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因为学术研究和个人兴趣的关系，我阅读了较多古典诗歌，也阅读了一些当代诗歌。这种阅读，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使我对自然和社会产生了一些感悟和共鸣，进而产生想要以诗的方式把这些感悟和共鸣表达出来的愿望。这便是产生这本小小诗集的一点缘由。

人们知道，诗要有驰骋纵横、出人意表的想象力，要有充满活力的优美文采和新颖别致的语言形式。即如古人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文章不群， 辞彩精拔”。当然，更重要的，诗要有深刻的思想志向和充沛真挚的情感。古人云“诗言志”，又云“诗缘情”。其实，“志”和“情”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当然，一般说来，前者偏于理性，而后者偏于感性。没有“志”，诗就失去了方向，就没有深邃的洞察力和引人向上的高度；而离开了“情”，诗就会变得苍白贫乏，就缺少生动性、独特性和感人肺腑的力量。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优秀诗人和他们的创作实践，都证明了这个道理。

说来惭愧，我在诗的艺术表现方面，实在是力所不逮，缺少深沉独到的识见和丰富的想象力，也缺少梦笔生花的缤纷文采，写出来的，自然不能算作成熟的诗作。不过，这毕竟是彼时彼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至今读来，也还每感亲切有味。法国批评家丹纳说过，艺术大师犹如参天大树，旁边少不得许许多多小树和小草。既然如此，我愿自己的稚拙的写作，就像小草一样，为参天大树烘云托月，至少能起一点生态背景的作用吧。
   这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名曰《故乡的歌》，是取自其中一首同名诗作的标题。不仅因为自己私心里很偏爱这篇作品，也因为集子中还有其它一些作品，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反复咏唱了同样的主题。

内容包括两部分：上编是新体诗，下编是旧体诗。末尾以近年发表的几篇论诗的文章作为附录。“新体诗”和“旧体诗”合编一册，看似有些奇怪，实则不然。东汉末曹操（及其同时和后来的诗人）既写四言诗，又写五言诗。四言源于《诗经》，其体甚古，当然是旧体诗；而五言出自东汉，在当时显然是新体诗。盛唐时李白（当然不仅是盛唐、也不限于李白）既写乐府诗，又写律诗、绝句。乐府出自汉代，当时已算是旧体诗；而律诗、绝句则定型于唐代，号称近体诗，当然也就是新体诗。唐宋和以后的很多诗人，兼擅词、曲，亦同此例。可见，“古今融通、新旧兼备”，实是中国诗歌史上其来有自的悠久传统。当然，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在今天民族文化传统不断发扬光大的时代里，这应是值得不断探索的方向。

这里的诗作，准确说来是习作，多是忙里偷闲，在手机上写出来的。才思有限，数量不算多，诚如孔乙己所谓“多乎哉？不多也”。但想要表达的感受和想法，还是真实的，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写出之后，略加修改，曾发给一些师友同道，请他们分享和指教。他们也往往很快回信，有的给予鼓励，有的即兴唱和，也有的则指出某些不足，助我改进提高。孔子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能与一些博学多识的朋友们切磋交流，有所进益，实在是我的幸运。

还有一点体会。我总感到，写诗的人，应该读点古典诗论、诗评、诗话之类，即使没有写作上的直接帮助，至少可以丰富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趣味；而研究诗歌（特别是古典诗歌）的人，更应该尝试一下诗歌（包括旧体诗和新体诗）的写作，这样可以积累一些感性经验，在品评古今诗歌作品、探讨其风格、流派、发展的时候，就不至于大发议论、不着边际、给人以“放空炮”的感觉了。我的恩师公木老人（1910—1998），毕生进行诗歌创作，留下了《鸟枪的故事》、《八路军大合唱》（其中之一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人类万岁》等优秀作品；也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中国诗歌史论》、《谈诗歌创作》、《论“第三自然界”》等重要著作。一方面，他从自身诗歌创作的实践，上升到关于新诗发展道路、以至于整个中国诗歌传统的系统阐发；另一方面，又从个人创作中的具体审美感受，上升到关于一般创作规律、以至于诗歌艺术审美本质的精辟揭示。“两者相辅相成，犹如有力的双翼，托起诗人在诗的王国里自由翱翔。”（见拙作《公木的诗学世界》，载《人民日报》1996年6月27日）他的经验，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启迪。我自己做得不好，但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

现在，把这些不够成熟的诗作付之梨枣，不惟弊帚自珍，也希望在更大的范围内向朋友们请教。“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所望焉。

著名画家、汕头市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谢铿兄惠赐扉页画作；马庆洲兄精心策划编辑。诸多友人予以热情鼓励和宝贵支持，酬和、题写这些小诗，使之增色不少。谨此致谢！

                            2015年5月于羊城

                 （原载《故乡的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