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我去参加相辉奖的答辩，相辉奖是复旦为支持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基础医学、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的博士生新生而在优秀学业奖的基础上增设的，它的设立是出于对科学精神的弘扬、鼓励研究生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之需要。毕竟在一窝蜂强调实用性研究的浪潮中，复旦能有专为基础科学研究而设的高额奖项，我是由衷欣慰的。

       答辩分两部分，首先是5分钟的自我陈述，然后是5分钟的评委提问。在座的评委来自生命科学的不同方向：发育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环境生态学等等。5分钟的陈述，我简略介绍了几项研究工作，包括姓氏家族的DNA调查、世界语言的起源地探究以及东亚Y染色体全测序对人群分化时间精细解析等。5分钟的提问环节，评委们首先要求再翻到你发表论文列表那一页PPT，之后开始数第一作者SCI论文，并郑重询问影响因子，最后得出：一篇Science的comment，影响因子在2.5左右的两篇一作SCI论文，另外4篇SCI论文均是合作者而非第一作者。看评委们数SCI、算影响因子，我心里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像是在砧板上。之后，一位做细胞信号通路的老教授问道：“你做的这些研究无非是测测DNA，整理数据，编编故事，今天做完曹操讲一个故事，明天做完孔子再编个故事，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方法学上有什么突破？”我很诧异她提出这样的问题，大脑空白了几秒钟，或者说尴尬了很长时间。我回答说：“我们做姓氏家族的DNA调查，旨在理清人群遗传结构，为其他应用性研究打下基础；另外，DNA与历史学、考古学等相结合可取长补短，为文科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DNA证据。这些研究成果不是在编故事，故事是为了更好地阐述我们的结果，我们应看到故事背后的科学意义。文科的研究很容易出现迷信‘一家之言’，譬如说因为季羡林先生的在《弥勒会见记》中提到吐火罗这一句，几十年来大家都认为中国西北最早居民是吐火罗人，却不知怎可用公元5世纪的东西去判断公元前2000年的事情哪？我们分子人类学要做的就是用直接的证据去揭示这些问题。”这时，老教授又补充道：“那就是对文科方面研究很有意义了。”旁边一位做蛋白质结构的老师插话打了圆场，止住了“争论”。

       虽然我拿到了相辉奖，但确实很失落，这只是一件小事，却折射出了许多科学工作者对科学研究的认识的误区，或者说我国现行的科研体制的误区。我们在焦急地做应用科学，在强调科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最好带来经济效益。拿经费申请举例，由于对应用性研究支持力度大，基础科学研究总喜欢套上应用的帽子再出去卖。基础科学，或者说“纯科学”，蜷缩在应用下求得生存发展机会。其实，科学研究犹如在盖楼，基础科学在充当着地基，打好地基，才能建起一楼、二楼以至百层楼、千层楼。饶毅先生曾分析华人得诺奖的事，从上世界50年代到上世纪末，六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中有5位是物理学奖，主要是因为物理学发展历程中华人中一直有很好的梯队，物理学的大框架在上世纪40年代前就已形成，这对中国的物理学是一个幸运的巧合，而在生命科学领域，华人的梯队发展晚了一些，又错过了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世界上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突飞猛进的一段时期，之后追赶起来难度就大一些。国内生命科学的绝大部分研究是在国外已经成型的框架下继续的，或者说在别人打好的地基上建自己的楼房，而且过分地强调楼层是否够高、是否能卖得好价钱。

       人类学，是基础科学，是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譬如回答我们人类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们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有探索和发现精神，或者说有更强的好奇心，要对周围的一切make sense，在现代科学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大家的这种需求。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类终于可以为自己的过去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看法，有一种近于本源的认知，人类终于能够为自己起源演化的各方面提供了一种形而下学的解释，把漂浮在空中的不可知的东西有了相对直观的感知。这就是人类学的意义，也是其他众多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之一。

       于我个人而言，人类学要学的东西很多，且都很有趣，我有东西想学、想做，而不是为了给谁看、给谁做，我是用自己的时间满足我自己的兴趣。读研的两年半里，有不少本科生跟着我做研究，我从不爱去布置任务、抢抠时间，有兴趣的、自觉的人会对自己负责，不自觉的人也要自己去承担后果，我不想去提醒别人什么时间该去做什么，重复的提醒在我看来是对对方的不尊重。兴趣是最好的动力。

                                                                                                                                                    2012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