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张艺谋早期（1991年）拍的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旧时期男权社中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压迫。这是一部观后促人思考的好影片。然而，这部电影的导演，却缺乏对旧社会婚姻制度的批判性的认识和态度，甚至涉嫌重婚罪，这无疑让人感到遗憾。然后，更让我失望的是可谓国内女性社会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李银河老师对张艺谋的批评。

       李银河发表在新浪博客的原文：张艺谋，shame on you!

       我认同名人是否遵纪守法对民众会起到较大的影响，因为媒体对他们关注多，名人的做法由于媒体的宣传会容易在社会当中得到放大，但我不认同“名人越要带头遵纪守法”这个表述。我以为有“带头”义务的是政府官员和司法部门。对于名人，媒体应该肩负其机构性质所赋予的社会责任，对于名人错误的做法和价值观，提出明确的批评。

       李银河最让我失望的，是她带有法西斯特征的优生论思想。这在她对张艺谋的批评当中有着充分地体现——“如果是觉得自己基因好，想多传些人，那对其他公民不公平。人民日报王若水先生是毛主席表扬过的大哲学家，基因多么优秀，可是就因为跟前妻有过两个孩子，不得不强忍悲痛让妻子做了人流。他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 在当今社会，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能够证实个人的成功是因为基因的优越，人群中也找不出来任何成功人士所特有的基因，但是却存在大量的数据说明家庭教育/经济状况，社会环境，个人品质对于个人成功的作用。作为社会学家的李银河，对于这些应当是社会学家常识性的内容竟然未有了解，竟然还说出这样具有负面影响力的话来，让人极为失望。此外，人民日报王若水先生让“强忍悲痛”让妻子做人流，未必是一个多么正面的例子。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那个年代是否有安全套等的避孕措施，如果已经存在，那么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不使用安全套避孕？如果确实缺失不伤害女性的避孕措施，那我认同这是当时特定情况下的一种无奈之举。至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合理，这个超出本文讨论范围，暂不评述。

        此外，我也难以认同李银河批评的富人超生问题和“为富不仁”可以等同起来。富人超生的同时，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之下，要缴纳巨额的社会抚养费（比如田亮夫妇因为超生一次性罚款200万，对于张艺谋更是可能达到上亿元），最近几年每年罚款的数额都可能超过200亿，理论上这些钱款都可以用于扩大和改善社会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巨额的社会抚养费本身也能够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

       文章最后，李银河写道“英国贵族遇到战争要上战场为一般人做榜样那样，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比一般人更大的牺牲，而不是千方百计去攫取不必做出牺牲的特权。” 我对李银河这段文字中关于英国贵族的描述出处非常感兴趣，否则我有理由怀疑这只是历史上英国为维护贵族形象，占领道德高地，以便于统治而做的政治宣传。

       李银河老师这样长期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发表过一些带有先进性的言论的社会学学者，在张艺谋事件上的评论，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和失望。这让我感慨，在资讯无法自由流通的当今中国，学者要摒弃一些错误的社会俗见，保持思想之独立性来洞察社会问题，或许依然是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注：这里虽然只给出了单一的例子，但是中国存在很多例子可以为这一结论提供支持，这里不一一举例了。另外，因为缺乏统计数字，为严谨起见，我这里用了“或许”一词，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