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讲到张学文先生的《青藏高原不是中国和亚洲的水塔》，深以为然。

   本人的专业领域是地理学、水文学，客串语言学研究，想就“水塔”往前深究一步。

   张先生明确地指出了水塔与流域的差异。我想，为什么会造成将河水“源头”当成“水塔”呢？原来是“源头”惹的祸。

为什么中外都将河流的起点称作源头（目前仅看到英文的source，汉语的“源”。其他国家有待考证）呢？我推测将“源头”理解为“水塔”非一时之误，而是自古如此。原因大致有两点：        ……

   我认为，造成人们误将“源头”当作“水塔”的正是人类早期文明的神话传说与浪漫想象，一则河流是人类的生命依托，人们对河流充满崇拜与渴望，追根求源乃属自然；二是河流表面上确系从起点而来，貌似泉水一般汩汩而出。然而，这种“美丽的误解”竟一直延续至近代之前不久。伟大如牛顿，也无法知道河流的源头在哪里。

   河流的源头与人类文明的源头息息相关。“源头”的美好含义也会造成美丽而错误的想象。

  随便举一个百度文库上的问题：“河流的源头为什么多是山上呢？比如长江、黄河。山上哪来的水呢？”是啊，山上哪来这么多的水呢？

   与“河流源头”的发现史比起来，“河流”或者“河水”来源的发现史要艰难得多。目前对于“源头”的误解实际是对“源头”与“河流”来源差异的误解。

    ……

   “Source”与“源”的语言学与文学考证（因时间关系，未作研究。欢迎博友补充）    

   ……

   牛顿的好友、哈雷先生（哈雷彗星以他命名）对河流的来源进行了初步研究，他被称作水文学的三位先驱者之一。

   标题中“万年”的说法仅是形容时间跨度之长，非准确值。据称，埃及的信史已可上溯到6000年以上，然而，直到牛顿时代之前，地球人都没有弄清楚河水的来源在哪里。“万年歧解”的想法也有感于李学勤先生（夏商周断代工程主持人）主张的《走出疑古时代》。我赞成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应当加强人文科学的研究投入，但试图一锤定音就有些武断了。

   我认为，科学性是第一位的，至少面子上的文明长短不见得如此重要。“悠久”埃及不见得乐、“短暂”美国不见得愁。

  本文重在怀疑，提出一个想法而并不是提供一个答案。我认为“疑古”的生命力是源远流长的。

  以中小学生的眼光而言，以单一源头来看，电流越流越少还容易理解（因此靠高压、超高压减少传播损失），河流怎么会越流越多（总体趋势）呢？电流与河流很难进行简单的类比（没有区间入流的不分汊河道径流与电流似乎有得一比）。

   当然，源头的作用不容忽视。它是河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影响深远。正如马季的相声《五官争功》一样，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都是河水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看似源头的起点并没有那么伟大，看似平凡的流域贡献并不弱小（衡量对河流所作贡献的科学标准主要是地球水平面面积的大小，貌似惊人的高度并无显著的作用）。

   总体上一句话：河流的真实来源是全流域降水的集体贡献，所谓河源只是一个点、一个起点罢了，并无独裁之功、回天之力。

   以河流管理而论，河流的源头不同于SARS的源头。SARS的源头切断之后，SARS就销声匿迹。而河流的所谓“源头”即使切断，河流也并不伤筋动骨、新的所谓“源头”立马脱颖而出，继续“逝者如斯夫”（这也说明所谓“河源”的发现并不令人兴奋一样。比如，最近似乎又有所谓长江源头的“发现”）。狭义的“源头控制”是在河流管理、流域管理中是不奏效的。比如，淮河的污染主要不来自上游，黄河的泥沙主要不来自上游，而都是中游。因为河流的真实“源头”是全流域所有点，而并非所谓“源头”之涓涓细流(参见《发现长江黄河新源头》，http://news.sohu.com/20090915/n266745472.shtml)。

 

附1：                                                              《水文学史》摘录

                                  （加）比斯瓦斯（Biswas，A.K.）著， 科学出版社，2007，刘国纬译

   哈利（1656-1742,《水文学史》中译本将Edmond.Halley译作哈利）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天才。人们主要称他为天文学、地球物理学的先驱。……哈利决心设法证实水文循环的后半部分，即有足够的海洋和河流蒸发的水形成降水以补充河道水流。

 

附2：                                                     青藏高原不是中国和亚洲的水塔

                                              张学文  2007.6.3  公布于科学网博客、气象港和个人网站

 

   2007年一篇题为“珠峰冰川消退 亚洲水塔告急”的报道中称：

   喜马拉雅冰川是恒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长江、黄河的源头，被称为“亚洲水塔”。

   我认为这是误导大众和政府的言论。青藏高原不是中国和亚洲的水塔。

   “水塔”是过去城市自来水供水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保证了水塔涉及的片区的自来水供应，没有水塔，片区居民就没有水喝了。

   把喜马拉雅冰川说成是恒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长江、黄河的源头，称为“亚洲水塔”。

   显然是强调喜马拉雅冰川的地位十分重要。如果那里的冰川消失，亚洲、中国的河流就要枯竭！

   很多重要的河流确实发源于青藏高原。但是我认为河流发源于某地区就认定那里是该河流的水分的唯一来源（水塔这个比拟就在强调这个唯一性）完全是两个概念。

   河水的流量是靠流域内广大面积上的降水而形成的。一条河流的径流形成区如果是10万平方公里，那么这10万平方公里面积上的降水都对河水的形成有贡献。我们不能认为只有河流发源地的哪1平方公里，或者1万平方公里（或者那里的冰川）才是真正的水源（水塔）。

   恒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长江、黄河的流域面积应当大于1000万平方公里，喜马拉雅冰川的面积，或者说青藏高原上的冰川面积不足3万平方公里。到底这些河流是依靠广大面积上的自然降水来维持，还是（1）靠不足3万平方公里上的降水（雪）来维持？（2）或者靠不足3万平方公里的冰川的吃老本式的消融来维持？

   把冰川的地位提得那么高，也使文章作者自己不能自圆其说：

   文章中说“中国境内冰川储存的静态水资源相当于5条长江——51000亿立方米”（应当说是长江的5年的流量，比较准确--笔者注）。这说明长江如果以全国的冰川（这包括了新疆的冰川！）为唯一是水源，5年就把全国冰川的数百年积累（和周转）的老本全部消耗光了。长江存在显然不止1万年了，为什么1万年来冰川没有消失？长江也没有断流？原因十分简单：一年移动不了1公里的冰川对滚滚长江的水量的贡献微乎其微。显然，把冰川看做作是亚洲重要河流的水塔的提法无法解释河水万古流的历史，它严重歪曲了不同水体的数量关系。

   我的宽容估计是：一条河流，如果流域内有1%面积上存在冰川，冰川消融所提供的水量不可能高于5%（指多年平均情况）。

   公众和政府已经被环境恶化的系列的事实弄得十分难应对，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义务把有关问题说准确、说清楚，而不是相反。

 

 

 

附3：                                                        夏商周断代工程（摘录）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     主讲人彭林

   埃及国家博物馆1993年他（前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应邀到埃及访问，参观了埃及的国家博物馆。埃及国家博物馆之大家都知道埃及的文化非常灿烂，在博物馆里面，他感到非常震撼，就是看了这个展览以后，他感到对这个国家整个的看法都改变了，尤其是它里面有一张年表，就是埃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哪个王多少年，哪个王多少年，非常清楚，这张年表使他感到非常地震惊。回国以后，宋健同志就开始找我们国内编写的历史书看，他曾经找了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几种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教材来看，就发现我们所有的书都是从夏开始的，在我们书后面，附录里的年表中，五帝是不写的，都是从夏开始。从夏开始各个书也不一样，打开第一本一看，约公元前21世纪，夏在黄河流域开始活动；再翻开一本，约公元前22世纪，黄河流域出现夏朝；再翻开一本，约公元前20世纪，夏朝开始在黄河流域出现。大家想想看，三个世纪过去了，只是一个朝代，我们国家自己的学者，对我们本民族文化的年代看法，可以相差几个世纪，这使他感到非常地吃惊，这反映了我们对中华民族起源这个问题，学术界缺乏一致的共识。尽管我们都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实际上这里面有许多非常含糊的看法。在国外许多大的工具书的后面，都有很多附表，其中有的附表就是世界诸古文明对照的一个表，这个表一打开，第一篇就是埃及，接着就是两河流域、印度等等，我们中国全是空的，要翻好几篇以后才开始出现约多少世纪黄河流域有夏。所以前一些年，剑桥写剑桥中国史，第一卷是秦汉史，人家说你们自己都弄不清楚，你们自己先弄清楚再说。这些年看法好像有所改变，先秦卷现在好像也写出来了，但是总之从我们自身来说，大家感到这是一个问题。当时宋健同志就觉得，对于夏朝是从哪一年开始，我们竟然可以有三百年的分歧，一个朝代都过去了，这个时候他就提出来要找一些学者、专家来座谈，究竟什么原因，我们这个年代问题解决不了，如果解决的话应该怎么办。这个会里面大家都谈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它涉及到考古学的问题，涉及到考古文物测年的问题，涉及到天文学的问题，涉及到古文字学的问题，涉及到文献学的问题等等等等，我们每一个学者个人的力量，都很难穷尽这么多门类的知识，此其一；而且要进行这种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而现在文科的经费，众所周知是非常有限的，要用非常有限的经费，去解决这么一个困难，就是争论几千年，都解决不了问题。宋健对这件事情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一方面找国内的这些专家座谈了解，另一方面给其他海内外的许许多多专家写信，比方说在美国的张光直，这是一个美籍华人，他研究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和古代文明，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学者，另外像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诚等等，他分别给他们写信，说现在我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这许多学科的专家组织起来攻关，来解决夏、商、西周的年代问题，你觉得这样做可行不可行。这些信发出去以后得到了非常热烈的回应。有很多学者就表示，你比方说杨向奎先生，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学者，他就表示，这个问题将来即使做不出来，也值得做，因为这个题目太重要了，我们一次做不成，下个世纪还可以接着做，但是决不能不做。后来宋健在国务院召开一个国务委员会议，当时就把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国家教委、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等七个部门的领导全部请来了，跟他们商量，说现在有一件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做，我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今天想征求诸位的意见，看看应该不应该做。结果没想到得到了与会的七位部领导的一致支持，后来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启动一个叫“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由七个部委的领导组成一个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的任务是给这个科研起保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