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不仅改造着作为客体的自然，也改造着作为主体的自身；不仅创造着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着丰富的精神财富。这种改造世界、创造价值的能力，世世代代积淀下来，就是人作为族类的总体素质，得以不断的提高。这期间，导向高尚道德品质的德育，导向广泛智识技能的智育，和导向强健体魄精力的体育，固然非常重要；而培养人们审美观念、提高人们审美趣味的美育，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正如马克思在《19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美的规律，不仅可以用来改造外在的物质世界，而且可以用来改造内在的精神世界，是人的心灵更加丰富充实、更加完善健全，从而真正全面地发展起来。这正是美誉的价值之所在。

在中国，虽然“美育”这一概念，直到二十世纪初，才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提出来，但美育的实践和理论，却是古已有之、源远流长的。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这方面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进行总结吸收、发扬光大。

我们先从“美”的字义谈起。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说：“美，甘也，从羊大。”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注云：“羊大则美。”可见，“美”字的本义，是指能够满足人们口腹之欲的大羊之味，也就是说，人们最初对于美的理解和需要，是从它的实用性、功利性着眼的。这是人类审美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普列汉诺夫就曾说过：“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来看待它们。”由于重视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将审美和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产生是很早的。在先秦时代的史书（如《左传》、《国语》）中，就记载着当时人们对于美的意义和作用的各种解释。而最早对美育思想加以系统论述的，当推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

孔子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他不满于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却又无法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于是转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活动方面，据说“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他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开了私家讲学之风。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他那系统的政治思想，亦在其深刻独到的教育理论。对于美育，孔子是非常重视的。他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授弟子，其中所谓“乐”，就是进行美育的专门科目。孔子本人对诗歌、音乐等，做过深入的研究，能诵诗，会操琴。他极为重视艺术的陶冶性情、熔铸意志、培育品格的作用，教育弟子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据《论语》中记载，有一次，孔子的儿子孔鲤庭院中走过，孔子问：“你学《诗》了吗？”孔鲤说：“还没有。”孔子就批评道：“不学《诗》，怎么能讲话得体呢？”于是孔鲤回去就开始学习《诗经》了。孔子还对弟子说过：“你们怎么不学习《诗》呢？学了《诗》，就可以受到启发，可以受到启发，可以认识社会，可以团结同道，可以讽谏时政，而且还能了解许多鸟兽草木的名目。”所有这些都生动地表明，孔子早已把审美教育置于立身养性的重要地位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的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战国时代，道家学派的大师庄子，也提出过精辟的美育思想。他在《庄子·山木》篇中，写下这样一个寓言：阳子要到宋国去，途中住在一个旅店。店主有妾二人，一人美、一人丑。店主却喜欢丑者二讨厌美者。阳子问其缘故，店主说：“美者自以为美，我不知她美在哪里；丑者自以为丑，我不知她丑在哪里。”阳子于是对弟子们说：“记住啊！只有做好事而不骄傲，才能收到人们的爱戴。”这个寓言说明，美的容貌只有与美的心灵相结合，才是真正的美。在这里，庄子实际上是提出了美育与德育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美要以善为旨归，培养人们审美的观念和趣味，也应有助于加强人们道德品质的修养和提高。战国时代另一位著名思想家荀子，则以清晰明确的理性思维，触及了美与善（亦即美育与德育）的相互关系。他在《荀子·乐论》篇中写道：“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总是用钟鼓琴瑟等乐器，来引导自己的志向，娱乐自己的心灵。他们通过奏乐器使自己意志清洁，通过修礼仪使自己行为完满，以致耳聪目明，心平气和，能够移风易俗，使天下安宁美的趣味与善的品德相得益彰。可见，在荀子理想人格的塑造中，美育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国古代的美育思想，也在这时就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后世基本上是循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其主要特征是：既注重审美的实用性和美善统一，又承认美育相对独立，自成一体；既强调学校美育的重要性，也不忽视社会美育的广泛性。如西汉刘向在《说苑·修文》中说：“乐之动于内，使人易道而好良；乐之动于外，使人温恭而文雅。”这是讲艺术欣赏（亦即美育）对培养人们内在的优良品德和外在的优雅举止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东汉卫宏在《毛诗序》中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从诗歌艺术的强烈感染力，揭示出美育的陶冶性情、移风易俗的潜移默化的意义。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起源》中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成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动，发于天成，非由述作。”他在强调绘画艺术“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价值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其“穷神变，测幽微”的赏心悦目、怡情养性的审美功能。这对古代美育思想，乃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关于学校美育，论述较为系统的是明代思想家王守仁。他指出：“今教童子，……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以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金子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他综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主张美育（“诱之歌诗”）、德育（“导之习礼”）、智育（“讽之读书”）的全面发展，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尤为难能可贵。他深刻揭示了美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歌咏，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同上）认为美育不仅可以培养儿童的意志，而且有助于宣泄他们的烦躁忧抑的情绪，使之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这种美育思想，直到今天，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当然，古代也确有极少数人（特别是某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先生），试图从根本上否定美育的意义和作用。宋代程颐即是一例。他说：“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在他看来，诗文创作既然于“道”有害，艺术欣赏（美育）自然就无存在之必要了，唯一的正经事是清心寡欲地埋头读经。所幸这种迂阔之见，并未博得多少人的共鸣，艺术和美育，依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且为后积累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是在古代美育思想的深厚基础上，本世纪20年代初，蔡元培结合西方现代文化，提出了“体、智、德、美”四育并重的教育思想。他指出：“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崇高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他对美育的内容、方法和意义等，都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从而为中国现代美育奠定了基础。在今天，大力普及美育，以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文化素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已成为关乎现代化进程之成败的热门话题。为此，继承借鉴我国古代美育思想的丰富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原载《中小学美育》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