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周一，12月9日，我们KTH Life science technology platform 举办了一个为期一天的学术会议（有150个人左右注册）。我导师因为是这个学术平台的督导，这次会议邀请谁，安排会议行程等等很多内容导师都亲力亲为，尽管系里有一个秘书会帮忙打点一些事情，然而各种琐事实在是多，也免不了要把一些工作分派给组里的人来分担。

   导师给我安排的任务，是负责接送因为发展核磁共振技术用于解构生物大分子而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瑞士科学家 Kurt Wüthrich。具体地来说是帮忙订出租车，陪同他从他下榻的酒店到我们系，以及在会议结束之后送他回去。这样的任务，我当然是欣然接受了。导师在上周五一大早把这个安排发送给他，也抄送了一份给我。导师在信中对 Kurt 的称呼毕恭毕敬，用的是Professor Wüthrich，这在瑞典是很少见的一种称谓方式。信中，导师专门问及对于我们的接送安排，Kurt 是否能够接受，所以从心理上说我们期待得到一个邮件回复的。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邮件回复。我想不能这么等下去，就直接把出租车订好了。

   意想不到的是，周六晚上，我意外看到手机上有一个未接电话，电话号码区号是瑞士的，当时我应该还在Karolinska Institute 的新讲厅聆听诺贝尔奖生理或医学奖报告......后来才知道原来Kurt 在期待在机场专门为他订好的出租车......

   周一我们约定的是在早上11点15分从 Grand Hotel （奥巴马访问瑞典的时候会把整栋楼都包下来，并对附近街道实行严格交通管制）出发，但是为了确保一切准确无误，我提前了半个多小时到。我注意到酒店的接待处附近不少人说着英语，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常见，因为我不常来。只是我注意到旁边还有个带有诺贝尔奖标志的柜台，看来不少人是和诺贝尔奖有些关系了。我订的出租车提前了7分钟到，而Kurt 则迟到了5分钟。司机按理说应该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因为预定出租的时候都讲过，他们应该有记录，结果他闻所未闻，好在有车载的定位系统，所以一切也算顺利。

   上了车，我问 Kurt 感觉斯德哥尔摩如何。他说天气真不错，另外在Grand Hotel住能遇到不少有趣的人。我接话说这个期间不少诺奖获得者吧。他的回答让我出乎意料，他说不仅仅如此，还有很多政府高官以及有钱人......司机听我们聊天，插话进来说他以前也是个化学家，做的就是结构生物学，不过不是用核磁共振，而是X光晶体衍射。他是欧洲人的长相，名字也是颇具瑞典特征的（我说这个是因为瑞典的司机以移民居多），具体我没记住，不过我也没好意思问怎么就跑去做司机了......我突然想到转行做出租车司机的生化学家Douglas Prasher。他在克隆出来绿色荧光蛋白后无偿献给后来因为荧光蛋白获得2008年化学奖 Martin Chalfie和钱永健......

   Kurt的讲座可能是整个会场，大家听得最云里雾里的，我想大概只有做核磁共振的人才能完全跟得上吧。当然，他的研究很了不起，三维动态高精度的解析度，对X光晶体衍射技术而言是很重要的互补技术。很遗憾我不了解这是如何实现的。Kurt 在会议结束后，没有参加我们的Poster session，而是前往参观位于斯德哥尔摩市内的北欧博物馆了。

   提到poster, 昨天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得到了业界领袖，德国科学家Stefan Hell 的赞扬，在大概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我简要介绍了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改进图像处理的一个算法。简单提一下，Stefan 是第一位打破远场可见光光学衍射极限，开发超分辨率显微镜技术的旗舰型人物 ，很多人都猜测他将来可能拿诺贝尔奖。他最近的工作中，还极大地提高了超分辨率显微镜的拍照速度，这是其他超分辨率显微镜技术所无法媲美的，非常的了不起。能够得到他本人对我最近的工作（即将完成，但最近刚开始动笔写初稿）说出“very good”的评价，我当然心里美滋滋的。Stefan 还问我是不是快毕业了，说他还记得我刚刚进入导师实验室的样子。虽说Stefan 是我导师的好友，见面的机会不太少，我还去他哥廷根的实验室学习过，但是我还真的很怀疑他对我以前能有多少印象。好像之前唯一一次能够和他面对面说话的机会，是第一次我随同导师和他见面时，我提出帮他拿手提箱......

   一晃博士我都读了5年了，不少学弟学妹都早博士毕业了。剩下最后几个月，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