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家店”有其名，“打倒孔家店”有其实

                                                  ——“打倒孔家店，对话孔夫子”莫非胡适本意？

                                                  ——“打倒孔教”可能更能表达五四先驱们的心声

                                                  —“孔教”的毒瘤是“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专制)

   近年，有一些考证提出，五四时期并无后来盛传的"打倒孔家店"旗号，因而认为，将“打倒孔家店”视作五四精神是历史的误会。

   尽管我对五四所知甚少，然而，由翻案文章直接引用的鲁迅文字可以间接地推得“打倒孔家店”的现实存在。

   不少与五四相隔不远的亲历亲闻者及诸多研究者均认为“打倒孔家店”属实，我想，他们的声音是不能轻易拒绝的。仅凭字面上没有发现五四前后与“打倒孔家店”五字完全对等的语句，就简单地视为陈伯达的编造未必合适。陈伯达将之归纳为“打倒孔家店”，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共鸣。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在凤凰卫视的报道《新文化运动从未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口号》（附1）中提到的鲁迅文章中就可看出强大的“打倒孔家店”的社会愿望与社会现实的存在。

   凤凰网的《后合法性时代的儒家制度化重建——民国后的康有为》中却清楚地写道：“当时的一部分青年人似乎陷于一种急于与自己的传统割断联系的狂热之中，而对于儒家思想和制度化的儒家的攻击则是这种割断联系的主要手段。在这些激烈的言辞之中，鲁迅的小说和吴虞的论述在青年人的心理引起了最为激烈的震动。在发表于《新青年》四卷五号的《狂人日记》有这么一段描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将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义道德’看作‘吃人’，是感到自己身处在铁屋子的黑暗中的鲁迅的‘呐喊’，很快获得了众声应和，吴虞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礼教与吃人》来为礼教吃人做史实上的证明。吴虞对孔教的批判态度可能是正适应了时代的需要。问题的实质并非是对孔子的教义进行重新评价。‘吴虞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足见吴虞的言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力，按周策纵的原则与制度的虚伪与残酷。战斗的关键是反对僵化了的传统，而儒学则是这一传统的核心。陈独秀也承认孔教并非一无是处，但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只能两者居其一。陈独秀《答佩剑青年》说:‘记者非谓孔教一无所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

   安徽省社科院张忠平的《尊崇孔夫子 打倒孔家店——胡适对孔子和儒教的不同态度》（http://www.doc88.com/p-306883848628.html）我觉得比较合理。这篇文章我觉得有理有据，值得一读。现摘录部分妙语如下：“胡适的以上谈话告诉我们，孔子是孔子，孔家店则是打着孔子商标的冒牌货，二者不可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附6孔子研究院网站文章明确说明“打倒孔家店”首用者为郭斌，并非陈伯达。这篇文章的考证似乎很有份量。不过，附6中仅说出自郭斌的一篇文章。如果将来能发现郭斌的原文就有说服力了。

附1：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0_02/20/350052_1.shtml

新文化运动从未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口号

附2：凤凰卫视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kangyouwei/200905/0522_6499_1170448_10.shtml

后合法性时代的儒家制度化重建——民国后的康有为

附3：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摘录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架装。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迎牟尼和苏格拉第高瞻远瞩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附4：http://blog.ifeng.com/article/31308371.html

                                                        胡适“打孔家店”并非要“打倒孔家店”

                                                                  2013-12-05 15:45:53

                                                                         文/吴荣

   画家吴欢今年七月份出了本《吴欢酷论》，未曾读过此书，不过偶然的机会在他的新浪博客看到该书的序言《胡适鲁迅否定历史文明》，以及《吴欢酷论》再版序《再论胡适鲁迅屠杀了中国文化》。捧着对胡适的兴趣仔细地把吴欢的文字阅毕，纵观全文其中心思想紧紧把矛头指向胡适鲁迅“从根本上推翻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与“彻底颠覆和摧毁了国家的文化尊严”，并愤怒“胡鲁这两位爷闯的祸太大了，简直是逆天大罪。其要害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尊严被他们屠杀了”。

   一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条件反射地呈现出来，众人都认为这是胡适当初喊出来的口号，其果真如此吗？画家吴欢在他的《吴欢酷论》中写道“胡适曾力推‘全盘西化’、‘砸烂孔家店’，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中国历史文明和礼教只看见‘吃人’两个字，其他的全没看见，古代的所有先贤哲人全不在他们眼里，好像中国从古至今根本没有过历史文明”。鉴于对鲁迅的不熟悉，先来谈谈胡适在“全盘西化”与“砸烂孔家店”的问题。

   “砸烂孔家店”跟“打倒孔家店”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彻底地否定孔子的思想。记得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称其口号是“打倒孔家店”，跟吴欢前辈所提的“砸烂孔家店”并无二致。如若历史教科书的阐述无误，则画家吴欢的表述亦正确，然而凭我对胡适的一点兴趣研究，一直以来的意识都是胡适并未要“打倒孔家店”，吴欢前辈咬定胡适“砸烂孔家店”便引来我的一点考据。

   李敖在他的大作《播种者胡适》中努力为有血有肉的胡适“画像”，除赞美肯定之外，青年才俊的李敖道出了他的不满心声“例如他以一个曾经‘很热烈地颂扬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这很令极力主张“全盘西化”的李敖失望。从而得知胡适对国学不乏兴趣所在，他亦认真研究起中国的思想文化。

附5：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1206432.html

                                                                    发布时间:2010-01-20 19:46

有意思的是，其他“反孔”精英也都一再声明不反对孔子本人，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打孔家店”，还是“打倒孔家店”？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个感觉，以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盛行的口号，事实却并非如此。
　　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在他的《五四精神新论》一书中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如今能找到关于“孔家店”最早的记录就是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吴虞文录》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家店”。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打孔家店”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此事不好考证。王东认为，把“打倒孔家店”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是一种夸大和曲解，如果要为这个升级版的口号寻找一个起源的话，那就是缘于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  
　　新中国成立以前，陈伯达在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运动学会”时表示，愿意“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不少历史书籍和关于五四的论述中中都可以见到“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道：“五四运动中的‘名将’之一的吴虞先生，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萧超然所著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说：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倒退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历过“文革”后，“打倒孔家店”更是被广为人知，以至于许多人一提到“五四运动”，立刻便想到“打倒孔家店”。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打”只是一种动作，“倒”却昭示了一种结果。“打”的性质侧重于批判，“打倒”就是全盘否定了。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流行开来后，也立刻带动了人们对“五四”的符号性理解，在对传统怀有偏激情绪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彻底性之集中；而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同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则是全面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罪证。这样一来，“五四”就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立体性。
　　王东说，由于长期以来“打倒孔家店”一直被当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于是就导致了海外的一些学者多半藉此把断然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流、精神实质。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周策纵的专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林毓生所著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林毓生提出，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这是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违背的。  
　　林毓生教授的结论极为精彩，但若是五四中没有“打倒孔家店”的话，这个结论就值得商榷。  
　　事实上，像陈独秀这样的思想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肯定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在当时社会情况下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则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  
　　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又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有意思的是，其他“反孔”精英也都一再声明不反对孔子本人，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即便是最激励地抨击孔子的吴虞也连番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  
　　但是不管如何，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急风骤雨后，人们再提起“孔子”这两个字时，感受已与往常大不同了。  
　　1921年，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出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不无心痛地写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以至于“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这又是为何呢？
　　也许鲁迅的一段话可作为答案，他在谈到“袁皇帝”、孙传芳和张邦昌这三个人时说：“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陈独秀深为这种情况感到痛切，“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  
　　那么，谁才是孔子的真正敌人？  

附6：孔子研究院http://www.confucius.gov.cn/Item/795.aspx

                                                                “孔家店”不能等同于孔子

   首先使用“打倒孔家店”这一格式并使之固定化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1935年9月，郭斌和在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一说法。他提出“打倒孔家店”概念，并不是他及南高学派的文化主张，而是将其发明权冠之于五四新文化派。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新文化派是主张“打孔家店”的，而以东南大学为核心的学衡派是维护孔家店的，两派旗帜鲜明，明显对立。在当时那个特定时代，“打倒孔家店”不得人心。南高学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之为“打倒孔家店”的重镇，目的就是以此来反对和攻击新文化运动。

                                结语

肇始于1936年的新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张申府，曾对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和补充，并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今天，我们在学术空气较为纯正的环境下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口号时，必须严格把“孔夫子”和“孔家店”区分开来。“孔家店”不但要打，而且要彻底打倒，但“孔夫子”的精神思想是不朽的，我们要将其发扬光大。谈到救出孔夫子，其实又何尝用得着我们去救呢，你爱或者不爱，孔子的伟大就在那里，不增也不减，正所谓“孔子本自在，救也用不着”。

附7：有“实”无“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25.htm?fr=aladdin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经相关专家、学者考辨，董仲舒并未向汉武帝提出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建议。董仲舒至多提出过“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班固在《董仲舒传》中，也只是说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而在《武帝纪赞》中，班固用的则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些说法显然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对不上号。既然董仲舒没有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因而也就谈不上“汉武帝采纳”一说了。在整个汉代根本就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史实。从学术文化的发展看，汉代相对比较宽松，既没有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坑儒”，也没有后代充满血腥的“文字狱”。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自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 而与他同时代的“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年）则从未承认并使用这一说法。[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