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德用不正当手段对付反对者的一个例证

不为尊者讳。

如何评价巴斯德用不正当手段对付反对者？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客观上促进了科学的进步？

前言

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的历史局限性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伟大的巴斯德也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性。

巴斯德一百多年前发明的用动物脑组织培养的狂犬病减毒活疫苗，经过多次的更新换代，才发展成现代的用细胞培养的狂犬病灭活疫苗。与现代细胞培养疫苗相比，巴斯德的疫苗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都有严重的缺陷。该疫苗中含有活病毒，而且生产过程缺乏现代疫苗生产规范的管控，产品质量（一致性）很难得到保证，因此不仅本身保护效果不高，甚至存在引发狂犬病的风险。

按现代狂犬病疫苗的质量标准，巴斯德当年的狂犬病疫苗全都是不合格产品。在当代，誰还敢生产这样的疫苗，会被监管当局查禁和法办；如果有证据证明导致多人死亡（这是极有可能的），主要当事人还可能被判处死刑。

但巴斯德发明的狂犬病疫苗，在当年就是利大于弊，后来经过不断改进，逐渐发展成为人类最安全、最有效的疫苗之一。该疫苗的研发，也为其他一系列现代疫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巴斯德开创了人类防治传染病的新时代。

历史的污点：伟大的巴斯德也曾用不正当手段对付反对者

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在后人看来通常是不可避免和可以原谅的。

除了历史局限性之外，巴斯德和他的同伴也是有历史污点的人，他们并非“完人”。

巴斯德一生做出了许多重大发现。由于巴斯德的科学发现本身的革命性，他一再遭到科学界一些保守派的怀疑、抵制和反对。为发展科学，他无所畏惧地向一个又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陈腐观念冲击。为宣传、捍卫真理，他不屈不挠地迎战形形色色的反对派。

另一方面，巴斯德的发现，包括他发明的狂犬病疫苗，一开始并非（实际上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和无懈可击的。所以巴斯德遭逢怀疑和抵制，在很多情况下也与他的发现和发明本身有待改进和完善有关。具体分析某些案例，巴斯德还有采取不正当手段对付反对者的情况。

历史无情，而且不容篡改。本着“不为尊者讳”的精神，我们今天实事求是地复原若干历史事件的真相，正视巴斯德的历史污点，可能恰恰足以证明巴斯德是真实的人而不是虚幻的神，而人无完人；这些“污点”并不能遮掩巴斯德伟大的历史功绩。

以下为巴斯德用不正当手段对付反对者的一个例证：

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一次死因调查事件的历史真相

（资料来源：巴斯德传，作者：Patrice Debre, 法国 Flammarion　出版社，1994年；　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在批评巴斯德实验结果的背后，往往有着个人间的怨恨。巴斯德对此毫不在意；在他的眼里，唯一的真正危险是这类攻击所造成的可能后果：他担心人们利用他的少数几次失败来误导舆论，使舆论误解他的疫苗接种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他的实验室发生狂犬病死亡病例时，巴斯德被迫进行辩解，试图开脱他的责任。他不仅想方设法缩小事实，而且也尽力在可能的情况下使事实变得对自己有利。

   使巴斯德在乌尔姆路的实验室的运作发生危机的第一个事件是于勒•鲁叶事件。鲁叶这个孩子于1886年10月8日被一条野狗咬伤。两天以后，在他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乌尔姆路，接受抗狂犬病的常规治疗。随后，他继续他的正常生活，直至11月底。该月26日，他死在医院里。此前，他曾被人在腰部踢了一脚，引起腰痛被送进医院。面对这例不明原因的死亡，法医拒绝出具埋葬证。

   当时，巴斯德正在博尔迪盖雷休养。因此，由巴斯德的助手鲁博士负责处理此事，尽管他最初持保留意见。事实上，孩子的父亲拿破仑•鲁叶，向区警察分局控告巴斯德的疫苗接种法：他指控治疗他儿子的医生们应对这起死亡事故负责。因此，对孩子做尸体解剖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烦人的尸体解剖的前一天，巴斯德的另一助手卢瓦尔跳上出租马车，在一位警察的陪同下来到医院的太平间。他负有一个使命：要求尸体解剖应当着他的面和巴斯德的第三位助手格朗歇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在鲁那一边，他要求人们随后尽快给他送去孩子的延髓，以便作为接种物，注射到兔子身上：这是确定孩子是否真的死于狂犬病的唯一方法。

   第二天，尸体解剖在太平间当着巴斯德的助手卢瓦尔和格朗歇的面进行，在场的还有敌视巴斯德疫苗接种法的其他两位证人：市参议员鲁埃夫博士和穿着黑礼服的医生乔治·克莱蒙梭......这员猛将实际上是巴斯德的劲敌。他在1865年答辩了一篇名叫《论元素的发生》的医学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支持无生源说。因此，他等了二十多年才抓住了狙击巴斯德及其方法的机会。拿破仑·鲁叶的起诉终于使他能为自己的信念辩护。

   在小尸体周围，有四张严肃的面孔：一边是卢瓦尔和格朗歇，另一边是鲁埃夫和克莱蒙梭。巴斯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面对面地对峙着。一个孩子的死把他们分为两派，但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于勒·鲁叶：他们争议的焦点是疫苗的前途。

    实施尸体解剖的法医进来了。法医布鲁阿德尔博士脱下他的大礼帽，平静地放下他的雪茄烟。他卷起袖子，一只手拿着解剖刀，另一只手持着锯子，开始从上到下打开尸体。在此过程中，他从膀胱里取出一点混浊的液体，放入结晶盘里，以便让人分析。尿里有蛋白，这说明孩子很可能有肾功能障碍，原因也许是腰部受到的打击——这是布鲁阿德尔向他的秘书口授的诊断。

   他继续进行探查。他把尸体翻过来，触及肾小叶，记录下肾脏肿大，充血。但证人们最关注的不是那个地方：他们等待着法医最后做开颅手术。他锯下颅顶，把双手伸进颅内，以便取出带延髓的两个大脑半球。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尸体解剖室。在卢瓦尔的要求下，整个大脑被放在一个短颈大口瓶里，托付给他。他把这个宝贝包裹夹在腋下，随即离开解剖室。一辆出租马车正等着他，把他送到乌尔姆路，在巴斯德的实验室里鲁博士准备拿它给两只兔子接种。

   他们先把大脑捣成糊状，将一勺大脑糊放在肉汤培养液里稀释，然后再用一根吸管将其吸人，给做过穿颅手术的兔子接种。这一操作是秘密进行的：鲁不让任何证人进来。

   十五天以后，观察动物的欧仁·维阿拉来通知卢瓦尔，被接种的两只兔子已经麻痹。显然，这是狂犬病的先兆；因此，尽管经过治疗，孩子仍得了狂犬病。

   卢瓦尔赶紧去通知还在睡觉的鲁。后者立即赶到，核实兔子确实已经麻痹，吩咐卢瓦尔马上去找格朗歇。无任何疑问：孩子死于狂犬病。为了弄清事实，应当找出给于勒·鲁叶接种的疫苗（即脑髓）的制备记录，但巴斯德已带走了他的实验记录本。没有其他检验手段。

 格朗歇和鲁一想到这个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毛骨悚然。尽管鲁不愿意参加狂犬病的实验，但他意识到巴斯德的名声可能受到牵连。他只想出一个解决办法：让卢瓦尔马上去博尔迪盖雷征求巴斯德的意见。卢瓦尔立即照办。当巴斯德看见他的姨侄突然来到比肖夫海姆别墅时，非常惊讶，但在得知了他来访的目的后，显得非常镇静。他首先对孩子的死表示惋惜，但没有对事件的后果表现出过分的激动。他信任他的下属，在作了简明的回答和把关键的制备脑髓的记录本交给卢瓦尔后，将他遣回巴黎。

   几天以后，布鲁阿德尔传唤鲁。他之所以想单独会见医生，是因为他信任鲁；他知道鲁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巴斯德的方法，而是认为方法还没有成熟。同时，他清楚地意识到事情的风险；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争取到时间，制备出完全可靠的抗狂犬病疫苗。他对鲁表示：“如果我不支持你，那么科学发展将立即倒退50年，必须避免这种情况!”事实上，一切都取决于布鲁阿德尔。他有哪些选择余地? 作为法医，他必须写鉴定书；他可以得出结论：于勒·鲁叶死于狂犬病，或死于巴斯德的抗狂犬病治疗，或死于腰部被击伤后的肾并发症；他当然也能援引这些原因中的几个原因。如果判决认定是狂犬病，那么巴斯德的责任将无法开脱，他将受到起诉；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将免于起诉。布鲁阿德尔选择了肾功能不全，因而开脱了巴斯德的责任。他防患于未然，把伺机待发的敌对性攻击扼杀在摇篮里，解除了克莱蒙棱、彼得以及所有对巴斯德驳斥自然发生耿耿于怀的那些人的武装。

1887年1月4日，于勒·鲁叶事件列入医学科学院的议事日程。布鲁阿德尔在场，提交了他的鉴定书。鲁也提交了为巴斯德辩护的一份报告：他声明，11月28日，孩子鲁叶的延髓被送到实验室；他们用延髓给做过穿颅手术的两只兔子接种，这两只兔子很健康。这份声明最终消除了对狂犬病的怀疑，证实了布鲁阿德尔作出的正式裁决。

 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彼得认真地听着同行们的讲述。他根本不相信刚才听到的一切。他起身提出反驳的论据。在他看来，尸体中的尿蛋白不足以作为证据，如果是说狂犬病，则有更充分的理由。在小鲁叶身上表现出的一切症状都是狂犬病的症状。

 但是，这一可靠的、合理的论据最终在鲁的报告面前败下阵来。之所以孩子的大脑物质没有把狂犬病传染给兔子，是因为狂犬病没有发病。因此，检查官宣判巴斯德及其疫苗接种法无罪。

 除了应当指责卢瓦尔说谎，因为他在几年以后说出了事件的真相；还应当承认，鲁为了消除事情的最坏结果作了伪证。鲁不惜一切代价所做的一切，与其说是为了巴斯德的个人名誉不受牵累，还不如说科学界抛掉了巴斯德的原则。不管怎么说，在一世纪之后，打算赞扬鲁或为其恢复名誉已无任何意义。恰恰相反，更重要的是应该着重指出，这一可疑的、颇费周折的事件是在巴斯德不在时发生的。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如何、在何种详尽程度上了解在卢瓦尔突然来到博尔迪盖雷之后的事实的。

结语：

该病例确实是死于狂犬病：可能是因巴斯德的疫苗无效，甚至可能正是该疫苗引起了狂犬病。在这两种情况下巴斯德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是败诉方。

但关键证据都在巴斯德的同伴们手中：他们是当事方，同时又是最关健的实验检定的执行者。事实上并无第三方进行监督，这样的调查只有相信巴斯德们的良心才能得到公正的结果。但巴斯德的助手卢瓦尔说了谎，鲁作了伪证，而巴斯德则默许了他们。

充当裁判的法医布鲁阿德尔博士在单独会见鲁博士时曾表示：“如果我不支持你，那么科学发展将立即倒退50年，必须避免这种情况!”　巴斯德和他的助手们用不正当手段来对付反对者，结果从客观上讲，确实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使狂犬病疫苗在全世界的推广势如破竹。

但是，在任何时代，对法庭说谎和作伪证都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巴斯德们的这一历史污点？

千秋功罪，誰人曾与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