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时空条件等原因，各时代的文学并非重复或雷同，而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呈现各自的时代色彩。从这个意义上，王国维先生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是颇有道理的。但在断代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古来学者所投入的精力、所依据的标准并不相同，凡涉及到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域或时代，则往往囿于狭隘的正统观念，一概视为其文化落后不足观，而对其推动中华文学由多元融为一体的重要贡献缺乏认识。金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冷落局面和偏颇看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多年来，周惠泉研究员勇于突破历史因袭的偏见，专心致力金代文学的研究，沿波讨源，见微知著，理论与历史并重，宏观与微观结合，为科学地认识金代文学（以至文化），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做了了很大贡献。最近，他又出版了《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一书，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展开广阔的视野，提出精辟的见解，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金代文学发展的过程，高屋建瓴地总结了金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从而使此领域的学术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翻开《金代文学论》，首先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即这是一部多层次、全方位的对金代文学进行综合系统探讨的著作，其涉及范围之广、发掘程度之深，都是超乎以往的。全书包括四部分：金代文学总体观照、金代作家成就研究、金代文人生平考述和金代文学批评综论。这里，既有对金代文学发展历程从整体上加以宏观描述，也有对其中个别文体的具体分析；既有对当时一些著名作家艺术成就的阐发，也有对许多文人生平事迹中疑难问题的考辨。书中还对金元明清直至近现代论者关于金代文学的批评，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全面论述。所有这些，有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上层楼，有的则具有填写补空白的开创意义。例如，关于金代散文，作者认为：“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薄弱的领域，金代散文则是尤为薄弱的环节。”在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后，作者又知难而进，将金代散文的历史发展，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加以细致考察，从而使这一久被遗忘的文学现象纳入研究视野，填补了长期以来的学术空白。再中对焚荡之余的金代文集的爬梳论列，也表现出一种言人所未曾言的开拓精神。

       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善于从整体上对其文化精神特质加以宏观把握，是周惠泉研治金代文学的一贯路数。这部《金代文学论》同样体现了作者理论思维的敏税和深刻。金代既是由北方女真族统治的国家，其文化精神就必然出现某种独到的内容。周惠泉先生在《东北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载《人民日报》1997年9月6日，《新华文摘》1997年11期）一文中，揭示出由于东北游牧民族特殊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它们的文化形态质实贞刚，注重实用，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在与汉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成为中华文化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多元互补历史格局增加了新的因子，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更新和发展。”这部《金代文学论》，更通过大量具体的作家和作品，印证了这一基本观点，如对金初由宋入金的宇文虚中，历不毁誉互见、褒贬不一，作者则力求“把当时具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总的历史潮流中加以认识”，在对广泛史料加以精审辨析后，其结论是：“宇文虚中作为金初文坛的一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在金代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正是在汉民族和女真等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基础上，经过中原地区汉族的先进文化同北方地区、北方民族的草原文化相互吸收，才逐渐形成了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双向交流、优势互补的金代文化。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由于宇文虚中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带给女真社会，从而为金代文化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广阔的视野和精辟的论述概括了金代文化的发展趋势。此外，如对金代最杰出的作家元好问，作者也是从民族文化多元融合、辨证发展的历程着眼，予以高度评价，从而纠正了目前某些论者由于正统思想的影响、对金代文学走向流变缺乏了解而对其作品之创新精神和独特价值认识不足的缺陷。这些看法，一方面以对金代历史文化的全面总结和深刻认识为前提，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对金代文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任何宏观理论的提出，都只有建立在广泛微观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在《金代文学论》中，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史料的搜寻方面，做到了广泛、翔实；在史料的辨析方面，做到了严肃、审慎。因此，其理论观点便显得扎实稳健、令人信服。本书对史料的搜寻和辨析，显示出作者雄厚的学术根底，也表明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作家生卒年的考据，到文集版本的鉴别；从人名、地名的订讹纠误，到失载作品的辑佚勾沉，作者无不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也取得了斐然可观的成绩。如关于金代后期作家李纯甫的生卒年，作者依据其生平事迹（登第、交游等）和有关史料，考定为金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生，金宣宗元光二年（1233）卒，从而纠正了旧说（1185—1231）之误。关于金末元初诗论家王若虚的生卒年，依据《中州集》、《金史》、《大金国志》、《滤南遗老集》等文献，考定为公元1174年生，1243年卒，既解释了有关载籍互相抵牾之处，也纠正了旧说（1177—1246）之误。这些旧说，多出自谭正璧、唐圭璋、霍松林等著名学者的著作，但周惠泉在充分肯定和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不为权威的光环所蔽，勇于革故鼎新，在艰苦探索考辨之后提出已见，其立论坚实可靠，是很有说服力的，再如关于王若虚《论诗诗》中的后四首，郭绍虞等先生认为是“论白居易”的（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443页），在学术界几成定论。周惠泉则指出：“实际上诗中虽然涉及白居易，却是针对金代诗人王庭筠而发，……在这组论诗诗中，王若虚以鲜明的态度和辛辣的语言把王庭筠斗靡夸多、贵巧尚妍的习气同白居易沁人心脾、浑成无迹的诗风加以对比，使之形成强烈的反差。”并结合丰富史料细致考察“王庭筠的创作道路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即其关后期诗风从平易向艰涩的转折。这样，就不仅考订出具体作品的题旨，而且充实了对诗人风格的理解和对文学发展的认识，成为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由事实引导出规律的范例。此外，如辨析《明秀集》中“吴季高”当为“吴彦高”之讹（第64页），《金史·任询传》中“虔州”当为“处州”之误（第111页），以及据《永乐大典》残卷辑补王寂《拙轩集》二诗（第66页），如此等等，都于细微之处显于出作者精深的学识。

文学创作离不开前人开创的传统，文学批评也同样是以过去的研究成果为前提的。在《金代文学论》中，作者设立专篇，系统分析和全面总结了金元明清以来历代学者关于金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这是一项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甘于寂寞和坐得住冷板凳方能完成的工作，但也是一项意义深远、价值重要的工作——因为它不仅大大有助于今天人们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认识和评价金代文学的源流、特征、地位等，而且能够很好地充实和加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建设。周惠泉的著述，恰好从这两个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近年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高，确立学术研究规范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周惠泉先生的这部《金代文学论》，既反映了学术界的最新思潮，又是作者积年研究的心血结晶。它的出版，必将以其丰赡的史料、精辟的观点、谨严的学风、求实的态度，把金代文学的研究推向更新的境界。与此同时，人们也完全有理由期待着更多的高水平、开拓性的著作问世，以期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加强民族文化的建设。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

         《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