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文史学者于著述言谈之中，凡涉及学术前辈之名号者，每以“先生”称之。此承继古来尊师重道之传统，有以彰显儒雅学风，诚可贵也！余之笔墨，亦颇袭之。然素闻称“王国维先生”“鲁迅先生”“陈寅恪先生”“钱锺书先生”诸前贤，以至当世学术名家老师，而不闻称及“朱熹先生”“杨慎先生”“戴震先生”云云，其异若何？细思之，则虽无明文定规，亦颇有前例可循。以余所见，盖大体以时代划分。清代乃至早前，史称“古代”，年代既久，人物无算，为求精简，概可省之。民国以后，史称“现代”，年代稍近，人物相接，为表敬重，每尊称之。窃以为，尊而称之，固然可嘉，简而省之，亦无不可。此在于作者行文之习惯、文体之差别、写作之心境耳。身处二十一世纪，步入全球化时代，固未可强求一律，实亦不必尽然。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可以为训。然近闻《知堂回想录》再版，或谓之“周作人先生回忆录”，则殊觉不妥。盖周作人虽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启蒙之功，而中年以后，沦为汉奸，腼颜事敌，丧失民族气节。此虽令人痛惜，然事实俱在，早已盖棺定论、毋庸置辩矣。周氏阅历丰富，思想复杂，至其文笔之冲淡，洵为上乘，不以人而废言，其书自可出版。然则斯人也，而尊之曰“先生”，实有悖“先生”之雅意。是非之际，焉可泯然！若此类者，直呼其名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