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所出现的巨大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全面快速发展，而且也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不断提升和进步。从学术文化研究方面来说，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探讨和反思在不断的提高和深化，形成了一个颇为繁荣的局面。从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勃然兴起的“文化热”，到世纪之交以来的文化研究中专门之学的广泛涌现，这一发展变化本身，就见证着中国学术文化从宏大叙事的历史悲情，已经完成了朝向方法邃密、态度谨严、思维冷静的理性回归，传统与时代密切衔接，学问与思想水乳交融，，实现了事实认知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近年来在各地广泛兴起、彼此呼应的地域文化研究，如关于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等专门之学，虽然各自所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有所不同，但都高度重视从文献整理、史料辨析、田野调查、民俗考察、方言研究等基础工作入手，进而丰富和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整体性考察和规律性认识，为新世纪民族文化振兴的宏伟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正是基于这种历史条件，岭南文化研究以其丰富的内涵、独特的风貌、崭新的精神，在中国学术文化之林中挺拔而出，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不仅推出了《广东地方文献研究》、《岭南丛书》、《岭南文库》、《岭南学丛书》等一大批水平很高、影响很大的基础性资料和研究著作，形成了诸如华南师大岭南文化研究中心等一批高层次的研究机构，凝聚成一支高素质、富于开拓性的研究队伍，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因此，已有学者提出，用更加规范、更能体现学科特性的“岭南学”这一范畴，涵盖过去通常所谓岭南文化研究，认为：“以岭南地区的历史人文现象为主要对象，围绕着岭南地区所开展的设计历史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文学、语言学、建筑学、传统及现代工艺等人文与自然学科的基础性与综合性研究，均属‘岭南学’的范畴。这一学科建立的地域划分的基础，其核心是岭南独特的文化以及对岭南地域独特性的认同。”关于“岭南学”这一范畴的倡议，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是符合学科发展的现实趋势和未来前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如果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思考，那么“岭南学”（岭南文化研究）的对象，固然是岭南历史人文现象，但作为学科的建立，却不必以岭南地域自囿，而须要着眼于整个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历程和整个世界文明格局演变的趋势。也就是说，对于岭南文化的研究，既着眼于不同层次的空间条件及其相互关联，更要通过这种空间条件，而与流变不居的时间条件紧密结合起来，与岭南地区、与中华民族、与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和格局变迁。这样，对处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岭南文化的发展演变，就可能形成接近于本质的认识。因此可以考虑，以历史变迁为时间坐标，以岭南、中国、世界递相关联的三个层次为空间坐标，形成时空交织的岭南文化研究的三个维度，即地域特征、民族本质、世界背景，由此推进以总结过去、建设现在、指向未来的“岭南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地域特征

千百年来，岭南文化在岭南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无疑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人是生存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的，由此形成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从事精神文化的创造活动。因此，探讨岭南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首先必须关注岭南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们由此而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岭南文化的地域特征，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人们的创造活动而形成和发展的。

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所谓“岭南”，一般指南岭（又称“五岭”）山脉以南，包括今天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岭南地区位于中国最南部，处在热带、亚热带之间，在气候上呈现出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特点，高温多雨，夏长冬短，森林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在地貌上，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山地、丘陵、台地、平原等错综交织，而以山地居多；河流众多，形成以珠江为主体的庞大水系，水源丰富。岭南地区在上古时代是百越族居住之地，秦汉之际成为南越、闽越诸藩国的辖地。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中原地区汉族人较大规模的南迁，给岭南地区带来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精神。但由于南岭山脉这一天然屏障的阻隔，岭南与中原的交通极为闭塞，经济文化发展也相对滞后。直到唐代开元年间，出自韶关的宰相张九龄主持扩建大庾岭古道，岭南地区得到逐步地开发。但在明代以前，这种相对滞后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在生产方式上，岭南与中原一样，也是以农业为基础。除了水稻为首的谷物种植以外，适应着气候湿热、水流众多的特点，渔业、蚕业、果业等多种生产方式也都很普遍。明清时代，岭南地区进入了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岭南具有较长的海岸线，通过瓷器、茶叶、纺织品等出口，对外贸易非常发达，广州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甚至一度成为全国唯一的外贸港口。对外贸易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岭南进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进入近代、现代以后，虽然历经各种动荡战乱，岭南连接海内外的沿海地区，这种在国家格局中具有重要辐射性和影响力的地缘优势，却一直不曾发生多大改变。

千百年来，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岭南人民创造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岭南文化。他们在山高丘多、地少田瘠的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不怕吃苦受累、不断坚持奋斗，这就形成了岭南文化中勤劳坚韧的地域特征；历史上因为战乱等原因，多次出现中原人民迁徙岭南的情况，当地人民和外来人民相互帮助、和谐共处，共同推动着岭南历史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岭南文化中宽阔包容的地域特征；岭南地区交通闭塞，远离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善于在艰苦条件下，从实际出发探索前进，这就形成了岭南文化中低调务实的地域特征；岭南濒临南海，具有很长的海岸线，明清以来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当时那些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关系密切，商业贸易、人员往来都很频繁，思想比较自由活跃，这就形成了岭南文化中开放求新的地域特征……当然，这些文化特征其实并非仅仅存在于岭南，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也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广袤无际的中华大地上。但是，这些文化特征在岭南地区表现的最为集中和突出，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以此代表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应该是符合实际、令人信服的。而这些地域文化特征，通过岭南地区独有的或富于特色的方言、习俗、饮食、工艺、戏曲、音乐、绘画、建筑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出来，体现为思想，凝聚为学问，表达为艺术，融化为生活，就更增添了地域文化的魅力，达到独特醇美的境界。这理所当然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岭南文化的第一个维度。

二、民族本质

一方面，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诸多原因，岭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这是我们进行研究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另一方面，岭南文化又毕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广袤的华夏大地上浸润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血脉的各个区域文化之一，岭南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更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岭南文化从来就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文化形态，尽管有着自己的若干鲜明特性，但它总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存、发展与演变的一种区域文化，它的命运总是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这是我们进行研究时更加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忘记或忽视了这一维度，我们的研究就无法把握本质，自然也就偏离了方向。

现在，人们在探讨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时候，一般是将岭南文化的来源分为本土文化、中原文化、西方文化三个方面。应该说，这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也要看到，如果要说明岭南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受到中原文化作为另一个地域文化的影响，自然是言之成理的。而如果仅仅用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和影响，来代指岭南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就远远不够充分了。因为中原地区尽管一般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中原文化毕竟只是地域文化的范畴，它和岭南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整体下的地域文化之一，用地域性的中原文化来代指整体性的中华文化，当然也就不够全面了。所以，谈到岭南文化的发展，除了要说明各种具体的地域文化基因的表现之外，更要说明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其中的本质性表现及其成因。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是由不同地域的文化构成的，而且是由不同层次的文化构成的。从宏观视野来看，文化可分为两个层次，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所谓“社会心理”，是指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普遍存在的心理、情绪、意念、观点，通过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感性形态表现出来，地域色彩、传统色彩都很浓厚，大多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发生影响，日常交流，世代延续，具有弥漫性、持久性、自足性等特点，且不易随外部影响而骤然改变。有人称之为“大众文化”，虽未必尽当，但也足以说明社会心理的基本特性。所谓“意识形态”，则是指经过社会精英人士提炼、升华、总结、提高的理性观念，凝聚于具体的著作、作品或抽象的制度、关系等形态中，具有理论性、系统性、权威性等特点，往往借助于政府组织或政治权利，对社会生活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甚至成为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超越时空限制进行传播和流传。有人称之为“精英文化”，虽未必尽当，但也足以说明意识形态的特性。当然，这两个层次的文化并不是截然分离、互不相干的，相反，它们互相影响、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土壤，而后者是前者的精华和果实，两者在特定条件下或有矛盾和冲突，而在本质上则是相互影响、一脉相承的。

当我们谈到某种地域文化特征时，当然不能忽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本质。而要很好的揭示这种本质，注意从意识形态和大众心理的不同层次来进行观察，就是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的重要方法。例如，伟大思想家孔子不仅仅是齐鲁文化的产物，伟大诗人屈原不仅仅是荆楚文化的产物，他们更是夏商周文化传统、特别是以礼乐文化为标志的周代意识形态和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生活激荡交合的综合性产物。同样的，谈到岭南文化中所体现的中华文化本质，也应该特别注意从意识形态和大众心理的不同层次来加以探究。如果说在社会心理的层次上，岭南文化中如方言、习俗、饮食、工艺、戏曲、音乐、绘画、建筑等等，更多的是以其独特的地域特征，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那么，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以文言为载体、以传统经典为精神资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以科举教育体系为制度保障、以中央集权、郡县管理、乡族自治为社会结构的一整套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则是岭南文化中所集中体现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本质，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地域文化的范围，而反映出整个民族文化的普遍本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具有核心价值意义的意识形态，如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念、以民为本的社会观念、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中庸和谐的文化观念、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含蓄蕴藉的艺术观念……在岭南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普遍的认同、深刻的体现。明乎此，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轼，贬官岭南，却能在民间发挥如此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影响；明乎此，才能真正理解岭南文化的代表人物，如张九龄、陈白沙、湛若水、梁廷枏、张维屏、陈澧、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不囿于一隅，而是以天下为己任，对推动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各自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三、世界背景

对于岭南文化有所思考的人们，常常会为以下事实而心生感慨：“在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相对中原而言，广东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到了明朝中后期，广东逐渐赶上。到了清代，广东整体得以跻身于先进地区行列。……随着广东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广东相邻的省份，如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广东辐射影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近代以来，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岭南（主要是广东）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辐射作用，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和思想文化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引领作用。那么，所以会形成这种巨大的历史性变迁，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显然，要回答这一问题，仅仅着眼于岭南地域条件已经是远远不够了，因为岭南山多地少、交通闭塞等自然条件，曾经长期制约着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自然条件显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仅仅着眼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自身格局，也已经是远远不够了，因为尽管在明清时代，中国某些地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性质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把岭南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母体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岭南地区的这种历史变迁，首先是与岭南独特的地域条件密切相关的。“由于岭南地区海岸线长，珠江大的出海口多达8个，小的不计其数（黄河只有1个出海口，长江有2个出海口）。因此，岭南与海外关系密切，中外商贸、文化交流在这里十分频繁，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广州从宋代开始就已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其次，是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格局密切相关的。特定的地域条件只有与特定的时代条件相交汇，天时地利，相得益彰，才能形成特殊的优势。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中国城市空前繁荣，商业经济快速发展，手工业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贸易活动日益频繁，时代的发展，使得岭南拥有辽阔海岸线的地域优势，得以很好地发挥出来了。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与世界历史的宏阔背景密切相关的。十八世纪以来，远在西方的欧洲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革命，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制度先进，科技文化发达，军事力量强大，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双管齐下，其目标所向，自然是远隔重洋而幅员辽阔的印度和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在经历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盛世表象之后，俨然以天朝大国自居，实行对内专制、对外封闭的政策，实际上开始进入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面对西方文明明显处于劣势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80多年里，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作为中国近代史肇始之标志的鸦片战争，就爆发在岭南，从此中国以空前的速度,融入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岭南首当其冲，所受影响自然更为深刻而久远。因此，研究岭南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除了地域维度、民族维度之外，世界维度同样是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以时代变迁为主轴，三个维度次第展开，形成历史的整体。近代的岭南文化时尤其如此。因为近代以来，岭南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作用，这是岭南文化内涵最丰富、贡献最重要、影响最广泛的时期。

翻开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几乎所有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变，都与岭南有着直接关联：鸦片战争，打响了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第一枪，也拉开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精英，与广大人民同仇敌忾，捍卫民族尊严、奋勇抵御外侮的序幕；戊戌变法，标志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来自岭南的有识之士，引领一批士大夫阶级中的觉醒者，在内忧外患压迫下，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试图在传统政体框架内进行社会改良的最后努力；辛亥革命，以此前广州黄花岗起义为先导，宣告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下，推翻传统专制政体的胜利；北伐战争，以“联苏联共，扶助工农”政策为指导，以广州为大本营，显示出国共合作的巨大力量，取得了横扫军阀、统一国家的阶段性胜利；广州起义，和同年稍早举行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表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争取全国胜利的历史征程；改革开放，以广东为前沿和窗口，经济特区、市场经济的重要实践在都在这里进行，显示出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怀，通过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开放，重新融汇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格局中来；一国两制，显示了中国人民坚毅的力量、深邃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洗雪了百年屈辱，为国家的最终统一、民族的伟大振兴，树立了光辉典范，奠定了扎实基础。

这些历史事件，发生于岭南地区，影响着民族命运，连接着世界格局。由此可以看出，岭南长期以来是我国最重要的商业都市和外贸口岸，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市场经济发达，商业意识浓郁；岭南曾是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前沿，也是军民奋起抗击侵略的战场，爱国精神强烈，民族感情深厚；岭南是历次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发源地，无数仁人志士献身于崇高的事业，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岭南港口多，海岸线长，多年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与外部世界商业贸易、人员往来、文化交流都很频繁，思想活跃自由，富有包容精神；岭南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地域优势、时代优势得到综合发挥，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所有这些，都是源远流长的岭南文化在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来的新气象、新风貌、新境界，需要我们在研究时，以时代的发展为主轴，在地域的、时代的、世界的三个维度中，进行深入的探究、全面的总结，以推进岭南地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新华文摘》2011年第7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