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谓“传统文化”，通常是指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精神。经数千年积淀而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百余年来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难以应付。这迫使“五四”以来许多睿智深刻的思想家们，不能不怀着痛苦矛盾的心情，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极大的困惑与怀疑。

  耐人寻味的是，“五四”思想家们当年苦苦寻索而未有终结的课题，今天又被历史地摆放到我们面前。虽然，历史背景出现了悬殊的差异，民族濒于危亡的政治环境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经济建设成为举国上下的根本任务，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方面的变革较之政治方面的变革，往往需要更深厚、更持久的思想文化动因。所以，用理性科学的方法(而非感性直观的态度)解决上述课题，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我们首先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社会系统不能化约成文化系统，文化系统也不能化约成社会系统；两者之间，彼此独立——但却互相影响。”(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就是说，经济方面的问题，不可能简单从文化方面追究最根本的原因。例如，在僵硬呆板的计划经济正被生动活泼的市场经济所取代的今天，人们终于清楚地认识到，那种完全依靠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管理体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只会造成压制企业和个人积极性和创造力、阻碍经济蓬勃发展的严重后果。于是，一些人企图从传统文化中去发掘其根源。的确，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男耕女织的家庭式生产方式，曾孳生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种重政治轻经济、重德行轻事功的伦理意识，以及“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平均观念，极大地抑制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飞跃的可能性，至今仍遗留着相当的不良影响。但是，我们毕竟还要看到问题的更具重要性的另一方面，即我们今天亟待通过改革来克服的难题，实质上乃是过去奉行计划经济而产生的后遗症，它是一个经济的(而不是文化的)问题，也只有通过经济方面的改革来解决。尽人皆知，计划经济并不是中国传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自然衍生物，它最初产生于那些文化传统与中国迥然各异的东方国家，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相反，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所谓“儒家文化圈”)，则由于市场的催发，出现了经济起飞，腾出“四条小龙”。由此可见，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将自己不够聪明而尝到的苦果，一股脑儿归咎于那些再也不能起而替自己辩护的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前的祖先们身上，归咎于祖先们代代相传积淀至今的传统文化之中。

当然，上述论析决非眷恋亡灵、曲为回护，而只是想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是无法阻滞现代经济建设的，正像它从根本上也无力促成现代经济建设一样。经济稳定而迅速的增长，首先需要的是现代人的正确无误的决策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就目前而言，则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养育和完善，进入良性循环的运行状态。这些，已经在许多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中成为现实，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经济现实。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中既有辩证的思维方式、强烈的现实精神、鲜明的主体意识、坚毅的人格追求，也有等级的严格性、体系的封闭性、教条的保守性、直观的模糊性。所有这些，都必须迎接来自现时代各领域的严峻挑战，在优胜劣汰的历史法则面前经受考验。我们的职责，是站在科学的高度，予以冷静理智、透辟入理的分析研究，为当今的民族文化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精神养料。民族文化只有在继承传统中谋求发展，而不可能在毁弃传统中获得新生。所谓“继承传统”，既不是简单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不是鲁莽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吸收其合理内核，熔铸以时代精神，发展成具有新质的民族文化。

                  （载《新长征》1993年第1期）

  【附记】本文是20年前任教于吉林大学时，在一个青年学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检点旧作，当时的思想表述还是粗线条的，还不够丰满缜密，不过其中为传统文化的辩护、对市场经济的呼唤，倒也流露出一个青年学者应有的热情和敏感。今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已经从“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的了。敝帚自珍，存录于此，聊作往昔岁月的纪念。

                                               2013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