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脉络 

      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了两千余年，期间经历了多次朝代更迭、兴衰轮回。那么，在其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决定着治乱交替之中曲折的前行，本文愿与大家作一个粗浅的探讨。

      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其一是从自然的角度，谈一下人口与自然环境、生存资源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从社会的角度，谈一下社会治理方式、状态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其三是从个体选择的角度，谈一下个体个性化的选择对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出怎样的扰动。

      一 . 任何类别的生命群体，都拥有通过繁衍和复制来壮大自己群体的本能和能力（否则，她们就只有萎缩直至消亡一条路可走，即：无能于发展壮大，则面对死亡威胁，世界上所有的生命群体和个体都不存在可以静止下来的理想状态），同时其发展与壮大都受到外在自然环境和生存资源的根本性约束，从而存在着一定的反复和限度。内因决定着生命个体之所以能够并且只能够成为她自己，拥有自己特定的生存方式和生命进程；外因则决定了生命群体合适的生存环境，决定了群体能不能适者生存以及宏观之下每一个个体的命运。

      作为生命类别之一的人类，同样如此（人类通过合作、思维、劳动实现了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超越，其结果则是顺其自然地进入了更高层级的系统，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对立面以及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对立。因为这个原因，在人类完成自身群体的整合，架构起一个完整健康的社会生态系统之前，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同类之间残杀最为凶狠的生命类别——主要的表现是战争和弃婴，并且没有之一）。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其拥有的可耕地数量、宜耕地数量、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其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源——粮食，是一个有限量(其中伴随着生产工具缓慢持续的改进和生产力缓慢持续的提高），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适宜的人口规模。少于这个规模，人口就是必要的、稀缺的、为整个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而超过这个规模，人口就会演变为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阻碍和拖累。

      在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数量仅仅依靠个体的本能和相对稳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就可以达到增长，而人口的消减方式则是各种非正常死亡，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动乱、偶发性的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偶发性的自然灾害、夭折、死刑，以及我们并不愿意明言的弃婴、残杀儿童等等（对于整体的人口规模，生育期之后的人口死亡——所谓的寿终正寝，无法构成人口总量的消减）。——其实，对于所有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对于所有类别的生命群体，这个规律都可以适用，只是其他类别的生命群体很少内部相残相杀。

      在现代的计划生育出现之前，在现行的药物、器械、手术对人类的生育活动能够有效的介入之前，无法通过社会干预和自我选择的方式解决的人地矛盾，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社会一方面出于伦理、建构、发展、秩序的要求，需要对人的尊重和利用，另一方面，在人口达到适宜的规模之后，又无法承载更多人口的到来。各个个体对于生存资源的占有渴望，与整体资源的相对不足和分配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整体资源的相对不足是根本矛盾，分配则因为发展的原因，只能相对平衡，无法绝对平衡），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爆发出来。

      二 . 中国每一个完整的封建王朝（另外还有许多半途夭折的短命王朝，其夭折的原因，人祸大于天灾，多是皇权无能、用人不当所导致，大多出现在封建社会的长期动荡期间，少部分出现在大乱的末期、大治的前边。她们总体上归属于社会的长期动荡，所以不再作具体的分析和展开），都经历了初步发展期、繁荣昌盛期、没落衰败期三个阶段。初步发展期指的是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前期长期战争动乱的因素，社会人口得到（充分或不够充分的）消减，这时候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局面，具体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土地利用率的提高、财富的增加、治理的有序和手工业服务业的恢复和发展。接着就到了社会的繁荣昌盛期，这是整个社会的鼎盛时期，具体表现为社会人口达到高峰、土地的利用达到高峰、财富的增加开始变得缓慢和困难、治理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然后伴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社会就会很自然地过渡到没落衰败期，社会已经失去了蓬勃发展的朝气，个体平均得到的资源和粮食已经慢慢无法满足自身的需要，问题和矛盾慢慢地积累，碰到灾年饥荒就会集中地爆发出来，但是没有人能够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在这三个阶段，人均必要生存资源（在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就是土地和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她的增长意味着社会的向上发展，她的持平意味着社会发展的瓶颈到来，她的下行意味着问题和矛盾（其实，在社会的上升时期，这些大多都算不上问题和矛盾，通常的说法则是，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的快速增长掩盖了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慢慢积聚和最终爆发(这个时期的所谓改革，无法大规模地提高生产力，也不能有效地消减人口规模，仅仅只能作一些财富占有和分配方面的调整，可以适当地缓解社会矛盾，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并且还会招致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因为他们明白：即使妥协，也无法长久，并且他们的妥协之后马上就应该是皇权的妥协，而对于此，皇权也无法赞同和接受——所以推行难以顺利，常常无疾而终）。

      社会承平日久会产生出以下三种状态：（一）人口规模和土地资源长期紧平衡，并且此矛盾无法通过治理的改善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二）社会治理相对成熟，培育出了成批的擅长于各种具体事务的官僚。（三）民众在长期有效治理的状态中成长起来，一般不会倾向于通过暴力手段来为自己争取权益，集体暴动亦难以出现。这样的状态持续发展，常常表现为中央集权的衰落（皇权无法保证自己一直在官僚体系中出类拔萃，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够长期令人心悦诚服，名实不符自然导致大权旁落，在王朝的没落衰败期尤其如此。儒家用“纲”和“礼”来阐释秩序，并被统治者利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自己的利益，但在学理和实践上并不十分有用——无法达到长治久安的期望和目标）。然后，正常情况下，社会就会陷入长期的割据、分裂、混乱、动荡的状态——长期是因为各种割据势力的治理水平都大同小异，想要治理得明显比别人好很难，并且无法解决根本的人地矛盾，就会表现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拉锯局面。

      而社会长期的动荡战乱（完善的社会治理总有相似的规律可循，但是混乱各有各的乱法，无需也无法总结规律）之后会产生出另外的三种状态：（一）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得到暂时的彻底的解决，此时整个的社会状态表现为人少地多、土地荒芜、城市没落、乡村凋敝。（二）人心思治思定，人们对于颠沛流离的生活倍感厌倦，对于稳定生活的向往和安全感的渴望愈加强烈，期待一个统一的社会和完善的治理。（三）民众在长期的动荡状态中成长起来，更加习惯和倾向于利用暴力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为自己争取权益，动辄用拳头说话成为他们认知之中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

      所以，在社会长久的动荡之后，只有十分贤明的君主——由治到乱需要矛盾逐渐积累的过程（突然的乱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力介入或内部治理不再有效、用人不当等等），由乱到治的过程中，贤君名臣的出现却拥有诸多偶发性因素，出现的时机也无法提前预设（出现得早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出现得晚了，也可能被别人捷足先登）——才有可能驾驭得了整个国家和整体民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两次长期的动荡——春秋战国时期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之后，虽然有秦朝和隋朝的建立，但是由于其治理能力一般，旋即二世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随之建立的汉朝和唐朝则诞生了我们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为人推崇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所以，我们说大乱之后有大治，一方面是大乱为大治创造出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小治无力改变民众长期形成的思想行为习惯，以及满足他们内心之中对于更加完善的治理的需要。在另一场不太长期的动荡——五代十国时期之后，宋朝建立，宋朝达到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越唐朝，产生的影响和声名却远不及唐朝，这和汉朝的“光武中兴”应该都是小乱无法大治的代表（也只是历史和社会不大认同）。

      之后，由于蒙古民族的强势崛起和对于华夏文明的强烈介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出现了一些扰动——蒙古民族建立了元朝，并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结合汉民族文化对于社会进行了有效的治理，维持了帝国的存在和发展。而后回归到汉族主导的明朝，最后因为满族的介入产生出了另外的扰动——清朝的建立和存续发展。但是，在她们的发展过程中，封建王朝的兴衰规律依旧在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她们的历史宿命（清朝晚期的历史则由于西方文明的介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三 . 个体的个性化选择分为三个方面：（一）皇权内部的个体选择。皇权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存在，总希望社会可以长治久安，皇位可以稳定传承，在政权刚建立时，鼓励垦荒，鼓励生产，对于人口的增长也是喜闻乐见。但是到了后期，便疲于应付，怠于政事（从根本上来说，也没有什么积极的治理手段可以解决人地之间的矛盾）。（二）官僚阶层的个体选择。官僚阶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可以辅佐君主、迷惑君主、甚至凌驾于君主之上并取而代之，下可以爱民治民、欺民讹民、甚至于利用人民——因人民之乱而行朝代更迭之实。（三） 民众的个体选择。民众是社会的基础，处于社会的底层，处境卑微低下艰难，在收成好的年份还好说一点，在人地紧平衡、收成又不好的年份，其选择只有隐忍、转移和爆发，历史文化、生存状态、现实环境对此都有具体和深刻的影响。这里只说一下对于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是压聚之下的人心的爆发、情绪的宣泄，其爆发有三个前提条件：（一）社会财富的拥有和分配（相对的）极度不平衡，矛盾积聚和压迫产生。（二）皇权之于民众的对立（有时候，官僚阶层在放任和加剧着这种对立——官僚阶层的地位待遇不如前朝或者官僚阶层不满足于自己现在的生存状态，希望可以从社会的动荡中得偿所需——没法子弄，乱乱也好），诞生出了一致的攻击对象。（三）起义爆发的具体诱导因素、导火索、起爆点，此为偶然因素，具体表现为天灾和人祸，比如明朝末年李自成因为连年灾荒揭竿而起，陈胜、吴广则在“等死，死国可乎”的选择题上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起义于渔阳戍边的路上——大泽乡。

      因此，在长期动荡的三个历史时期，并没有爆发出来什么有影响的农民起义——有影响的农民起义，全部发生在大一统王朝的后期。

      而农民起义的特点和作用也大致有三：（一）仅仅是压迫之下反抗形式的一种，是自发的对于生存权力的追求。（二）不诞生新的治理思想和理论，没有奢望和规划建立新的治理模式和社会形态（囿于当时历史条件，人地矛盾也无法经由农民起义而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最终农民起义的成果大多被官僚士大夫阶层所窃取——即使少有的农民领袖真的能够上台，也免不了进化成为封建道统的代表。（三）客观上消减了人口规模，暂时性地化解了人地矛盾。

      综上所述，人口的持续自然增长与土地资源的有限增长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消解的最基础矛盾。在此基础之上，整个社会的治理方式和各个群体之中个体的不同选择共同主导了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轮回，贤君名臣断难出现在封建王朝的后期（这个时期，盛产昏君乱臣贼子，这是文化认知之上的愚昧和弊病）。这个时期，倒应该是思想理论可以大力发展的时候（因为有了问题和契机）——但是，为什么——没有但是，也没有为什么——这也不是这篇文章想要展开的讨论。

      所有这些，对于现实唯一的启示就是：尽快建立起一个全人类共同的完整健康的社会生态体系，以共同应对全人类共同的现实问题和未来的诸多挑战。

当然，这并不是我们全人类的终点——而只是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