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为我的诗集《故乡的歌》即将出版了，围绕诗歌和文学写作的话题，与已是知名作家的老友刘嘉陵兄，做了几次比较深入、也饶有兴味的交流。本是通过手机短信交流的，却因为彼此要说的话太多，“短信”也就越来越长，几乎变成“长信”了。即便如此，还是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写下这篇短文。
      回想三十多年前，读研究生时同住一间宿舍，朝夕切磋，共同度过了难忘的三年时光。那时候，正值青春岁月，整日里如饥似渴地探求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到了晚上，躺在各自的床上，也会阔天空，东拉西扯，各抒己见，甚至争辩几句，激动得半夜不能入眠。
      毕业后，嘉陵兄笔耕三十年而不辍，写了许多散文、小说、电视剧本等，真是难能可贵！谈到诗歌，嘉陵兄谦称“不懂诗”，其实他的见识果然透彻精到，不愧是多年写作的老手啊！嘉陵兄认为：好的诗歌“还须多花些时间用于纤毫毕现而以一当十的精雕细刻上，不是要写长诗（那是无能的表现），而要以一当十甚至当百。少用或不用成语及通用语，而全用你自炼出的独一无二的现代诗句，并在时间、空间、多维之间纵横驰骋。”寥寥数语，深得我心。
      接下来，又谈到了诗歌抒情的表达方式。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在手机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弟之写诗，本以旧体为主，算来十年诗龄，遣性而已，粗通平仄，近体而已，古风乐府都不敢碰。新诗偶作，不敢示人。今年因友人怂恿，出了本亦新亦旧的小诗集，才忽唤起写新诗的兴致，连写了好几首。诗无情则不立，但我们这把年纪，不老不少的，过于煽情已不妥当。据说梅兰芳早年演‘游园’‘惊梦’，其中杜丽娘梦见柳梦梅一节，亦有些两性间的挑逗性、暗示性的动作，颇为叫好，而中年以后一概删去了，以其与自身年龄不合故也。我想，文学之写作，亦类乎此。人到中年，阅尽沧桑，情反趋于淡定。而无情亦不成文（及诗）。故情之把握，抒写中拿捏的分寸，殊非易事。适当超然，似更合乎中年人的年龄和阅历。” 回头想想，把文学艺术的表达与创作者（或表演者）的年龄结合起来，观其因果变化，似乎也还自成一说，心中不免有些自得。
      但我的这种自得，确乎没能持续多久。昨晚偶翻朱自清散文，读到一篇《论无话可说》，其中写道：“中年人若还打着上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原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出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到大庭广众去卖弄一般，是殊可不必的了。”原来，我的那些感想，人家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已发过感慨，似乎不劳我再饶舌了。
      不过，事已至此，我反倒愈想进一步弄明白，为什么文学表达与作者的年龄的关系，会这样被人介意呢？
      有人（比如美国新批评派）认为，在文学研究中，内部研究，即对作品的音律、文体、意象、叙述模式等等的研究，才是根本之道；至于外部研究，即对作者生平、性格心理、社会环境、艺术氛围等等的研究，是不必过于分心劳神的。    果其如此，则读一首诗歌、看一部戏剧，只需关注、欣赏作品本身即可，连作者的生平、性格、环境、遭遇，似乎都已不那么要紧了，何况作者的年龄乎？
      可事实又并非如此。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时，一定想要知道作者的生平性格、环境遭遇，也一定很关心作者写作之时的年龄之类。这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罢了。恰恰因为知道这些，对理解作品，是助益匪浅的，所以才会引起如此关心、如此介意。更何况，对文艺作品，人们并不仅仅着眼于其审美价值，也很看重其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也需要对其作者形成一个深入的了解认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表现得尤为突出。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可见，“知人论世”，已成为理解作品的基本条件了。
      既然我们欣赏别人的作品，会关注作者的生平、性格；反过来，当自己进行创作或表演，自然知道别人也同样会关注作为创作者（或表演者）的我们。于是在艺术表达的过程中，就不能不尽量使自己的身份与作品的表达相符合。比如说，使作品中情感的浓度，与自己的实际年龄大体一致，以免出现朱自清所谓“像煞有介事”。特别在抒情性的诗歌或散文的写作中，作者会更介意自己的年龄，更注意采取适合于自身年龄的艺术表达。这既是写作姿态的主动调整，也是人生阅历的必然结果。诗，随人的年龄而成长，也随人的年龄而成熟甚至衰老。思之令人兴叹！宋代辛弃疾的词句：“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大概是最生动的写照。
      从梅兰芳的表演到朱自清的感慨，引发出一点零散的感想，拉杂写来，权作一夕之谈吧。

                                                                                                          （载《南方文学》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