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时期地质课程设置与讲授地质课程的德国教师情况探析

　　　　　　　　　　　　　　　　　　　　　　　陈昌春　　张保祥

　　　　　　　　　　　　——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堂及地质学门实际开办，源自1909年

　　　　　　　　　　　　　　　（一）京师大学堂时期地质教育科目设置沿革探析

　　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中，建议“分立十科”，设想的第二科为“地学科，矿学附焉”。

　　熊亦奇在《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光绪二十三年）中指出“地质之学兼金石，质言之，实为农学、矿学之本”。

　　《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中建议的地学专业名称为“高等地理学”。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1902年），在“格致科”下正式设置了“地质学”。

　　可以推知，由1898年《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建议的“高等地理学”专业，到正式御批的“地质学”专业，其间应经历争议与商讨。字面而言，与字面上比较传统的“地理学”而言，“地质学”更有西方新学之专门学问之意。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豫备科”之下的“艺科”中分设了一门“地质及矿产学”课程，由外国教习负责授课。“艺科”的学制为3年，每年均设置“地质及矿产学“课程，只是安排的具体学习内容循序渐进。

　　除了培养专门人才的“艺科”外，面向已入仕途、注重政法课程的“仕学馆”中，也放入了一门比较宽泛、普及为主的“舆地”课程（安排的具体内容为地文地质学）仅在第3学年开设。为培养师资服务的“师范馆”在第3学年的“中外舆地”课程中具体安排了地文地质学内容。

　　《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注：未注明颁发时间）称：“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大学堂分为八科”。“文学科大学”中设置了“中外地理学门”，第2学年安排了“地质学、地文学”等单独的课程。　“格致科大学”设置了“地质学门”，里面是现代意义的地质专业的全面课程体系。“格致科大学”里设置的“动植物学门”在第1学年安排了“地质学”“矿物及岩石实验”两门地质课程。“农科大学”里设置的“农学门”“农艺化学门”在第1学年安排了“地质学”课程。“格致科大学”里设置的“林学门”在第1学年安排了“地质学及土壤”课程。“工科大学”设置的“土木工学门”“建筑学门”均在第1学年安排了“地质学”课程。“建筑学门”在第3学年还安排了“地震学”课程。“工科大学”的“应用化学门”还在第1学年安排了“矿物学及矿物识别”课程。“工科大学”的“采矿冶金学门”在第1学年安排了“地质学”，在第1、第2学年均安排了“矿物及岩石识别”课程。下面为“格致科大学”中“地质学门”的全部课程设置：

　　在地理学专业与地质学专业分开设置上，可以看出《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有了更细致、更现代的考虑与专业划分。其中的“中外地理学门”实际上是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于一体的现代地理专业体系。

　　《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或许出自1904年，那么，京师大学堂可能至迟1904年就制定了课程体系详尽的地质学门教学计划，这在近代地质教育史上是有开创之功的。从具体专业门类看，格致科具体科目设置，倒是挺有意思的，正好是“数理化天地生”６个领域。不过，设想归设想，招生与培养就不一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的“京师大学堂现在办法章第七”称：“现在大学豫备科及分科大学尚未兴办”。

　　　　　　　　　　（二）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堂及地质学门1909年才实际办学

　　由《分科大学牌示》可知，1909年（宣统元年）才首次开办分科大学堂。地质学门也是首次招生，学生包括王烈等。

　　由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京师大学堂彼时的多个专业都设置了地质学课程，课时量不小，这方面的师资也应有多位。

　　由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京师大学堂1909年将德文班毕业生全部转入格致科，可能包括转到“地质学门”，部分学生的思想准备与自然科学知识储备可能存在不足。

　　　　　　　　　　　　　（三）京师大学堂时期德国地质授课教师情况探析

　　1.　朱家骅先生称"京师大学堂方才在理科内设一地质学门，并特地请了两位德国教授担任教课”

　　关于京师大学堂时期的德国地质教师情况，朱家骅先生称"一直到了前清末年，京师大学堂方才在理科内设一地质学门，并特地请了两位德国教授担任教课”。

　　章鸿钊先生笔下有“朱家骅氏在两广地质调查所《年报》上的《发刊辞》有几句话前清末年京师大学堂在理科内设一地质学门，特地请了两位德国教授担任教课，后来因为没有学生选修，不久就停办了”。

　　2.　1909年进入京师大学堂任教的德国地质教授梭尔格有副教员吗？

　　由上面图片的《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注：宣统元年）“格致科原分六门，现拟先设化学一门、地质学一门。......格致科拟设.....地质学正教员一人；农科拟设农学教员三人；工科拟设土木工学正教员一人，副教员一人，采矿及冶金学正教员一人，副教员一人......”可以看出，地质学仅有正教员，并无副教员的设置。

　　3.　1909年10月前已离开京师大学堂的德国地质教师凯贝尔(Georg Keiper)先生的事迹或授课情况探析

       据网页消息介绍：“奥尔格·凯贝尔（Georg Keiper，1877. 12. 22 – 1951. 8 .18）高中毕业后，他开始在柏林贝尔加德米（Bergakademie） 矿业学院学习采矿科学。 1905 年初毕业，获得了采矿工程学位。 随后，他在正在建设中的“自然科学技术杰作博物馆”找到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负责管理与地质和采矿相关业务， 博物馆的负责人是建筑官员奥斯卡·冯·米勒博士 (Oskar von Miller， 1855–1934)，他在这只工作了几个月，随后递交了辞呈，因为他接到了北京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邀请，让他1906 年初到那里担任地质学讲师。1909年德国与中国清朝政府合办德华大学，他于当年10月迁往青岛，并被德国海军任命该校校长。 

 　　据文献介绍，1903年-1906年间（光绪二十九年——三十二年），凯贝尔已经是德文教习了。

　　4.　朱家骅先生所说"京师大学堂方才在理科内设一地质学门，并特地请了两位德国教授担任教课”似不成立

　　《两广地质调查所简史》作者或许没有见过《发刊词》，也可能《发刊词》会重复发表。硕士论文《两广地质调查所研究（1927-1949）》的“朱家骅：《发刊辞》，《两广地质调查所年报》，1928年，第１期，第１页。”貌似中规中矩，不过，正文中列出的出处名称竟是似乎文不对题“《两广地质调查所刊》发刊词”。《两广地质调查所简史》所列的参考文献也有点奇怪，《发刊词》怎么不在当年的第一卷而在次年的第二卷呢？

　　章鸿钊先生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转引1928年“回国不久、远在广州、并非亲历、未提出处”的朱家骅先生言论说明皇城根下的地质研究所之前曾有两位德国地质教授。明显表示怀疑或试图否定“两位德国地质教授”存在的，我不知道此前有无其他文献或人士。《简明地质学史》一书指出说法有不同，但“存以备考”。

　　因为1909年首次开办分科大学堂的同时，地质学门也是首次招生。此时，凯贝尔(Georg Keiper)先生大体已经离开京师大学堂、而赴德华大学工作了。

　　章鸿钊先生当时转引朱家骅先生的“两个教授”之说时，即使不相信，但在那个年代，应当也不便于对此说法表示怀疑。他把矛盾与疑问留给了后人。不过，我们想证伪也依然困难。再略一细看，章鸿钊先生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的说法，自身也有矛盾之处。他在讲述中国地质调查事业起步时仅提及京师大学曾有梭尔格“主教”，并未提及还有一位德国教授教授地质。然而，在《中国的地质教育事业》一文中不加评论地引用了朱家骅先生“翻番”——德国地质教授“一变二”的说法。或可判断，章鸿钊先生当时也无法判断朱家骅先生言论的真伪，只好“呈此一说”了。“发刊词”还是“发刊辞”，未必是想写什么是什么。原貌是什么，我暂时不清楚。

　　章鸿钊先生在《六六自述》的1913年回忆中，提到了当时北京能教地质学矿物学的老师奇缺。

　　丁文江先生在《漫游散记（六）：太行山里的旅行：太行山的东坡──所谓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里回忆，曾有因京师大学堂停办而有德国矿物教师向他求职，但被他拒绝了。根据北大史料及严复先生“西教员中本年合同满者，只艾克坦一人；已与声明不赓续再请，尚有高朴及贝开尔二人，亦拟辞退，惟照合同，需赠薪三月，共一千八百元，川资一千元。如此，则每门尚存西教员一人，留否俟合同满时再议。”高朴及贝开尔二人的可能性很大。贝开尔与梭尔格先生离职月份相同，因此，贝开尔最有可能是那位德国矿物教师。

　　叶隽先生在《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的创立情况及其时代背景》中介绍：“在1916年的《北京大学聘用洋员漏开事项表》中‚共列出德籍教师五人‚为：梭尔格、巴台尔、贝开尔、米娄、梅尔慈。”那么，除了贝开尔，那位德国矿物教师也可能是巴台尔、米娄、梅尔慈三位中的一位。高朴的国籍暂时不详。

　　另据《晚清学堂洋教习探析》称，北洋大学有：“巴克尔（美） Franklin L. Barker  采矿地质    1915 年 7 月~1920 年 6 月梅尔士（美）Ronad Van. A. Mills  矿冶  1911 年~19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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