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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科学家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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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最早的分子生物学的科研机构EMBL(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于1978年成立。这个想法是一群卓有声望的分子生物学先驱James Watson, Francis Crick, Maurice Wilkins, Max Perutz 和 John Kendrew等，在参观了CERN以后，觉得应该效仿CERN和美国Cold Spring Harbor Institute的模式，建立一座跨国合作的一流分子生物学的科研机构。于是在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以后，由John Kendrew挑头，招兵买马，从各国招聘了一批当时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人才，在德国海德堡建立了EMBL。Kai Simons就是在那时进入EMBL，并成为了细胞生物学（Cell Biology）的领军人物。事过四十年，分子生物学发展之迅速，连当初的先驱们都感到惊讶。德国政府不甘心落于人后，决心建立自己的EMBL，于是在2000年在德国东部的Dresden建立了一所新的马普研究所，这就是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ell biology and Genetics, 号称第二EMBL。而Kai Simons就是担纲组建时的首任所长之一。他为德国创建一个活跃的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科研环境，立下个汗马功劳。这里有一个Nature上的介绍：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24/n6950/full/nj6950-858a.html
前不久是Kai Simons的七十大寿，于是由马普研究所邀请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前沿研究者作了一个学术讲座。
Fig.1 Kai Simons
一些精彩的讲座
Ira Mellman是目前比Google还红火的头号生物技术企业Genentech Inc的主管科研的副总。他的讲座题目是“Tracking Signals --- when cell meets Cancer”。大体是讲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在过去五十年中成果斐然，无论是细胞还是功能蛋白质的静态结构，相当部分已经弄清楚了。但是离真正理解细胞的功能，还有不小的距离。这是因为要了解大部分细胞的功能，还需要了解蛋白质在细胞生命活动中的动力变化。以前细胞生物学是静，现在主攻的方向是动。比如，为了研究某种细胞膜中蛋白质受体在接受信号后的变化，他的课题组将量子点(Quantum Dot)挂在蛋白质上，当蛋白质接受信号后如何移动，和在细胞膜中如何分布，这样都可以有一个直观地发现。
长期以来任耶鲁大学细胞生物学掌门人的Ari Helenius，和Kai Simons是同志加兄弟的铁杆。两人合作达13年之久，对Viral envelope, virus as a tool to deliver vector等有开山之功，同时Ari还是Kai的Brother-in-law。Ari Helenius讲的是如何从系统生物学的角度来全面地认识病毒是如何进入细胞的。很有意思的是，他讲到病毒完完全全是一个分子意义上的特诺伊木马，它恰恰是利用正常的细胞功能来入侵的。他的课题组对病毒入侵细胞过程中涉及的7,000个基因使用高通量、自动化的siRNA干扰技术，对过程中的重要蛋白质逐一使用GFP标记，想看看这些基因和相应的蛋白质到底在病毒入侵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Fig. 2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ell biology and genetics
EMBL的Anne Ephrussi的研究指出传统生物化学的不足。以前的研究主要关心功能蛋白表达的浓度，并没有空间乃至时空分布的详细信息。她的研究表明，果蝇发育时在卵细胞中mRNA的定点表达直接关系到果蝇的正常发育。如果人为干扰的mRNA没有在正常位置的话，胚胎会在未发育成熟前夭亡。
本来很期待Günter Blobel讲讲他老人家是如何猜测并验证蛋白质的地址结构（protein targeting）的。但是他讲的是一项如何在生命细胞中检测各种RNA的高通量生物技术，不是很吸引人。另外，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 讲的时候也是人山人海。她的研究方向已经从控制果蝇发育的基因组研究，转到了控制Zebrafish发育的基因组研究。说实话，感觉到这样的研究方向：老是作基因敲出后，分析变异的Phenotype来推演基因在发育中的功能。在慢慢转移到高级动物以后，会越来越凸现出其局限性来。
Günter Blobel的故事在这里
http://en.wikipedia.org/wiki/Günter_Blobel
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的故事在这里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e_Nüsslein-Volhard
总的印象是，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正在从静态的结构---功能关系，逐渐发展到结构动态变化---功能关系。
并且，我们不仅仅关系基因和功能蛋白的浓度变化，同时也关心各基因表达的空间位置，时间顺序，甚至表达的快慢和可能的函数形式。
Richard Klausner的Science in a Dangerous World
Richard Klausner是前任的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主席。他做的不是一场学术讲座，而是将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满经济动荡、政治纷争的危险世界，科学将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他讲到，既然人类会因为利益的不同，而彼此的纷争将永在。而科学和技术的最大贡献，将是因为其中立性，将逐渐填平这些由于不同利益而造成的沟壑，使人类在“异中求同”，因而有一个更加公正和机会均等的社会。比如印刷术的发明，将阅读和获取知识的机会从贵族和僧侣中普及到社会大众中任何一个像捧起书本的人。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将充裕的物质生活从少数人普及到大多数。医学的发展，让治疗疾病的方法，使得社会大众都获得好处。而InterNet的发展，将出版权从专业媒体普及到网络的每一个角落。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应该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获取知识和技能，接受教育，享受包括医疗等种种社会福利。
同时，科学的好处不仅在于技术化以后，给社会所带的好处，其思想方法也使得我们的社会向良性发展。比如，科学中不崇尚权威，权力不来源于你的职位，而来源于占得住脚的证据。
最后，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科学不仅仅是关心发现自然奥妙的“自了汉”，科学可以改变我们的社会。90年代初，巴以Oslo谈判破裂，两方终止任何接触，“以血换血”的杀戮一时弥漫。如何让已经杀红眼的对手坐下来谈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Richard负使命于危局，作为总统特使出访中东。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提议建立一个泛中东癌症研究中心。以促进癌症研究交流的名义，邀请以色列、巴列斯坦、埃及、约旦等国的卫生部长和相关的癌症研究科学家们开一个圆桌会议。担心会冷场的他，一开场不是谈组织使命，而是谈他的家庭，有几个孩子，做什么样的研究。于是，大家就纷纷谈起各自的家庭和科研。然后大家才发现，一位卫生部长的妻子正在与乳腺癌抗争，另一位大使的儿子正由于白血病而夭亡。在人类第一杀手“癌症”的面前，人们发现除去宗教、政治的分歧，大家还有这么多相同的经历和遭遇。于是，出乎意料的是，中东癌症研究中心成为唯一一个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地区成立的多国合作组织。而由于科学家们需要在各个国家往来合作，推动了外交上的往来，货币汇兑，推动了彼此金融领域的接触。真是想不到，一个分裂和厮杀的地区和人们，会由于科学，而重新走到一起。
或许，这就是在这个经济的阴云逐渐笼罩全球的时候，科学，还能给与我们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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