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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专访,Social Sciences 期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期刊 Topical Collections 的客座编辑美国刑事司法科学院前院长、罗格斯大学教授 James O. Finckenauer。此次访谈中,James O. Finckenauer 与期刊编辑分享了其研究工作历程,并表达了在当前开放获取趋势下对 Social Sciences 期刊的展望。
学者简介
Prof. Dr. James O. Finckenauer
Social Sciences Topical Collections 客座编辑
博士,杰出名誉教授和教授研究员,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罗格斯大学任教 37 年。他撰写、合著及合编了十几本书以及许多文章、章节和报告。他曾担任美国刑事司法科学院院长和国际有组织犯罪研究协会主席。曾在澳大利亚、中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任客座教授,并在欧洲、亚洲、前苏联、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进行学习或讲学。1998~2002 年,任美国司法部国家司法研究所国际中心主任;2007 年,兼任香港富布赖特高级专家。目前在罗格斯大学担任在线刑法杂志和刑事司法书评的联合编辑,也是牛津犯罪学研究百科全书的副主编。
Q1 您曾担任多家知名国际期刊的学术编辑,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之前的一些编辑经历?与在 Social Sciences 的体验有何不同?
我担任过两本刑事司法领域比较知名且有声望的期刊学术编辑。很多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学者,都希望在这两本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文章发表过程中,我认为寻找合适的同行评审专家相对比较困难。邀请资深学者审稿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资深学者更倾向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往往无法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到审稿流程中;对于年轻学者而言,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进行了严格的同行评审而获得学术声望。而如果年轻的学者想获得晋升,只能把时间花在专注做自己的材料或研究。这样也造成了同行评审人的缺少。这种现象一直是期刊审稿环节的大问题。
如果将我之前的经历与 Social Sciences 期刊的处理流程进行比较,我认为 Social Sciences 期刊的处理流程非常不错,特别是完整性和及时性。我查看了最近关于土耳其酒店经营者文章的审稿报告、关于民主威胁论的审稿报告,以及其他研究的建议和推荐,可以看到审稿人给出了一页又一页夯实且有建设性的评论。我认为这些审稿人以及他们所提供的审稿报告都是非常专业的。对于期刊来说,可以组织如此专业的审稿人进行同行评审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是的,一些审稿人对待同行评审十分严肃认真。
但凡阅读了他们的报告,不难看出审稿人们对待稿件的认真态度。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并倾注了很多想法,完全没有随意应付或者敷衍了事。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Q2 在稿件处理过程中,您的意见总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有一篇稿件,您在接受稿件的评论里说“我们不应该让完美成为优秀的敌人”,尽管部分审稿人仍有意见,您还是决定接收出版它。您还记得吗?
嗯,是的,我当然记得。我在这么说的时候有过顾虑,因为我不确定它会被如何解读和理解。在那个特殊情况下,我们已经经历了三四轮审稿和作者的反馈修改。事实上,我认为这篇稿件已经足够完善于可以发表了。我们难道只需要完美的作品吗?对于一篇稿件,作者总是可以做出进一步的修改,审稿人也总是可以提出进一步的建议,但这不是一个终生的项目,你知道它一定有些阶段限制或者其他局限性。
我认为像您这样有声望的杰出教授对待投稿或作者总是比一些年轻学者更具包容性。
这是真的,因为我认为年轻的学者更多处于一种竞争状态中。我给予包容的主要前提在于,这篇文章是否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意义?是否对潜在读者有价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觉得我不应该阻碍想要获取它的读者。我想要传达的意义在于:它可能不是一件完美的作品,但它总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和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向人们表达,人们需要知道作者在说什么;而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这篇稿件被发表出来,否则人们将无法知道。
Q3 您从事有组织犯罪领域的研究已经 40 多年了,是什么激发了您从一开始就想成为一名犯罪学家的兴趣?
确切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实际上我可能更早就已开始从事这项研究。当我大概 10 岁左右的时候,纽约有一份报纸叫做 Daily News,目前仍在发行;这个报纸会刊登很多犯罪故事,那时我便对这些犯罪故事产生了兴趣。我很好奇:为什么人们会成为罪犯?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那些越轨者都有什么共性?所以到了我要上大学的时候,我决定主修社会学——当时没有犯罪学学科,所有犯罪学的课程都与社会学相关联。
我积极参加了所有能参与的课程。我有一些案例阅读课程,这类课程如果能让你碰到一位热心教授,并让他为你提出有关刑事司法和越轨等话题的建议,你就能有机会创建自己特有的课程资源。就这样,我获得了社会学学士学位。然后我本科毕业后去了部队,在军队中担任一名人事官员。
我在军队中获得了少尉军衔。我是一名人事官员,这意味着我的部分工作是处理军队中的越轨者,就是那些无法适应的、碰壁的、违规的人等。这也触发了我同样的想法:这些离经叛道的人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他们与众不同?是什么驱使他们?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做了什么?最重要的是,社会对此能做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可以为这些人做些什么来让他们复职?这些思考使我对犯罪学的兴趣持续下来。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持续性,我决定去读研究生。当我继续攻读社会学研究生时,我又做了同样的事情。我把我能找到的所有与监狱、监禁、缓刑、犯罪有关的课程都成功修完。我拼命吸收这些课程的所有内容。研究生读到一半,我找到了一份在少管所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九岁读的报纸文章到最后,一直走在这条路上。在我成为教授前,我做过很多与犯罪和司法相关的工作或事务,比如我在警察局和犯罪委员会工作时,我几乎研究了与刑事司法有关的所有问题。我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当成为正教授的机会来临时,我毫不意外且早已准备接受这份荣誉。
Q4 我相信每个社会学者在他们的研究生涯中都可能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以我们的专长,除了当好老师/编辑之外,我们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什么?您对此怎么看?
举个小例子,我在写博士论文时,正在新泽西州的警察培训委员会工作,他们工作的重点是警察的必修培训课程,为警察的培训方式设定标准和目标。我想到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警察是否接受了充分和适当的培训,这些培训是否符合社区和人们对警察的要求以及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警察?所以,我把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变成了我的毕业论文——我设计了一项研究,深入社区以了解人们对警察的期望。我和我的妻子亲自进入了社区,我们创建了样本,采访了人们关于他们与警察的经历;他们认为哪些经历是消极的、哪些是积极的;他们认为警察做对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等。我将这些都记录了下来,后来这些资料成为了新泽西州警察培训课程的一部分。
这个项目也带来了很多其他收获。但我认为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它影响了警察对自身如何完成工作的看法。警察整天与人打交道,而且他们经常与有问题的人打交道,那些人可能处在犯罪频发的艰难处境中。但是对于那些人来说,他们一生可能与警察只有过一次接触,那么这一次的经历就塑造了他们对警察的看法。我并不是指接触到警察的个体,而是他们以一个警察的职务身份与你接触。因此,警察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每次他们与个人产生交集,这些人都会产生对警察的看法。离开后,便会将自己的经历与邻居、朋友或是家人诉说。就像一个水坑,你丢下一颗石头,水波纹就会扩散开。警察需要明白,他们不应该驱赶那些人,或对他们不理不睬、讽刺等,因为人们会把这些经历牢牢记住。
基于以上情况,现已有一套完整的执法理论。这个概念既像文化也像法律,当人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公平对待,他们也会给予正向的回应。如果人们有机会发表意见,并且相信事情是公平的,不管他们被捕、必须上法庭或是被判刑,只要他们认为这个过程是公平的并且他们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他们就更容易接受;而如果他们认为事情不公平,他们没有机会发表意见或他们的观点没有被考虑等,他们就不太可能支持和顺从。这不仅适用于警察,也适用于检察官、法官等。公民对执法者只有有限的认识和了解,因此仅仅是某一次事件也可能永远影响公民对刑事司法系统和法律的看法。
Q5 您也曾在各种组织、研究所甚至科学院工作过。例如,您是刑事司法科学院的前任院长。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机构吗?它的使命有什么不同,或者您在其中有什么有趣的经验?
我以刑事司法科学院为例。美国有两个主要关注刑事司法问题的机构,一个是美国犯罪学学会,另一个是刑事司法科学院。它们中的成员有很多重叠,很多犯罪学家都同时加入了这两个组织。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国犯罪学协会更注重研究、学术活动和学者交流等;而刑事司法科学院有自己的一些学位,但他们更侧重于刑事司法教学。
刑事司法科学院专注于课程设置,主导该领域的课程表设计,比如犯罪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学习什么课程?如果他们主修刑事司法,他们应该选修什么课程?按什么顺序选修?以及诸如谁来教授这些课程之类的事宜。我在担任刑事司法科学院院长时,发现很多学校提供的名为刑事司法的项目真的很糟糕。主要是因为资源不足,这里经常出现数百名学生和一位教授的项目,资源分配十分不合理。所以,他们会聘请所谓的兼职讲师,这些讲师通常是警察或检察官,他们会来学校教授课程。但他们不是全职教师,无法一直为学生提供指导。因为他们可能白天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只能晚上来上课。这种仅依靠一个人为所有的学生提供课程指导的项目,其功利性远超出了该项目所带来的教育价值。但政府和学生却不得不为此买单。
所以,我作为院长期间的目标之一便是避免此类现象。我们制定了更合理的刑事司法项目课程表、相关配置以及管理标准,按照学生人数配备一定数量的教职员工,这些教职员工必须具备相关的资格,而不能只是一个警察。因为,警察仅仅是他们的职业经历,这不足以使他们成为学术人员或赋予他们教授学生课程的能力。
Q6 您认为未来应如何促进科学出版的包容性、多样性和严谨性,尤其是对于开放获取出版商而言?
目前,多样性是各种环境中共同的趋势。我们需要多接触年轻学者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美国在犯罪学研究等方面占主导地位,然而,这逐渐形成一种固有的依赖,导致这个领域中几乎都是单一地采用高度定量的研究视角。例如,现在美国的主要期刊中有大量的定量研究,导致现在每个年轻学者都认为:如果没有大量的或非常复杂的统计分析,我的研究便不会被发表。所以每个人都试图在量化研究上超越同行,我认为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不是我们不应该做任何定量研究,而是我认为我们应多考虑定性研究、民族志研究等别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尊重美国以外的研究方法,以此带来不同的文化因素。例如,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如何对待关于警察的相关问题;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如何看待警察;他们与警察交往的哪些经历正在塑造他们的看法;我们需要接触到相关人员,并做定性的研究。而且我认为这些因素都会让研究更加多样化。也许这又回到了“不要让完美成为优秀的敌人”的话题,即不要仅仅因为一项研究没有最复杂的统计分析而将其拒之门外。如果它有重要的观点要传达出去,试图讲一些其他人没有说过的话,那这篇文章就很重要,便应当被发布以便人们从中学习受益。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研究都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而每一篇文章就像是一级级台阶,走上阶梯才能登高望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包容性与多样性。
Q7 您对打算从事这一领域的年轻学者有何建议?
从事一项研究事业,首先应该找到一位导师。从所在大学的系里找一个在该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可以向他坦诚地说出你的想法,因为导师的指引是打开大门的钥匙。总有人能够为你打开大门并为你做更多的引荐,我也曾从中受益。我之所以能够参与到俄罗斯的研究项目,是因为我有一个同窗在联合国工作过,他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有一些俄罗斯同事,通过他我得到了引荐。像大多数人一样,刚进入领域内时,你不认识任何人,那么你认识的第一个人可能就是你的开始。找到你所感兴趣的领域的教授,去和他们交谈,你就会了解并且认识到一些人。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愿意成为一名导师,但只有主动才能产生机会。因为教授不会主动找到你,你必须主动去找教授。你需要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了解这个领域的人,也许他们不想亲自带领你,但他们会推荐其他人。那么,通过一个个关系链,你便能走进这个领域。其次,也需要积极参加会议。当你的研究领域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时,看看能否参与其中。去会议上认识人,这些人或许不能为你提供突破性的帮助,但凡你开口产生了交谈,你便能通过联系一个人而获得与另一个人交谈的机会。如果作为学生表现得太害羞,不太愿意做这些事情,就不会有更多的机会。只有抓住机会主动出击,才能让自己为人所知。
您觉得教授是否乐意为年轻的学生或学者提供一些机会?
大多数教授都会。
所以他们要尝试去敲每一扇门?
是的,我并不能保证每一位教授都是这样的,但有些教授更加以学生为导向。我认为在较小的项目中,你可以获得更多的个人接触机会。如果你在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学校,那里有很多教授,他们可能只知道学生的学号而不认识其中任何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开辟出自己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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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Emeritus Prof. Nigel Parton,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UK
期刊下设 11 个栏目,涵盖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工作、政治科学、人类学、犯罪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历史及国际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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