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120年校牌简史（1902-2022）

导  读：山西大学是一所具有120年历史的山西名校。从清末的“山西大学堂”，民国时期的“山西大学校”和“国立山西大学”，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立山西大学”、“山西大学”和“山西师范学院”，再到1961年恢复原山西大学后的“山西大学”，一路走来，校名多有变化，校牌则更为多变。初步调研结果显示，关于山西大学堂时期的校牌尚待进一步考证。民国时期校牌变了一次，新中国成立初期校牌变了两次，自1961年以来，山大老校门（今西北门）校牌变了五次。西门、北门和南门又分别于1992年、2002年和2015年先后悬挂了不同的校牌。不包括今年5月8日校庆日之前这一次更换校牌，120年来，山大校牌种类数合计为10个，其中手书体校牌7个；校牌变换12次（其中有一种校牌在不同时期和地点一共出现了3次）。回顾山大校牌的变化历史，可以品味发展的成就、荣耀或欣喜，也能体悟征途的艰辛、悲壮或无奈。更希望能催生一种整体向上的信心和力量，砥砺前行，使山西大学的明天变得更加美好！

（一）山西大学堂时期的校牌

山西大学的前身为创立于1902年的山西大学堂，分为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中斋以原乡试贡院为临时斋舍，西斋以原皇华馆学台衙门西院为临时斋舍。1904年8月，侯家巷新址校舍落成，中西斋同时移入。新址正中自南至北依次为照壁、牌坊、大门和大礼堂等。从以下清末照片可见，大门与照壁之间有左右对称的两座牌坊。牌坊匾额分别为“登崇俊良”和“尊广道艺”（笔者按：右侧牌坊匾额字体相当模糊，难以辨识，是马彦奇老师在2012年山大110周年校庆之前，首先确认了前两个字为“尊广”，然后通过谷歌搜索，确认了后两个字为“道艺”）。然而，大门门首或门侧是否有“山西大学堂”校牌则尚待考证。

2002年山大百年校庆之际，在校园复建了山西大学堂旧址民国初期，即山西大学校时期建立的山大校门（笔者按：请注意不是山西大学堂旧校门），并在门首添加了匾额“山西大学堂”。匾额字样取自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5年出版的《地文图志》封面上的“山西大学堂”。

（二）民国时期的山大校牌

（1）山西大学校校牌

1912年，山西大学堂奉命改称山西大学校。1918年，参议院中央选举会将山西大学校与北京大学、北洋大学等七所大学列为国立大学，山西大学被称为国立第三大学。1931年7月，山西大学校奉命改称山西大学。到1937年，山西大学已发展成为包括文、法、理、工和教育5个学院、下设14个系的综合大学。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最为辉煌的时期。

在民国初期，校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917年，拆除了原山西大学堂的大门和牌楼，在原来的大礼堂前面建起了工科教学大楼，同时建了围墙（内围墙）、东门、西门、东房和西房。原山西大学堂的照壁保留，但是照壁两侧增加了围墙（外围墙）、侧门等（见下图）。2013年，山西大学堂旧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主要建筑物为建于1917年的工科教学大楼，围墙、东门、西门、东房和西房。

（2）国立山西大学校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寇逼近太原，山西大学被迫南迁。11月，太原沦陷，学校奉命停课解散。1939年12月23日，山西大学在陕西三原复校，后辗转于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和山西吉县克难坡。1943年4月，学校改称国立山西大学。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太原。1948年7月，山大师生因不满阎锡山的统治，先后迁往北平、张家口。1949年5月返回太原。

在下面这张来自网络的照片上，校牌“国立山西大学”六个字引人注目。据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10月15日。如果拍摄时间属实，那么这个校牌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山大校牌，同时也可能是民国时期的最后一个山大校牌。因为从在京师生返回太原之后到新中国宣告成立之前这几个月，该校牌可能就已经悬挂在校门上了。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山大校牌

（1）1949年至1953年的校牌

新中国的成立使山西大学获得了新生，在“坚决改造，稳步前进”方针指导下，经恢复、改造，山大很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一所工、师、农、医、财、理俱全的综合性大学。自1949至1953年，各学院都得到了发展，工学院与师范学院的发展相对更快。学校最初沿用“国立山西大学”校牌。1951年1月1日，学校改称“山西大学”，遂挂上了“山西大学”校牌。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理学院二部整体迁至山西太谷铭贤学校旧址，更名为国立山西大学理学院 （设数学、化学、生物3个系）。1951年暑期，国立山西大学理学院由太谷迁至太原侯家巷校址。下面第一张照片是国立山西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学生于迁往太原之前在理学院门前的合影。第二张照片则是生物系1952级学生在侯家巷山西大学校门前的合影。

（2）1954年至1960年的校牌

1953年8月，山大财经学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9月，山大工学院独立建院为太原工学院，山大师范学院独立建院为山西师范学院。1953年12月，山大医学院独立建院为山西医学院。1954年暑期，山西师范学院迁往太原市南郊坞城路新址。

在下面这张照片上，校牌上的山西师范学院字样基本清晰可辨。从主楼上的标语可知，此照片拍摄于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在此次会议上，党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四）原山西大学恢复后的山大校牌

（1）1961年至1965年的校牌

1959年初，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即山西省人民政府）决定重新组建山西大学。9月17日，新的山西大学正式成立。因为新的山西大学当时是借用山西师范学院的部分校舍办学，师生规模均较小，人们简称之为“小山大”。但是，到了1961年初，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导致刚成立的“小山大”举步维艰。所以，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将“小山大”与当时的山西师范学院合并为“山西大学”，原山西大学得以恢复。

因为康生于1958年9月21日来山西师范学院视察，并题写了“山西师范大学”校名。在山西大学恢复之后，学校便选取了康生题写的校名中的“山西”和“大学”这四个字作为校牌用字（见下图）（笔者按：中共中央1980年10月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

（2）文革时期的山大校牌

在文革时期，山大于1969年9月成立了“山西大学革命委员会”。在9月19日举行庆祝山大革委会成立大会的当天，“山西大学革命委员会”牌子便挂在了校门左侧门柱上。据魏国明老师回忆：“革委会校牌是红底，挂了没几天”。虽然山大革委会持续了8年半时间（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山西大学百年校史》，中华书局，2022年，第475页），但是据笔者推算，山大革委会校牌充其量只在老校门挂了大约两年时间。

（3）1972年至1977年的校牌

关于这一阶段的山大校牌究竟是谁题写的，多年来一直是个迷。为了解开此谜，笔者首先请教了刘毓庆教授（原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他认为是出自著名书画家朱焰先生（1917-1996）之手（见下图）。

根据刘毓庆老师提供的线索，笔者首先参考《朱焰书画集》，对朱焰先生的书法特点和风格进了观察分析。同时就有关问题与著名书画家张明智先生进行了探讨。张明智先生曾任太原市书法家协会第五、六届主席。他是朱焰先生的忘年之交，17岁便随朱焰习字。通过对照片上“山西大学”字样的观察分析，张明智先生认为，从书写风格上看这四个字应当是朱焰先生所书写。因此，笔者初步判断，这个时期的山大校牌为朱焰先生所题写。

（4）1977年至1978年的校牌

自1977年下半年始，山大老校门又挂上了前述康生手书体校牌（见下图），但是不久又被撤掉了。山大决定撤掉康生手书体校牌，与他的政治问题公开披露有关。在1978年末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出了康生问题。在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组建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了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等的审查工作。中共中央遂于1980年10月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

（5）1979年至2022年初的老校门校牌

1979年伊始，山大便决定更换老校门（今“西北门”）校牌。新校牌“山西大学”四字是取自郑林题写的“山西大学学报”刊名的前四个字。

郑林（1908一1987），原名赵汝森，字林泉，山西永济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山西省政协主席。他同时又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和当代山西书法组织的创始人，曾任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第一届主席，第二届名誉主席。出版有《郑林风范》、《郑林书法集》。

自1979年起，直到2022年初，山大老校门悬挂的郑体校牌与矗立在老校门门内的毛泽东主席塑像一起，成为山西大学的重要标志。万千学子，自己或与朋友、家人一起，在悬挂郑体校牌的校门前拍照留影，将美好的瞬间定格成了永恒。对他们而言，这是进入高等学府的光荣标志，是对友情的真诚宣言，是寒窗苦读的见证，也是奔向新的人生征程的出发点。可能有许多青年学子并不知道校名题写人的名字，但郑体校牌依然是指引他们奋进的灯塔，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美丽的风景。

40多年间，老校门的型制与时俱进，郑体校牌愈显亮丽夺目。尽管百廿校庆之际，老校门的郑体校牌悄然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它所承载的独特文化记忆将永存于万千学子的心中。

（6）1992年至2022年的西校门校牌

1992年9月7日，山西大学新校门（西校门）举行落成剪彩仪式。最初为落地校牌，大体与两侧立柱平齐，随后改为前置落地校牌，最后换成了垂直悬挂式校牌。

（7）2002年至2022年的北门校牌

山大北门是在1980年代附近的教工宿舍楼完工之后开通的。最初十多年一直没有校牌。在山大百年校庆之前不久，对北门实施了一次较大的维修改造工程，完工时便挂上了如下所示的校牌。

据刘维东教授（现任山大美术学院院长）讲，当时做北门校牌时，学校基建处给他提供了一张小照片，上面有老校门和校牌，但不知道校牌上的字是谁写的。他只负责双勾，就是把每个字体的笔画轮廓描清楚。门牌用字大小尺寸由制作部门把线稿放大到合适尺寸，然后填色完成。

最近，笔者对北门原校牌与老校门1961年和1978年的校牌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前者与后二者的字体轮廓非常相像（见下图）。结合上述北门校牌的制作过程，可以推断，此北门校牌就是源自康生提写的老校门校牌。这表明康生手书体校牌最初见于1960年代初期，然后见于1977年至1978年，在老校门被撤掉23年之后，又糊里糊涂地在北门挂了约20年。

（8）2015年至2022年的南门校牌

山大南门起初没有校牌。2015年，实施南门维修改造工程，设计和制作了校牌，“山西大学”四字为姚奠中先生（1913-2013）题写。

据笔者了解，时任山西大学校长贾锁堂为了给东山校区制作校牌做准备，特意请国学大师、著名书法家、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生题写了山西大学校名。2012年姚先生题写校名之后，题字一直保存在学校档案馆。2015年对南门进行维修改造时，基建处根据档案馆提供的姚先生题字制作了南门校牌。

致谢：除了照片6和7来自网络外，其余照片少数为笔者拍摄，一部分引自山西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山西大学百年校史》（中华书局出版，2002），大部分由任富东、李笃信、王学忠、原荣立、陈跃钢、郑钢花、董再琴、郭谦、高维新和温小玲等老师提供。与此同时，薛觉民、荆秀琴、马彦奇、刘毓庆、魏国明、张明智、刘维东和张民省诸位老师为本调研提供了宝贵线索和信息。对各位老师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