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

所谓“生命意识”，是指人类对自身生命所进行的自觉的理性思索和情感体验。生物进化论的研究昭示我们，一切生命体都有着趋利避害、趋生避死的本能，否则这些活灵活现的生命体早已归于灭亡，而根本无法将其族类绵延传承下去。但是，只有进化到像人类那样高级的生命形态，随着心灵世界的不断充实和完善，对于自我生存的方式、价值和意义的反思才得以实现，生命意识才得以形成。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命意识是人类独特的精神现象，也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处在不自觉生存状态的生命体的根本性标志之一。

但是，尽管生命意识是人类所共有的精神现象，或许可称为具有普泛意义的人性，它在处于不同文明序列、拥有不同文化传统人群那里，其内涵、特征和形态却是颇不相同的。比较而言，尽管中国和西方同样存在着自我省察的生命意识，但它在其各自的人文精神领域中所居位置却迥然有别。哲学家牟宗三先生曾经指出：“对中西哲学传统的长期发展加以反省就可看出其不同，我们可以用两个名词来表示。我们可说两个哲学传统的领导观念，一个是生命，另一个是自然。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 nature or external object），这是领导线索。”由此可以看出，生命意识确乎是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重要标帜，它可以成为我们经由传统文化的反思而认识自身心灵世界的基本途径。

谈到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得以形成其独特面貌的根源何在呢？对此，许多学者格外突出地强调了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早在20世纪40年代，钱穆先生即已指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古代中国文化环境，实与埃及、巴比仑、印度诸邦绝然不同。……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阔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藉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但一到小区域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而又可藉着小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繁的接触。”一代代繁衍生成于辽阔土地上的农业文明，作为物质生活的坚实基础，必然会对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活的背景下，“实用理性”成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本质特征，也就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必然。

较早使用“实用理性”这一概念来指称中国人文精神之本质特征的，是李泽厚先生。他在论述孔子思想的整体特征时指出：“这特性是一种我称之为‘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态度。它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无庸置疑，李泽厚先生的论述抓住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主要问题和本质特征，确乎是鞭辟入里的精深之见。而他所谓“实用理性”，与牟宗三先生关于“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的论述，或许有着范围、程度的细微差别，而对于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之本质的理解和揭示，却是颇有殊途同归的相通之处的。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人孔子，曾经站在河畔发出这样的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有感于逝去的时光犹如这滔滔河水奔流向前，无论白天黑夜，永远不会停息，进而联想到人的生命在这苍茫宇宙中是何等的短暂，不禁发出意味深长的慨叹。这慨叹，典型地表达出中国古代的生命意识，具有实用理性的丰厚内涵：一方面，人的生命虽然短暂，在这短暂的历程中人却是自己的主宰者，而不存在任何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可以支配人的命运；另一方面，人的生命既然短暂，就更应该珍惜这短暂的历程中所包含的自我实现的种种可能，而不可虚掷光阴、毫无建树、浪费掉宝贵的生命。孔子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更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者，因为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中国既往传统中主流文化的总结和升华，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础上的，所以它才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和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孔子的生命意识，也同样代表了中国古代生命意识的积极方面和主导倾向。

既然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以绵延不绝的农业文明为物质基础，以深邃清醒的实用理性为本质特征，那么，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反思自我生存的方式、价值和意义的生命意识始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显得非常自然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中国古代生命意识，既经历过广泛的感性体验，也作出过深刻的理性思考——它不仅眷恋于个体生命独特的存在和完满，而且善于发掘个体生命浑融于人类群体中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标举着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主体性品格，而且格外珍惜人类与自然亲和无间的密切关系。这一切，都带有显著的民族印记，也都在作为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的诗歌中得到鲜明而生动的表现。

二、立德、立功、立言：生命意识的基本表现

在稍早于孔子的春秋年代里，人们曾经讨论过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人类如何可能超越自然生命的短暂和有限，而实现生命本质的永恒和无限呢？或者说，如何可能达到“死而不朽”的生命境界呢？当时，一种令人信服的观点认为，家族富贵的绵延不绝，只不过是“世禄”而已，实在算不上“不朽”；真正的“不朽”，应该是“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也就是说，永垂不朽的生命境界，应该包括“立德”、“立功”、“立言”三种境界。这与孔子的生命意识，显然是相互补充、一脉相承的。这种传统的生命意识，对后来中国诗人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时光不停流转，生命逐渐消逝，本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也是人类生命意识的客观前提。但当外部世界随着时光的流转而出现各种鲜明可感的物象变迁，诸如草木荣枯、月亮圆缺、春潮秋雨、鸟鸣雁飞等等，敏感的诗人们心灵中所唤起的生命意识就会格外地深沉而悠长。中国古代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有感于时光易逝、人生易老，曾在著名的《离骚》诗中写道：“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可见他的生命意识是多么地细敏和真切。但这种感觉给他带来的，决不仅仅是无可奈何的缕缕忧伤，而更多的浸透着珍惜时光、热爱生命的积极进取精神，也就是通过人格的自我完善来达到永恒的生命境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时不我待、分秒必争的急切心情。正如诗中所写：“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所谓“修名”，并非虚浮之名，而是指峻洁高尚的人格可以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而实现名垂青史的“不朽”的理想。为了追求美好的人格理想，以对抗现实社会的黑暗，屈原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自然生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他还在奇幻瑰丽的神话想象中让日神驻车，光阴停留，以便自己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实现生命的价值：“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显而易见，屈原的生命意识，与《左传》中所谓“大（太）上有立德”的生命“不朽”理想是连贯统一的，也完全契合于孔子所谓“杀身成仁”、孟子所谓“舍生取义”的生命价值观念，只不过更增添了艺术化和个性化的因素。

可以说，通过“立德”来实现“不朽”，是中国古代生命意识的最高层次；而在屈原的诗篇中，它又得到艺术化、个性化的极致发挥。这不能不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直接的导向作用。当南宋大诗人陆游以八十三岁高龄，站在生命的末端，他还在一首题为《自勉》的诗中激励自己：“节义实大闲，忠孝后代看。汝虽老将死，更勉未死间。”宋末丞相文天祥在抗击元军的战争中兵败被俘，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在《过零丁洋》诗中慷慨表白心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政治家于谦则写下著名的咏物诗《石灰吟》，以象征的艺术方法，表达了自己的生命意识和人格理想：“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惜，要留清白在人间。”在这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远远不再局限于其本身的自然长度，而是伴随着完美人格的升华获得了“不朽”和永恒，世世代代存活于人们心中。

当然，“立德”以“不朽”的人生理想，尽管是中国古代生命意识的最高层次，对于居于多数的普通人们来说，它毕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精神境界，与实际生活显得有些遥远了。于是他们转而求其次，试图通过建立现实的丰功伟业来寻求“不朽”，实现生命的价值。这也就是《左传》中所谓“其次有立功”。东汉末年的曹操，既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又是杰出的诗人。他重视农耕，抑制豪强，唯才是举，以雄厚的实力和超凡的胆魄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起卓越的历史功绩，却对传统的道德人格毫无兴趣、甚至不屑一顾，是一位渴望“立功”而鄙夷“立德”的特殊人物。尽管他怀有横扫千军的铁石心肠，偶尔也会流露出感时伤逝的诗人的敏感情怀。且看其《短歌行》诗中所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在如此简练的比喻中包含着如此痛楚的生命体验，真让人惊叹中国古典诗歌中最能表达生命意识之底蕴的精警至极、优美至极的语句，居然出自一位只在戎马倥偬的政治生涯的间隙写诗抒怀的统帅之手笔。然而，此诗的主旨却是归结到“立功”——即征求天下贤才、建立一代伟业——的政治抱负上来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的《龟虽寿》一诗，尽管从“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开篇，深沉感慨于时光之无情、生命之短暂，接着却转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抒发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同样显示出昂扬乐观、积极进取的生命意识。

比较而言，对于中国古代的广大普通人们来说，曹操诗歌中所体现的以“立功”求“不朽”的生命意识，较之屈原诗歌中所体现的以“立德”求“不朽”的生命意识，显然更接近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实际愿望——尽管人们公认屈原的诗名是至高无上、不可企及的。追求建立非凡盖世的丰功伟业，以使其英名能够超越肉体生命短暂的自然限度，而在千秋百代的仰慕中获得精神的永生；即使现实肉体的自然生命，也因为功名富贵的支撑而富于感性的色彩，开拓出自我实现的种种机缘——这是多少人心中挥抹不去的梦想啊！试举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为例。李白在《行路难》诗中，以豪放的格调和象征性的语言写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其中蕴涵着身居显要、大展鸿图的抱负，表达出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扩充生命意义的强烈愿望，给每个读者都留下难忘的印象。杜甫则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自述，他早年“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其人生的最高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后来虽然历尽人世坎坷，心中不免悲愤交际，他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却毕生未曾动摇。

至于“立言”以“不朽”，即通过狭义的诗歌或广义的文章，来实现生命的价值、探求永恒的境界，虽然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颇为契合，却不是他们愿意在作品中过多渲染的一个话题。魏文帝曹丕固然与《左传》的观点遥相呼应，在《典论·论文》中说过：“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也。”但那或许只是出于高层统治者的宽怀鼓励。李白在《江上吟》诗中似乎自豪得可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可是到了《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中，他却又怀才不遇而愤世嫉俗，对前面的看法作了一番自我否定：“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其实，人们不必责怪李白的自相抵触，古代社会生活的世俗本质，已经决定了单纯以“立言”求“不朽”的人生理想，只能存于那些游离在主流文化边缘的寥若星辰的个别精英人物心中。

应该看到，无论“立德”、“立功”抑或“立言”，不过是古代人们从主观意识上赋予自然生命的超越性价值，在富于实用理性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既然不存在神秘的彼岸世界或真正的来世生活，那么，所谓“不朽”或永恒，也就只能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主要体现为心理学的（而不是生理学的）、伦理学的（而不是宗教学的）内涵。因此，只要时光不断流逝，生命就会逐渐消亡，这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对世界上所有的人们——无论贵贱、不分贤愚——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而对生命的眷恋、对死亡的恐惧、对命运的困惑、对宇宙的思索，也就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生命意识的深层基础。尽管心灵感受能力和艺术表达方式各不相同，诗人们咏叹生命的无数诗篇，早已汇为多重声部的合唱，形成世代回响的旋律。

叱咤风云的一代雄主汉武帝刘彻，在文治、武功两方面都卓有建树，开创出一个最为辉煌强盛的历史阶段。可是，当他面对秋风萧瑟、万物凋零的景象，联想到生命的匆促短暂，也不禁在《秋风辞》中发出无奈的苍凉和忧伤：“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飞。……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的确，人世间的赫赫权威，丝毫不能帮助他逃避无情的自然规律，长寿或成仙也终究只是幻想而已。不过，在中国诗歌史上，最集中、最透彻地咏唱出生命意识之悲哀基调的，还是东汉末年出自一批下层无名文人之手的《古诗十九首》。他们身当昏暗的乱世，“立德”已是高不可攀，“立功”也是远不可及，渺小的生命在时运的险恶涡流中无助地漂浮挣扎，只有从语言的幻境里求得片刻安宁。这组著名的篇章，虽然也以世俗化的笔调承接往昔生命意识的传统：“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但更多的却是痛感世事飘忽、人生短暂，而发出及时行乐、一醉方休的诉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青青陵上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这种苦中为乐、故作轻快的语调，让人读来更觉苦涩和沉重！

当然，真正能参透生死、做到了超脱旷达的，在中国古代也不乏其人。据《庄子·至乐》记载，庄子在丧妻之时，居然鼓盆而歌，并讲出一番人原本来自虚无、又复归于虚无的生命理论——那是哲人的达观，代表着道家哲学的理念。至于说到诗人的达观，则要首推东晋时代的陶渊明。陶渊明虽被公认为最有成就的田园诗人，其实他的诗歌深受魏晋玄学影响，往往渗透着睿智的人生哲理，表现出荣辱不惊、生死不惧、超脱旷达、顺乎自然的生命意识。这集中表现在《形影神》组诗中：“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他看来，无论沉溺于生理感官方面的“醉”，还是执着于伦理价值方面的“善”，都不免伤形劳神、有违自然；只有把人类看作宇宙存在的一部分，把生命看作自然运行的一段落，生亦不喜，死亦不惧，才算探得生命之真谛。尽管对后人来说，陶渊明超脱旷达、等齐生死的生命意识，如同他那淡泊宁静、隐逸田园的人生态度一样，的确是无法企及的峰巅，但陶诗广泛而久远的反响，不正表明了后人对他所怀有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景慕之情吗！这恰好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生命意识的一道别致景观。

三、怀古、饮酒、山水：生命意识的泛化现象

谈到生命意识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表现，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此引发出多种形态的泛化现象，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所谓“泛化现象”，是指诗人们除了正面咏叹时光流逝、人生短暂的生命意识，直接抒发世事飘忽、功名蹉跎的忧伤情绪之外，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还将这种意识和情绪加以侧面的渲染和间接的传递，使之更加含蓄蕴藉、更加深沉丰厚，从而强化了诗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哲理穿透力。在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艺术宝库里，保存着数量众多、风格独特的各种诗歌类型，如怀古诗所蕴涵的深邃的历史意识、饮酒诗所体现的旷达的生活观念、山水诗所流露的亲和的自然态度……等等，外观上固然多姿多采，究其原委，则无不与古代人们的生命意识密切相关，是从这深稳扎实的精神根须上生长起来的奇花异葩，或可称为“泛化”的结果。尽管上述类型的划分，远没有囊括全部的泛化现象，而其彼此间也颇有互通相叠之处，但举此为例略作论述，相信还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一、怀古诗  

富于实用理性精神的中国文化，既然以人伦日常的现实生活为指归，不去作沉迷狂热的宗教玄想，无意于彼岸性的超越，这就决定了它特别执着于从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寻求社会正义和人生价值，从而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历史意识的发达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千百年来，沧海桑田几多变迁，而审视历史的“历史”却从未中断过，其著作之汗牛充栋、地位之尊崇显赫、传统之绵延无际，处处验证着中国古代历史意识之深邃。而历史意识原本是生命意识的延伸和发展——只不过后者关注的是人类作为个体生存的状态和价值，而前者省察的是人类作为群体绵延的过程和意义。所以， “怀古诗”的写作被一代又一代的无数诗人所热衷，也就丝毫不显得奇怪了。

当敏感的诗人们凭吊古迹、缅怀古人，目的不在于理智地探究历史规律，而是寻索那犹如流星般划过茫茫宇宙、倏忽间早已消亡的人类生命曾经留下的光亮轨迹，藉以映照自己内心的无穷困惑，从而体验那神妙而难解的生命之底蕴。初唐诗人陈子昂那脍炙人口的《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幽州台，本是战国时代燕昭王招贤纳士、振兴燕国的标志，而今备受压抑的诗人登临台上，极目于寥廓的天地之间，一种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孤独忧伤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诗中所抒发的，又远远突破了一己荣辱得失之感，而上升到生命意识的深层体验——即人的心灵，可以超越肉体的局限和时间的阻隔，而与遥远古代的另一颗高贵心灵相遇相通啊！如果说，陈子昂是在怀古中浸染着自己主观的际遇和情怀，那么，中唐诗人刘禹锡那同样脍炙人口的怀古诗《乌衣巷》（《金陵五题》之二），则是以平静旷达的语调，相对客观地述说一段历史沧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的，物换星移，王、谢家族的显赫权势早已消逝如梦，而野草依然开花，夕阳依然西下，燕子也依然飞入这早已是寻常百姓的人家。世事无常的深切感慨，寄寓在物是人非的鲜明反差之中，以略带苦涩的滋味让人咀嚼。总之，怀古诗中咏叹生命意识，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数量之多实在不胜枚举，但究其主要倾向，大概不外乎以上两种吧！

二、饮酒诗

自古以来，酒就与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是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汉末年，风气尤盛。当时著名文人、孔子的后裔孔融曾宣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而曹植则在《与吴质书》中表白：“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究其根源，正如王瑶先生在《文人与酒》文中所说：“为什么饮酒之风到汉末特别盛起来了呢？……是在于对生命的强烈的留恋，和对于死亡会突然来临的恐惧。这和古诗十九首以及建安以来的许多诗篇中所表现的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见，这种风气是起因于社会动荡所造成的悲观情绪，及其所蕴涵的生命意识。到了魏晋南北朝，饮酒之风愈益炽烈，“竹林七贤”是其典型代表。据说，阮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嵇康“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他们纵酒佯狂，避祸全身，追求的不仅仅是沉醉迷离的感官刺激，也藉以表露一种与世无争、超脱旷达的生活态度。流风所及，饮酒也就成了许多诗人特定的身份标志，成了历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

酒后吟诗，诗中写酒。中国古代的饮酒诗，大多体现着诗人的生活态度，而往往以超脱旷达为基调，不过有的是直诉衷肠，有的却是别有意味。深解诗酒之趣的陶渊明，归隐田园后曾作《饮酒二十首》，自序云：“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其一写道：“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斛酒，日夕相欢持。”他明知时光匆促、人生短暂，却没有恋生惧死的焦虑和忧伤，而是怀着顺乎自然、随遇而安的旷达态度，用日常平淡的一斛酒、一餐饭，来充实生命的内涵。其十四写道：“父老杂乱言，斛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真味。”可见，他是把饮酒与田园生活、乡情友谊等融为一体，从中亲切地体验出生命意识之“真味”的。而被杜甫称为“饮中八仙”之一的李白，饮酒饮得豪放，饮酒诗也写得豪放。且看其代表性诗篇《将进酒》：“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那是要借千斛美酒浇除自己胸中块垒，在“长醉”中忘却人生抱负无从施展、生命价值难以实现的痛楚和悲怆。“酒”也好、“醉”也好，字面的旷达早已无法掩抑心中火山喷发般激烈的情感，而在《宣城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中只有承认：“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如果说陶、李二位或许趋于性格的动静两端，一般的诗人们又当独具风貌、各不相同，那么纵观古代饮酒诗，生命意识的咏叹则犹如一道主线，绵延不绝地一直伸展下来了。

三、山水诗

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重要的艺术审美特征之一，即情景交融、主客统一的意境创造，同样是与中国民族的实用理性精神密不可分的。当这种实用理性面向人类群体的成长发展历程，它特别执着于以人类为本体的、无意于宗教性超越的历史意识；而当它面向千变万化、运行不息的宇宙自然，又特别强调“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即认为“人”（人类）对于“天”（自然），无须设定其为人格神的绝对主宰而加以膜拜，那么在天人关系上，首要的就是顺应这永恒无际的、人类生存于其间的自然世界本身的规律，以达到密切交融的亲和关系——因为人类生命原本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啊！可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与古代生命意识有着血脉相通的内在联系。由于中国古代诗人们对大自然多抱有这种审美化的亲和态度，所以在他们眼中，宇宙间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与人的生命体验息息相通，已经演化成艺术的有机成分，不可须臾而离之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抒情诗为主流的中国诗歌传统中，山水诗会成为分量最大的一种诗歌类型；为什么客观性的“景”与主观性的“情”，会在诗歌艺术中如此优美地水乳交融！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虽然描写自然景色以抒发内心情感的片段作品古已有之，但直到南朝的晋宋之际，随着谢灵运等人登上文坛，作为一种诗歌类型的山水诗才真正走向成熟。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强调在山水自然的描绘中寓托诗人的生命体验，也为山水诗的勃兴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到了唐代，山水诗的创作更进入了高度完美的艺术境界，并形成了一个卓有成就的诗歌流派，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推大诗人王维。既是杰出诗人、又是天才画家王维，特别善于从声色光影的细微变化中捕捉自然之美；那幽静秀丽的山水风光的描写，蕴涵着淡泊悠长的内心情愫，无可言传的美妙意境，使中国古代山水诗达到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竹里馆》：“独坐幽簧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富于诗意禅趣的语句，仿佛让人的心灵与渺茫无际的自然融为一体，在宇宙瞬间的静谧空寂中体验生命永恒的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古代山水诗并不总是“静”得渺无声响、“空”得杳无人迹。被后人奉为“诗圣”的杜甫，在战乱之后颠沛流离的生涯中，曾写下《旅夜书怀》、《秋兴八首》、《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描绘自然景色的诗篇，将其痛切的家国之感、苍凉的人生之叹，寄托于似乎知情识意的山水草木之间，从而体现出一个执着于信念、永不颓丧的现实主义诗人那强烈的生命意识。而这对后来的山水诗的写作，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