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国诗歌艺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异彩纷呈，各具风貌，汇为一条波澜壮阔、源远流长的河流。而兴起于20世纪初期的新诗，则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顺应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演变，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公木，就是在中国新诗的天穹上闪耀光芒的一颗璀璨星辰。

公木（1910—1998），原名张松如，河北辛集（今属石家庄）人。他是一位从普通农民家庭走出来的杰出诗人，是一位经历了风云变幻和战斗考验的时代歌手。他早年身处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关注和探讨中国社会出路和发展前途问题，1930年在北京师大加入了共青团，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组织的活动，开始发表揭露黑暗、鼓动抗争的文学作品，实现了从文学青年到左翼作家的转变，形成了将古典传统、民间形式、外来文化融会贯通的文学思想，以诗歌为武器，毕生投入到民族解放和祖国振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去。

回顾公木诗歌创作的道路，人们首先会发现，公木是一位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叙事诗人。

公木的叙事诗创作，善于生动刻画人物、完整叙述事件、深刻熔铸思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水平，不仅在其自身诗歌创作（主要是前期和中期）整体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以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上，也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卢沟桥一声炮响，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公木满怀爱国热情，立即投身于这场伟大战争。他从北平辗转来到山西，在晋绥军区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创作了长诗《岢岚谣》，叙述一位农民老汉怀着民族义愤，与日本侵略者同归于尽的壮举。这首诗篇幅较长，情节也比较完整。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春季里的三月三日，地点是山西忻州岢岚山区的一个名叫三丈湾的庄子，主人公是六十来岁的娄老汉。当日本鬼子将要进山扫荡时，娄老汉“要走要留左右难。/要走吧？/毛驴正卧病，/房子没人看；/窑里有山芋，/缸中有莜面。/要留吧？——/越响越近，/炮声震破三丈湾，/震得心惊胆又颤。”最后他横下一条心，逃走以前，“打开箱子盖，/摸出一包砒霜面，/碾得细又烂：/撒进清水瓮，/撒进烧酒瓶；/撒进莜面缸，/撒进酸醋坛。/——嘿，叫你鬼子要来三丈湾！”但当他做完这一切，却已来不及逃走，被汉奸小关五带着六七个鬼子堵在了家门口。鬼子和汉奸逼着他烧水做饭。娄老汉感到这正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后锅烧水，/前锅煮莜面。/淘出滚水，/又炒了一锅山芋片。/办好调和，/一件不缺——/坛里有醋，/罐里有盐，/小瓮里捞出一盘腌甜蒜。/烧酒滚得烫烫的，/倒上来两大碗。”最后，娄老汉和敌人一起吃下了这些饭菜，同归于尽，壮烈牺牲了！这首诗写得很悲壮，气吞山河；也写得很真实，有血有肉。诗中对娄老汉没有刻意拔高，他得知鬼子来扫荡时，又想逃走，又舍不得家里的坛坛罐罐，这种矛盾心态，典型反映了一个老农民的特征。当鬼子逼他先尝这些放了砒霜的饭菜时，他也感到极端恐惧：“老娄听见这些话，/像脱手的水桶掉进井，/像断线的风筝飞上天，/眼前的灯光变得暗又小，/眼前的灯光变得像/一片雾，/一阵烟，/地在转，/天在旋，/老娄的两腿在发酸。”但当他想到儿子是一个游击队员，又抖擞精神，毅然吃下这些饭菜，全然没有露出破绽，引得这些鬼子同样中毒而亡。一个普通的农民，怀着民族的义愤，充满了视死如归的无畏气概。这不正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吗？战争的惨烈残酷，被压迫、被侵略的痛苦悲伤，对今天生活在和平发展年代的人们来说，似乎越来越遥远了。但越是这样，不是越应该经常和深入地回顾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力量、全力以赴振兴自己的祖国吗？

来到延安以后，公木的叙事诗创作，更是进入一个引人瞩目的高潮。这时期，他创作了堪称经典之作的著名长篇叙事诗《鸟枪的故事》。诗中以一杆鸟枪为中心意象，从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个农民家庭祖孙三代人为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而前赴后继、誓死战斗的悲壮故事，以家族命运为线索，折射出恢宏壮观的历史画卷，表现了中华民族追求正义和自由的坚强决心，具有英雄史诗的浓郁色彩，应该说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优秀的篇章之一。在写作方法上，《鸟枪的故事》延续了《岢岚谣》的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但篇幅更长了，内容更丰富了，故事更完整了，在语言形式上，也比后者显得更舒展、更自由，更能显示出民歌与自由诗密切融会的特征，达到了叙事艺术的新境界。著名学者孙中田曾指出：“《鸟枪的故事》显然是大众化诗歌历程中的上品。我觉得这篇长诗，是可以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相媲美的。他们以艺术创作的连续性宣示着解放区诗歌的风貌。或者不妨说，以它在解放区叙事诗的前导性，更具有开拓的价值。”^[1]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新文学发展的宏阔历程来进行观察，更能看出此诗突破性的时代意义。而创作于同一时期的《三皇峁》、《十里盐湾》等叙事诗，也呈现出同样的时代风貌和艺术特征，只是由于不断深入民间生活的结果，其民歌风味则是更加浓郁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公木曾有一度在钢铁工业基地鞍山工作。怀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满腔热情，他以工业建设为背景，写下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叙事诗，达到其叙事诗创作的又一个高潮。这时期的叙事诗，以《鞍山散歌》组诗为代表作。这组诗的叙事，不是以钢铁工厂里炉火四溅的生产景象为直接对象，而是选取了钢厂职工家庭中的典型片段，加以生动活泼的描绘，无论是爷爷送孙子上保育院、老职工积极上夜校学习，还是两个年轻情侣之间的小小争吵，都富于温馨的情调，充满了生活的欢乐和进取的精神。如《争吵——鞍山散歌》：“月亮为他们发出清丽的光辉，/花丛为他们喷放浓郁的香气。/他们商量着挑选一个好日子，/想到它就心跳的日子啊！”“他们各为自己单位的荣誉辩解，/带着激情和恼意；/像两把对唱的拧紧的丝弦，/越弹越快越高越急……”“花朵由风吹而香气更浓，/爱情因争吵而更坚更深。/但爱人的争吵总是有头无尾，/不知不觉风停了花枝也不再摇动。”这些诗，在语言形式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民歌体，更多采用了自由舒展、甚至略带些许欧化味道的新诗形式，色彩是那么鲜明流丽，格调是那么快乐轻盈，与其战争时期叙写苦难岁月、充满悲壮色彩的叙事诗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叙事诗创作，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境界。

其次，回顾公木诗歌创作的道路，人们还会发现，抒情诗在其诗歌创作的整体中，作品数量最多，成就也极为突出。

作为一个真诚坦荡的诗人，公木在抒情诗创作中，个性特征非常突出，艺术风格极为鲜明，时代生活的丰富内容，经过其内心世界的富于个性化的体验，在其抒情诗创作中，得到独创性的艺术升华。公木早年就忧国忧民，发表过《时事打牙牌》等揭露黑暗、鼓动抗争的诗歌作品。然而，与其叙事诗创作一样，公木抒情诗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是在他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延安时期。这时期，其抒情诗的代表作，当推《百团大战歌》、《我爱》、《崩溃》、《哈喽，胡子！》、《再见吧，延安》等诗篇。公木在延安时期的这些抒情诗，和艾青、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一起，在浴血抗战、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紧贴全民族的脉动，以诗的语言，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其中，《百团大战歌》等作品，热烈讴歌了八路军将士英勇无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表现出激昂奋发的战斗精神。“百团大战”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战役（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据史料，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正太路交通；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继续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并摧毁日军深入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据点；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可贵的是，《百团大战歌》写作于1940年10月1日，正值战役第二阶段，在烽烟四起的险恶环境中，诗篇犹如激昂的号角，发挥了振奋士气、鼓舞民心的有力作用。

在延安，公木一方面创作出许多反映广大军民战斗和生产、歌颂他们顽强精神的作品，另一方面还写下不少抒发自己内心世界丰富情感的诗篇。这些诗篇，以《希望》、《冬夜》、《自己的歌》、《哈喽，胡子》为代表，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来自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在陕北的风沙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从小我走向大我、不断砥砺意志、消除困惑的成熟过程。如《自己的歌》所写：“白昼，/我以理性与意志的剪刀，/把昨天的葛藤铰断。/踏着现实的条石/铺成的大路，/在伙伴的洪流里，/奔向明天。”“而黑夜，/死去的魇魔，/又在梦里复活。”这种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彷徨，应该不是诗人独有的心态，但像他这样严肃犀利的自我剖析，在当时延安的诗人中似乎还不多见。诗篇最后，诗人终于迎向白昼的光明，发出响亮的呐喊：“起来，/投向前进着的行列里！/负着我肥硕而又沉重的背包，/让我的步子，/踏得更有力些，更有力些呵！”由此可见，一个人，也许他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完美的战士，但只要他勇于在战火硝烟中不断锤炼自己，就一定能实现壮丽的凤凰涅槃。

在最受诗人自己偏爱的《哈喽，胡子》诗中，他这样写道：“哈喽，胡子！/但是为什么在年轻的伙伴中，/你总显得如此孤寂又如此沉默呢？”其实，“胡子”这个以朋友的身份出现于诗中的人物，不正是诗人自己的形象写照吗？对战斗的渴望、对胜利的信念，永远是其诗篇中的主旋律：“哈喽，胡子！/我不想再多说什么，/我们都不是喜爱剖白自己的家伙。/让我们再紧紧地握一握手吧！/下次见面该是在庆祝最后胜利的会场上，/长白山的倒影跳动在鸭绿江的浪心，/你密长的胡须也许要染上几星白霜；/而我一合眼仿佛就看见了/那白霜上镀一层欢笑的红光。/那时候孤寂和沉默将不会再伴随着你，/你该也习惯于高声地欢呼，/学会放开喉咙歌唱了！”诗人仿佛神奇的预言家，这首作于1942年3月的诗篇，不仅预言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也预言了诗人自己后半生与白山黑水的不解之缘。

新中国建立了，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几代人浴血奋战的光辉胜利，这给公木心中带来无限欣喜，澎湃的激情，让他的抒情诗创作达到了第二个高潮。最能代表这时期创作风貌的，就是他的抒情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这首诗写作于1949年10月1—2日，可以说是新中国迎来的最早的报晓之歌。其中无比激动地写道：“我从一座高大的饰着松枝的拱门中走出，/巨幅的绣着镰刀锤子的红旗/和五星红旗交叉在门首上，/十月的高空里，/掠着彩云，迎风飘扬。/我阔步行进在大街当中，大街已经淹没在旗帜的海里了。每个人脸上都笑开了花，和那旗面一样鲜红。”诗中没有忘记每一个为这一天而战斗过的人，也没有忘记每一个为这一天而准备的时刻，同时又把他自己深深融入这时代的浪潮里。广阔的胸怀，昂扬的情绪，个人内心世界与外部时代生活的密切结合，构成了公木这首诗、以及此时期作品（如《鞍山行》、《寄鞍山》、《灯标船颂》等）的基本格调，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创作，起到了道夫先路的作用。

公木的理想信念是无比坚定的，他发自内心深处的颂歌是嘹亮有力的。同时，他对新社会依然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也是深恶痛绝、毫不留情的。在他的抒情诗中有相当数量的讽刺诗，对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进行了辛辣的抨击。这类作品，以《“忘我精神”》、《爬也是黑豆》、《在站长室里》为代表，而在《据说，工作就是开会，开会就是工作》诗中，则运用了夸张、甚至怪诞的手法，对官僚主义的危害，加以透彻而生动的揭露，并大声疾呼：“你说，你不知道/这种病症的名字？/我告诉你：官僚主义！/——恶性的官僚主义！”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给每一个读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灵震撼。

公木晚年，随着生活阅历更加深广，思考的范围也更加开阔，进而上升到人生和宇宙、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根本问题，形成了独到的思想，并以哲理诗的形态表现出来，从而为其抒情诗的创作，开拓了又一崭新境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人类万岁》这一具有某种剧诗意味的长篇哲理诗。诗中以“时间”、“空间”、“人类”三者的对白为主，间以“插科”、“旁白”相穿插，以内涵丰富的语句，表达出人类在茫茫时空中奋勇前行、有限与无限交融为一的终极性意义，即如诗篇结尾所昭示的：“时空无穷极，自然永生。天地有大美，人类万岁。”此诗初稿于1957年，定稿于1988年，前后超过三十年，可见诗人思悟之深、用力之勤！而其语言形式和结构特征，则令人联想起郭沫若的代表作《凤凰涅槃》，两者在哲思的表达上，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间的传承轨迹昭然可见。当然，和郭沫若等一样，如何在诗歌创作中，真正把深邃的理念转化为鲜明的意象，对公木来说，也仍是有待进一步提升的课题。但这已足以表明，公木不仅汲汲于民间诗歌的自觉继承，他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也是高度重视的。

第三，回顾公木诗歌创作的道路，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他曾创作出许多非常优秀、脍炙人口的歌词作品。

公木毕生坚持不懈地探索“歌诗”的规律，在配合音乐的歌词创作方面，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他的歌词创作，表达了战士的情怀，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当然，这些歌词作品，本身也是而优美雄壮的抒情诗，有些还带有一定的叙事色彩，不过，鉴于其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和综合性文艺价值，将其单列一类，还是很有必要的。

谈到公木的歌词创作，人们立刻会想到《八路军大合唱》，特别是从其中一首《八路军进行曲》演化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当年，公木在延安结识的战友中，感情最深挚、关系最紧密的，是杰出的朝鲜族音乐家郑律成。1939年初，公木调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他利用业余时间大量进行诗歌创作。他曾回忆，抗大总校东渡黄河、迁往敌后，“我和郑律成都被留在延安……趁空完成了拟议已久的《八路军大合唱》。我只是写了八段歌词，创作布局，多得力于郑律成同志。其中《军歌》和《进行曲》两支歌，被军委政治部正式追认，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得到广泛流传。”^[2]这话虽包含着谦虚成分，但由此也可看出，《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是非常成功的，当时很快就流传开了。《八路军大合唱》包括《八路军军歌》、《炮兵歌》、《子夜岗兵颂》、《八路军进行曲》、《冲锋歌》、《快乐的八路军》等八篇，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意境深邃，形象鲜明，感情激越，音韵铿锵。1939年10月，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传唱各地，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1940年夏，《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刊发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受到中央军委的正式认定。后来，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八路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被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成为激励广大将士奋勇杀敌的嘹亮号角。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广为传唱之后，1988年7月，这首歌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邓小平签发，正式颁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体现了我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反映了我军的战斗历程。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将使广大指战员更加振奋革命精神，激发战斗热情，增强革命军人的光荣感、自豪感和使命感。”

公木的歌词作品，还包括他1950年为电影《高歌奋进》所创作的片头歌、1951年为电影《白毛女》所创作的片头歌、1959年为歌剧《青林密使》所创作的主题歌、1978年为电影《豹子湾的战斗》所创作的主题歌和片尾歌等许多作品，都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他曾为著名民歌《东方红》的改编，付出了很大心血。他还为自己参与创建的东北师范大学（原“东北大学”）和工作数十年的吉林大学，创作了铿锵有力的校歌歌词。而在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还是他1963年为电影《英雄儿女》创作的主题歌《英雄赞歌》，这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著名的经典性插曲之一。“烽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 /舍生忘死保和平。/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伴随着银幕上英雄王成高呼“向我开炮”、手握爆破筒冲向敌阵的壮烈画面，歌曲把志愿军战士英勇无畏的气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令人敬仰，催人奋进！应该说，公木的歌词作品，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第四，回顾公木诗歌创作的道路，人们还会发现，他晚年在旧体诗创作上，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局面。

经历了1958年那场风云突变的“反右”扩大化之后，公木后期诗歌风格转向沉郁深邃，在体裁上，也逐渐向讲究格律的旧体诗靠拢。尽管如此，对于时代的关注、对于现实的思考，仍然一直是其诗歌创作不曾改变的根本主题和内在动因，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人生遇到怎样的坎坷，乐观开阔的胸怀没有变，坚定执著的信念没有变。

公木的旧体诗，无论平仄、对仗，都合乎传统的格律，显示出深厚的旧学功底，但是，其格调是全新的、其精神是现实的，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旧瓶新酒，是打破了传统文人吟风弄月、为文造情之病的时代强音。且看其《世纪谣》一诗：“紫气东来大化新，/锦云何惧倒寒侵。/幽灵转世中华相，/古树著华举世珍。/贯耳酸雷招旱魃，/浇头酸雨惹妖氛。/回天赖有鲁阳戟，/犹待攀登披荆榛。”诗中以传统的七言律诗的形式，高度凝练地回顾和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第一联，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进程。第二联，写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古老的国度焕发了蓬勃的朝气。第三联，写出了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危害，体现出痛切的反思态度。第四联，写出了全面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华民族激发出强大精神动力，正在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全诗从宏大叙事的角度，体现出深邃的历史观，并将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融入其中，比喻生动，语言精练，使七律这种古雅的诗歌形式，展现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全新艺术风貌。也许公木晚年的许多旧体诗，没有像其中年的新诗体的叙事诗和抒情诗一样，产生那么广泛、那么深刻的社会影响，但其独特风貌和与众不同的创新之处，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著名诗人臧克家曾颇为感慨地写道：“公木同志是著名诗人，也是著名学者。……公木同志新诗写得好，旧体诗也很有功力。”^[3]这段话，言简意赅，精练概括了公木诗歌创作的成就，是令人信服的。

总之，公木的诗歌创作，发出了时代的歌声，体现了战士的情怀。他以笔为武器，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事业而呐喊，他信念坚定，斗志昂扬，无论是在人生的顺境中、事业的高峰上，还是在人生的逆境中、事业的低谷里，都能够奋勇前行、决不退缩。时代的浪潮，个人的情感，交汇成其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和丰富多彩的变奏，鲜明生动而又深邃独特，以其与众不同的艺术风貌和杰出成就，在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令人难忘的一页。

[1] 孙中田《公木与四十年代诗歌》，见刘中树等主编《道德文章，高山景行——张松如（公木）教授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2] 公木《自传》，见《公木文集》第一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3] 臧克家《诗人学者集一身》，，见刘中树等主编《道德文章，高山景行——张松如（公木）教授纪念文集》，第197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