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复旦大学人类学博士生王传超调查回民遗传基因,只身一人,辗转13个省份取样,历经40天,行程20000多公里
“终于终于终于回来了!”
9 月3 日上午9:57,王传超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此时的他,刚刚结束了回族Y染色体取样调查,经历两个昼夜的颠簸,从成都抵达上海南站。这项取样分两次进行,跨越了13 个省(直辖市)、近30 座城市,总计40 天。
出差结束,并不意味着放松:9 月3日,是他作为博士生入学报到的时间;9月5日,他给2012级硕士生做了一场关于“如何做科研”的讲座;最近,他还要审一篇30 页A4 纸的英文稿子———他是《现代人类学通讯》的编辑。
对所取染色体样本进行分析研究,以研究回族的渊源,也是王传超最近的工作之一。放下行李,抖落风尘,回到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还没来得及享受上海夏末的阳光,这位25岁的青年学者又要开始忙碌了。
“千里走单骑,沿途的各位朋友多照应!”
暑假两个月,王传超绕中国跑了两圈,行程两万多公里,取得了两千多份唾液样本。皮肤晒成了栗色,他笑着抱怨:“我原来还是挺白的!”
在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回族是居住得最分散的民族,也是人口数量仅次于壮族的民族。同时,回族又是混合人群(由不同人群基因交流而产生的人群),是遗传学的基因定位研究的重要样本。因此,理清回族的遗传结构,探寻其渊源,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回族人居住,且来源不同。为研究不同地区回民的不同起源,需要跑遍大半个中国,取样任务很重。
7 月初,王传超在人人网上发布了自己的行程,“千里走单骑,上述地区的各位朋友们多照应!”大规模的回族DNA 取样调查从7月8日开始。为了把钱花在刀刃上,王传超没有带助手,交通以火车为主,大多买晚上的火车票,能省一笔住宿费。“我有一个自豪的习惯,就是无论在哪里,想睡就能睡着。”不过,他觉得“在车上的时间还是太多了”,只能晚上睡觉,白天看书,最近他在读的就是一本《季羡林谈佛》。
只身长途旅行,行李是个问题。他带的一个行李箱,和一个放样本的冷藏箱,总重量竟然超过了火车携带行李的免费额度。冷藏箱里放着冰块,但仍不能长时间保存样本,所以每到一个地区,他都把样本冻在朋友供职的研究所和实验室里。去云南,就放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去成都,就放在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事实上,做分子人类学,外出取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一年里至少出差3 个月,是他生活的常态。
那种“特别无助的感觉”
王传超这次需要找的,是近年来迁徙较少的人群,因此,农村的回民聚居地成了他的目标。“这几年人口的地区间流动量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村,可能十年后地理上的遗传格局就有重大改变。所以要趁大规模迁徙之前,先把样本搞到手。”这些地方一般都比较荒凉,有的县城甚至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实验室以前做其他民族的类似取样时,一般是十到二十几个人一起,而且政府会出面下达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准备。到了王传超这里,由上而下的方式变成了由下至上,甚至连回民联络人都要自己找。
出差的时候,作息打乱了,吃饭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平均一天两顿饭,在四川则减到了一天一顿。川西的取样让王传超至今印象深刻,“高原缺氧,一待就是20 多天,且每两天要走过一个县,往往是中午赶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啃面包喝矿泉水。”旅途中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找个地方,好好吃顿饭,或者折腾一天后,有个地方冲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但对于一直都在赶取样,赶火车的他,这样的机会,真的不多。和旅途的艰苦相比,更让人寒心的是冷漠。为了工作,王传超常要和当地公务员打交道,但他们往往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尽量回避。经同学介绍,王传超认识了泉州回民工作委员会的一位公务员,并商量好了合作事宜。但王传超在赶往泉州时,这位公务员却突然告诉他:“你不要来了,这个事情没什么意义,唾液也不一定能追溯祖先,而且领导班子正在换届,出问题了不好交代。”王传超哭笑不得:换届跟我的调查有什么关系?
但是,还是有一些让他感到温暖的事。王传超的取样地点往往是当地的清真寺,有一次,取样正好碰上开斋节,“阿訇们邀我一起开斋,烩面加土豆鸡块,土豆炖成了土豆泥,大家伙聚一起,吃得很开心。像过年一般热闹!”这是他紧张工作中少有的放松了。
“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你知道多少?”
王传超硕士和博士的研究方向都是分子人类学。分子人类学主要通过研究人类的线粒体DNA、Y 染色体等遗传信息来解决与人类历史、社会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人类起源、人群关系、发展历史、群体结构以及迁徙方式等。
“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你知道多少?不知道,就可以通过分子人类学,用理科的方法解决。”在王传超看来,大量的历史问题,都可以通过人类学证实或证伪。炎黄二帝的传说是否有历史依据?曹操是从乞丐手里抱养来的或者夏侯家过继来的吗?对于好奇心强烈的人来说,人类学研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同时,人类学又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在国内,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而复旦大学侧重的生物人类学,全国有能力的研究机构屈指可数。这意味着,公众对于人类学的认知还十分有限。
“西南部回族取样- 重磅来袭!调查回族民族遗传结构,理清回族族群中亚、西亚起源历程,弘扬回族的文化传统,分析回族人群特有的生理、基因组标记等,此次赴南京、扬州、章丘、昆明、昭通、成都、阿坝州、贵阳、南宁、桂林等地取样,几滴唾液即可追溯祖先,免费哦,机不可失!”为了使调查取样更加顺利,他在微博上做起了宣传。可就是这一条微博,却遭到了各种质疑和抵制。有些人担心会发明针对回族的基因武器,一位回族网友说,“请大家不要参加,将来弄个基因药物灭绝怎么办?防人之心不可无。叫嚣消灭我们的声音不少了!”有些人甚至还联想到了转基因———一个跟分子人类学不相干的概念,另一批抵制转基因的狂热分子闻风而至……
王传超感到很意外,“没想到遭到这么多质疑”。他干脆以此为机会,做了一回人类学科普,彬彬有礼地逐条回复了质疑者,同时松鼠会和果壳网的朋友前去声援,争论才平息下去。
科研圈子里的人有时也会质疑王传超研究的意义。在参加复旦“相辉奖”的答辩时,一位做细胞信号通路的老教授问他:“你做的这些研究无非是测测DNA,整理数据,编编故事,今天做完曹操讲一个故事,明天做完孔子再编个故事,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方法学上有什么突破?”
这让王传超一时语塞。大家在焦急地做应用科学,觉得科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最好还能带来经济效益。这位教授的话无疑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但王传超相信,基础学科犹如地基,地基打好,大楼才会稳固。他后来在博客中写道:“我们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有探索和发现精神,或者说有更强的好奇心,要对周围的一切make sense(理解)。……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类终于可以为自己的过去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看法,有一种近于本源的认知,人类终于能够为自己起源演化的各方面提供了一种形而下学的解释,把漂浮在空中的不可知的东西有了相对直观的感知。这就是人类学的意义,也是其他众多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之一。”
“有兴趣我才会认真做”
严实比王传超早半年来实验室工作,王传超刚来时是由他带着做实验的。“我在实验室见过这么多人,没有人比他更刻苦的。”
但王传超在本科时并不是“中规中矩的好学生”。他本科在中国海洋大学的“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班”,学生物技术。他成绩不太好,班里56个人,排倒数第八。怎么就是考不好?他也很郁闷。
王传超出生在山东阳谷县一个农村家庭,中学是在县城读的,“大学之前没出过家乡”。小时候没出过门,也比较不爱说话,后来因为要跟各种人打交道,被逼出来了好口才。“比如你去取样,开头几句话吸引不,他们就会走开。所以一定要抓住前几秒钟的机会。”
本科时,他也做过三个科研项目。因为他是男生,又不晕船,出海的事都找他。“去海上漂着,手机信号都没有,特无聊。”有一个实验,是去海里捞一块泥出来,拿着放大镜,数里面的线虫有多少。“我不太适合做这个”,他很确定。
2008 年,王传超开始在论坛上接触关于现代人起源的辩论:人类祖先是非洲起源还是多地起源? 群体又是如何迁徙,如何多样化的?在慢慢熟悉了相关研究论文,并参与了一段时间的讨论后,2009 年夏天,他决定专攻人类学方向。周围的亲友、老师和同学多不理解:为什么要放弃四年来海洋生物学的积累,而改做毫不相关的人类学?
他自己也有过挣扎:做人类学,如果之后不做研究,能干什么?生物企业也不特别偏好学人类学的,毕竟生物技术、生物化学更对口;做考古么?也已经有学考古的了,人类学毕业生似乎总是处于边缘。但考虑之后他还是选择了人类学,“做科研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兴趣。”“海洋生物学已是蓬勃发展之势,而相对冷僻的人类生物学或更可实现我的价值,多学科交叉毫不枯燥则更能激发我的灵感。”这是王传超在“吴瑞奖学金”申请材料里的自述。这项华人生物学领域的最高奖学金,今年也落入了王传超的口袋里。
“复旦的特点是,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去干”
2009 年夏天,王传超参加了复旦大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这相当于提前的研究生面试。他找到了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的金力,金力安排李辉面试他。面试很顺利,复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王传超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本以为可以跳过研究生招生考试,但由于他没有得到中国海洋大学的推荐免试资格,仍需要考研。他很失望。金力教授对他说:考研是给你一个难得的历练机会。一直不太擅长考试的他,疯狂复习两个月,最后擦线录取。
来到复旦后,他很喜欢这个新环境。“复旦的特点是,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去干。在这个实验室,你有什么想法,跟金力老师一说,他都很支持你。”在复旦如鱼得水的他,慢慢变成了师弟师妹口中做实验很老练的“超哥”,李辉口中踏实可靠的“我们传超”,和《科学》杂志上《反驳‘语音多样性支持语言从非洲扩张的系列奠基者效应’》一文的第一作者。至于学校内部的奖学金,王传超拿到手软。“除了校长奖还没有申请过,其他能拿的奖都拿了。看自己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手续也不繁琐,就是交材料,面试或现场做报告,这也是个锻炼的机会。”
进入王传超在各大社交网站的个人主页,你会发现他与许多埋头做学问的人不同,他喜欢“晒”,晒研究成果,晒所获奖项,晒自己在世界各地的照片……他对这种高调的行为有自己的解释:“不晒出来,纳税人怎么知道你在做什么?况且人类学研究大家都能理解,为什么不公之于众呢?”
在9月5日给2012级硕士生的讲座中,他作为学长,提了做研究的五点要求:“一,做生物科研的最基本素质———能吃苦,不怕累;二,尽快适应实验室生活、融入科研环境———阅读大量文献,紧跟师兄师姐学习实验技术;三,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学生是和老师一起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四,科研要有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最大的动力;五,恪守学术道德。”
复旦青年记者 许晓曦报道
复旦青年报社社长滕育栋,总编辑夏天怡,常务副总编辑钱睿孙,许冰清
《复旦青年》第255期第8版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48453-612523.html
上一篇:
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下一篇:
DNA揭秘喜马拉雅山区的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