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OTECH | 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安全管理法规的演化

转基因作物在农业、环境、经济、健康和社会等方面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益处和方便，尤其在面对全球人口数量激增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等方面，意义重大。长期以来，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十分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基本都以风险分析为基础进行监管，其管理理念、内容以及方法均具有相似性。然而不同国家政策导向的差异导致各国不同的管理模式，各转基因作物种植和进出口国家都在积极地探索、建立和完善符合科学原理并适合本国国情的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以保障本国转基因产品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

近日，aBIOTECH 发表了题为“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egulation of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点击题目阅读全文）的综述，系统总结了中国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监管的法规框架，重点讨论了中国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监管法规近30年的演变过程，并阐述了中国基因工程作物及产品的商业化审批和应用情况。

从1993年开始，中国政府基于国际惯例和中国实际国情，出台了一系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法规、规范，并逐步完善，建立了相应的管理体系，有效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同时，为适应生物育种技术和理念的发展以及产业化的需求，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国政府多次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

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国务院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员由农业、科技、环境保护、卫生、外经贸、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负责研究、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农业农村部设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的日常工作，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等共同参与完成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监管的各项工作（图1）。

图1 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框架

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探索阶段”(1993—2000年)、“发展阶段”(2001—2010年)、“完善阶段”(2011—2020年)和“当前阶段”(2021年至今)（图2）。1993年颁布了第一个正式条例，为后续相关法规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标志着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进入“探索阶段”，在此阶段，表达Bt(Bacillus thuringiensis)蛋白的抗虫转基因棉花被批准种植。在“发展阶段”，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几乎涵盖了与转基因安全相关的所有领域，包括研究试验、生产加工、进出口和标签标识等方面。在“完善阶段”，伴随着公众对转基因安全性的争议，相关法规得到了进一步的修订。从2021年开始，即“当前阶段”，我国又进行了一些补充修订，同时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出台了《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将基因编辑作物纳入管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中国转基因作物的安全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2 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安全法规的演变时间表

当前国内转基因农产品的审批，除了已在中国广泛种植的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木瓜，目前已有12个玉米转化体、3个大豆转化体和2个水稻转化体获得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但这些品系尚未进入商业化生产，其中一部分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产品已经进入了商业化应用的试点工作，并有望在中国进行商业化种植。除种植外，中国还批准了大豆、玉米、棉花、油菜、木瓜、甜菜等6种转基因作物共计64个转化体作为加工原料进口。

此外，本文还介绍了中国对基因编辑农业技术产品的监管，以及在完善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安全法规基础上进行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试点工作，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标志着中国的转基因大豆、玉米产业化试种迈开了历史性的一步。

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与使用生物技术的潜在风险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重要话题，也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虽然中国农业生物技术监管体系已经比较健全，但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对安全性认识的不断深入，监管政策仍需不断调整。首先，监管体系应该达到严格监管和高效率审批的平衡。安全评价体系应该既要能促进科学研究，又要能推进商业化进展。考虑到这种情况，文章提出了中国可以在对生物技术不断熟悉的情况下适当简化监管程序。第二，基于生物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形势和公众态度不断的变化，适时更新转基因作物法规。第三，应当提升监管能力，严格执行相关法规条例。

阅读原文：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2994-022-000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