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诗人公木不仅为他的时代和人民贡献出丰富而优秀的诗歌作品，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见的诗歌理论家。今天，当人们全神贯注于歌咏《八路军大合唱》、《英雄颂歌》，或者吟诵《鸟枪的故事》、《人类万岁》的时候，或许未曾联想到，这些脍炙人口的诗歌的作者，同时还在署为“张松如”的本名下，写作出版了《中国诗歌史论》、《第三自然界概说》、《诗论》等一部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形成都了独特而系统的诗学思想。

公木的诗学世界，广阔而深邃，徜徉其间，会让人另有一番同样可贵的精神收获。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大时代，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不能不因社会生活的折射而产生质的飞跃。如何在既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适合时代需要的新诗体，是“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公木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早在30年代投身左翼文学运动时，他就发表了《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一文，强调求“新”而不弃“旧”、以“旧”来充实“新”的辩证关系，提出在民族传统的继承中发展新诗的诗学观点。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探索，在80年代，他把这一诗学观点进一步完善为：“新诗的发展道路”应该是“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在于，它明确而具体地阐述了新诗创作应紧贴时代脉搏和人民生活，通过对古曲和民间诗歌的合理继承，以民族化的形式实现其历史使命，同时，它对外来优秀文化，采取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吸取的而不是排斥的态度。公木自己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既借鉴了信天游，又受惠于惠特曼，民歌体、自由体齐头并进而双获丰收，就是其诗学观点的很好的证明。 

既强调继承和发展源远流长的民族诗歌传统，当然就面临一个如何对这一传统做出准确认识和科学评价的问题。为此，公木在中国诗歌史的广阔领域里，进行了艰苦的开拓和辛勤的耕耘。高屋建瓴，举纲带目，是其研究工作的显著特色。针对过去许多人认为中国诗歌自唐以后即由盛而衰不足观的偏见，他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睿智的理论眼光，令人信服地提出，应当突破过去正统而狭隘的“诗歌”观，举凡曲、赋、歌、谣、鼓书、弹词等源自民间的诗歌体载，都应堂堂正正地纳入诗歌史研究的范围，予以足够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唐以后的诗歌确实有着巨大的创新和发展，不是不足观，而是蔚为大观。一部中国诗歌史，经历了萌生与成熟、拓展与发展、分化与深化、综合与融合等不同阶段，犹如九曲万里的黄河，浩浩荡荡，奔流向前，直至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汇入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对这一过程中一些长期受到忽视或误解的重要问题，如中国古代的民族史诗、歌诗与诵诗的音乐分类、语言与格律的关系等，公木采取沟通古今、融会中外的方式，作出独创性和系统性的学术探讨，从而为中国诗歌传统由过去向着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自身诗歌创作的实践，上升到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深入探讨，进而拓展为对整个中国诗歌传统的系统阐发，这是公木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个人创作中的具体审美感受，上升到关于一般创作规律的全面思索，进而拓展为对诗歌艺术审美本质的精辟揭示，又构成其诗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犹如有力的双翼，托起诗人在诗的王国里自由翱翔。就后一方面，即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而言，公木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他那曾产生广泛影响的“第三自然界”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当人类从原生态的“第一自然界”中，经劳动创造出“第二自然界”以后，本身便成为主体而生存于其间。至于“第三自然界”，则是想象的产物、精神的世界，它作为“第二自然界”的创造性反映，实现了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富于鲜明形象性的诗歌艺术，构成“第三自然界”的重要内容；它既是现实的反映，又是理想的创造；既是被意志所加强、被情感所修饰的认识，又是依照美的规律通过创造性劳动而形成的产品。体现在当代的诗歌创作上，则是强调现实主义精神统摄下的多种创作方法的相互依存、共同前进。这也正是“第三自然界”理论的时代意义之所在。

最近，公木老人主持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诗歌史论丛书》，已经出版问世了。这是一套总结千百年来中国诗歌艺术传统、展现其民族精神的大型学术著作。我们在欣喜之余也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公木诗学的深厚意蕴，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并将它放在与诗人那卓异的诗歌创作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从中吸取丰富的精神养料，把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这个大题目做得更好。

               （载《人民日报》1996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