀混战的示威游行，与老师范文澜先生等人一同被捕，羁押于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中。在狱中，他砥砺意志，坚持斗争，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后因时局变化而获释。此后他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更积极地投身于救亡运动中去。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正在北平的公木，立刻动身奔赴抗日前线。几经辗转，他先是来到西安，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同志介绍，奔赴山西前线，到晋绥军区开展宣传鼓动工作。1938年，公木西渡黄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担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八路军直属政治部文艺室主任等职。

太行山巍峨高耸，延河水奔流浩荡。辽阔战场上八路军将士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雄伟身姿，在公木心中不断升华，最终在他笔下化为一行行澎湃的诗篇。《风箱谣》《十里盐湾》《鸟枪的故事》《我爱》《哈喽，胡子！》《再见吧，延安》，综观这些作品，民族的命运和民众的生活，在强烈时代情感的熔冶下，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喷涌出来，风格质朴、自然、浑厚而充满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公木的诗歌创作有很强的理论自觉，他提出了“新歌诗论”，认为新诗创作应该向民歌学习，从民间汲取营养。他曾与鲁艺的几位音乐家共同到绥德地区的乡村去采录民歌，后来还与著名诗人何其芳一起，认真加以整理，编印了一本《陕西民歌选》。在这个理论下，公木的诗歌创作追求将艺术审美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节奏感强、语言通俗，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在生死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展现出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公木本身就是一名战士，他深知战争的残酷激烈，对于前线将士的英雄事迹非常熟悉和敬佩。抗敌救国的坚定决心，深厚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和艺术积累，使他能够迸发出丰沛的灵感和创造力，充满了真情实感，在此基础上创作《八路军大合唱》，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八路进行曲》创作于1939年秋冬间。在当时条件下，八路军是以游击战为主，集小胜为大胜，逐步扩大抗日武装和建设抗日根据地，还不能进行大兵团作战，大规模地去歼灭敌人。但这首歌曲所塑造的并不是游击小部队的形象，而是大兵团的形象，有着排山倒海，覆地翻天的力量。在《颁定军歌随想》一文中，公木先生对此作了阐释：“作为郑律成同志的合作者，我深知，或者说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或者说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曾讨论过，也不曾上升到自觉意识的创作理论高度。不过对抗战的前途，有着必胜的信念。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已经深深印入脑际，战略防御即将进入战略相持，最后终将来到一个战略反攻阶段，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在我们心中，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而成的八路军，不只是将会成为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主力，而且它更肩负着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重任。这便是军歌创作的历史背景和主体心态。”在公木看来，这也正是军歌能够久唱不衰的原因所在。

三

我本人出生于1960年。父亲当过兵，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这一代是唱着军歌长大的，后来硕士毕业还入伍到空军政治学院，自己也成为一名军人。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和军歌的词作者公木先生结下师生缘分。我硕士和博士就读的东北师范大学（原名“东北大学”），1946年创建于东北解放区。公木先生和我的博士导师杨公骥先生，那时受组织派遣，从延安到了东北，成为该校最早的创建者，他们毕生保持着深挚友谊。1989年杨先生去世以后，公木先生对我多有指导，并于1990年底，担任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就这样，应公木先生邀请，我博士毕业后来到吉林大学任教，担任公木先生的学术助手，协助他开展国家“七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国诗歌史论”的研究工作。

那时，每隔两三天，我都要去公木先生家里，谈学术、谈工作、也谈他的创作。公木先生很健谈，但他从不主动说到自己。问起军歌的创作，他总是那么谦虚。他常说：“我和郑律成都被留在延安……趁空完成了拟议已久的《八路军大合唱》。我只是写了八段歌词，创作布局，多得力于郑律成同志。”实际上，这是两个有信念、有使命感、有才华的年轻战士心灵碰撞出的璀璨火花。公木先生后来为电影《英雄儿女》创作了气壮山河的主题歌《英雄赞歌》，也同样是这种信念和使命感的艺术升华。

每当唱起军歌，我不禁更加怀念公木先生。回过头来看，他的一生所践行的，正是军歌彰显的信念和精神。公木先生一生经历曲折丰富，工作岗位也常常出现变化。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用一个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因为跟党走、投身民族解放事业是他的人生选择，更是不可动摇的理想追求。公木先生晚年在《假如让我得重生》文章中，曾写道：“天苟假我以年，让我再活一个‘80’岁，我定心不改初衷，继续与历史主线相结合，不是相游离，更不是相违背。”“我相信‘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相信‘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这就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的一位战士诗人，无论遇到多少磨难和曲折，都从未动摇的坚如磐石的信念，是他留给后人的发自衷心、富有远见的告白和召唤。

今天，我们祖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的革命先辈们心中的美好希望，正在日益成为现实。军歌嘹亮，催人奋进，“向前，向前，向前”，我们要弘扬军歌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记者手记

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本报记者 谢颖

1942年，公木以部队文艺代表的身份，应邀出席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座谈会前，当周扬向毛泽东介绍到公木是《八路军大合唱》歌词作者时，毛泽东立即握住他的手，热情鼓励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后，公木感到：大气磅礴而又娓娓动人，高屋建瓴而又深入浅出，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的问题，对于艺术的本质、艺术与生活、源与流、继承与创造等理论和实践问题都给予了明确解决。之后，他怀着一种高昂的情绪投入创作。

郭杰告诉记者，公木先生一直强调文艺创作要与人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要无病呻吟。……军歌所体现的，是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是中国人民民族解放的心声。

在民族危亡时刻，文艺工作者们也是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以历史的使命感和战斗的激情，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展现民族的奋斗精神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唱出了人民的心声，也充分说明，文艺创作一定要紧扣时代脉动，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人民政协报》2022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