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谷溪——延安北京插队知青的贴心人

石焕南

（2021年6月于北京）

自1967年开始至1970年，北京市有26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外省市上山下乡：黑龙江14．6万人（其中插队约8000人），山西43000人，内蒙古27873人，陕北延安地区23000人，吉林约7000人，云南约6000人，还有甘肃、宁夏、河南、湖北四个省。奔赴各地的北京知青都与当地老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比较而言，这种感情似乎延安知青要浓烈些，而延安知青又以延川知青更甚！

为什么？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

1.以延川县委书记申昜为代表的延川干部、老乡对知青的包容大度；延川提干知青最多，各公社妇干清一色北京知青，县宣传队骨干基本是北京知青，不少知青担任大队、公社领导，当县级领导的北京知青也不乏其人。

2. 延川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北京知青插队于此，接受中华本根文化--黄土文化的洗礼，京城文化与黃土文化的深度融合是延川知青文化的显著特点。远古的、现代的文明的碰撞、交融，使延川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文人志士。如本土的路遥、谷溪、海波、厚夫、曹伯植、冯山云、曹建标、黑家兄弟等，北京知青中的史铁生、孙立哲、丁爱笛、陈小悦、陶海粟、杨卫、陶正、蔡玉珠等，他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每一个人都有一番传奇，他们彼此欣赏，情投意合。

与北京知青接触最早、最广、最多、最长、最深的延安人当属曹谷溪，曹谷溪的北京知青朋友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字：

石焕南、林达、陶海粟、陶正、史铁生、孙立哲、丁爱迪、蔡玉珠、杨永兰、吴美华、黑荫贵、李红旗、王汉光、张景晶、邢仪、耿铁群、庞沄、高令琪、高令远、卜大华、陈英、马卉、安仕如、杨士杰、曲光、艾平、杨卫、高红十、舒展、解明明、杨圣敏、吴小荣、张五爱、刘瑞虎、白若利、延长江、哈颖康、周秉和、王克明、许复强、叶广芩、叶延滨、梅绍静、王晓建、朱凌、李华、张小建、刘福成、于增敏、陈行之、王更、陈光中、许平、……

（一）延川文化先行者

曹谷溪于1941年农历2月1日出生在陕北清涧县郝家墕乡郭家嘴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兄妹七人中，谷溪既是老大，又是唯一的一个男孩。长子和兄长的双重身份，使幼小的谷溪过早地担负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父母对他格外器重，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将他早早送进学堂，盼望他多识几个字，日后有个大的出展，彻底改写家庭的苦难命运。地位的卑微，出身的贫寒，并没有使小小的谷溪屈服、沦丧。他硬是憋着一口气，鼓着一把劲，在同学、老师、世人面前没有自卑更没有低头，而是一方面刻苦学习，听从老师的教导；另一方面利用放学空闲时间，帮助父母砍柴、割草、拦牛、放羊，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尽可能地帮助家里减轻负担。在困难的年代里，吃糠咽菜，遭人白眼是家常便饭。谷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背景下渐渐长大，坚持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而且，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1962年，谷溪高中毕业。由于家庭生活的困难，使他失去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这成了他终生的一大憾事。那阵儿，国家还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组织上大量精减干部，动员城里的市民和家属到乡下参加农业劳动。那年4月，他领到了毕业证，在其他同学正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延川县医院住院部炊事员的差事。其实当这个炊事员，也不容易。谷溪最早的爱好是绘画，1959年他已考入西安美院附中，但由于家庭贫困而放弃，不得已才上了高中。曾经一度，他想以画像、油漆为生。也就是因为这个爱好，让他结识了县医院的领导，并感动了对方。听说县医院需要一个炊事员，谷溪喜出望外，在县医院领导的帮助下，经县长办公会议研究批准，谷溪终于当上了这个炊事员。半年后，县民政局将他调到本县贺家湾公社当了炊事员兼管理员。由于当时他文化程度高，公社干部奇缺，他又被公社党委书记器重，兼职了文书。那时他还不是党员，却保管着党委和行政两枚“大印”，全机关的吃喝拉撒、写材料、刻蜡板、送信等差事全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一时间他成了公社的“红人”。用著名作家陈忠实的话说，曹谷溪是一名抓着炒菜铲子起家的作家。事实正是如此。年轻气盛的曹谷溪晚上躺在土炕上，经常是思绪万千，夜不能寐，从心底迸发出一句陕北男人常有的豪言壮语：“难道老子一辈子就做这么个营生？”他觉得他的文采不错，有写作的天赋，何不在文学的道路上走一遭，闯一闯？说不定还真的能够杀出一条血路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于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拿起另一把“铲子”，不，是一支沉重如椽之笔，开始了写作生涯，走上了一条漫漫文学的创作之路。功夫不负有心人。1962年的冬天，身为“伙夫”的他创作的秧歌小戏《脚印》和百十首秧歌词，被《延安报》选载；他写的歌剧在乡上和县里演出受到好评；他的秧歌词，由县委宣传部油印发放各乡镇演唱。谷溪的作品终于变成了铅字，这一小小的成绩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曹谷溪。他的写作热情更高了，作品更多了。1963年的春天，谷溪调到延川县委办公室当了“通讯员”。《延安报》又以来信的方式刊登了他的一篇表扬稿《一只手表》。之后，他利用下乡送信期间，采写了关庄公社《贺家庄组织群众常年读报的经验》，长篇通讯《一支活跃在黄河畔上的红色放映队》等，分别发表在《延安报人》和《延安报》上。由于擅长写作、成绩突出，他被《延安报》聘为特邀通讯员。1965年后，他担任了延川县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他的创作热情逐渐高涨，各类作品常常见诸省、市报刊杂志，也引起了地区和省里文艺界的注意。当年他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二）贾家坪公社的“知青专干”

1969年1月23日，时任延川县贾家坪公社团委书记的曹谷溪迎来了61名插队贾家坪公社的北京知青，他们插队在曹谷溪家所在的刘家沟大队。自此，曹谷溪又挑起了“知青专干”的担子。他马不停蹄地跑到各知青点上去看望他们。所有的知青厨房，没一个灶口是好的。灶火口一烂，吸劲小，必然满窑冒烟，不仅浪费柴炭，而且常常会使饭菜夹生。谷溪是炊事员出身，套灶火是一把好手。他每到知青点上，第一件事就是看厨房，帮助知青套灶火。然后便动员他们洗衣服、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北京知青都戏称谷溪是“曹阿姨”！1969年春节过后，曹谷溪参加了延川知青慰问团到北京慰问知青家长，曹谷溪不辞辛苦地到各家汇报知青的情况，家长们纷纷向他倾诉与子女离别的无奈和对孩子牵肠挂肚的思念，深深地触动了曹谷溪，关心知青，呵护这些娃娃，“知青专干”的责任不轻呀！

曹谷溪回忆，北京知青中有不少人受不了农村的苦，只待了几个月就想尽各种办法离开这里。曹谷溪家住贾家坪公社刘家沟大队。有一回，曹谷溪写了一篇刘家沟大队“二十六朵葵花向阳开”的稿子送到县广播站。哪知稿子还没播出，一夜间就有25个知青“开了小差”要回北京，队干部连夜赶到绥德，说了许多好话才接了回来。初到延川的北京知青，思想很不稳定，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面对此情景，身为“知青专干”的曹谷溪既不放任自流，也不强势打压，而是循循善诱。村里的知青把老乡的狗打了，吃了狗肉，曹谷溪劝说，狗不能打，因为它是为老乡看家护院的生灵；人也不能吃狗肉，吃了狗肉会变成憨憨。要尊重老乡，不能乱来。从此，本村知青再也没有伤害过老乡家的狗，更没有吃过狗肉。知青用麦秸当柴烧，谷溪知道了很不高兴，严肃地说：麦秸是牲口的粮食，怎么能当柴烧呢？谷溪的话，知青们心悦诚服，因为他们知道曹谷溪是真的为他们好。于增敏回忆，有一次曹谷溪发现知青用桌子的抽屉当枕头睡觉，他半天不语，好长时间才说了一句话：北京娃娃受苦了！

（三）曹谷溪与汪鸽

女知青汪鸽插队在延川县因生活所迫，与村里的一位男青年结婚成家，生了个女儿，取名马延都。婚后，汪鸽的男人经常打她，后来，在政府的干预下，结束了这段不幸的婚姻。在县委书记申昜的关心下，汪鸽被推荐上了延安师范，而女儿留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刘家沟与奶奶一起生活，不久奶奶病逝，马延都过的更凄惶，十几岁的女子了，经常穿个露肉裤子，由于家贫也没上过学。

已调到延安工作的曹谷溪得知这一消息，不禁潸然泪下，他决心要帮助马延都，他找到马延都，带着她去见劳动局局长，在曹谷溪真诚的诉说下，局长特批了一个招工指标。然后，曹谷溪马不停蹄地从延安赶到延川县，找到时任延川县县委书记的白崇贵同志，马延都得以在县国营食堂当服务员。马延都对大恩人曹谷溪感激涕零， 曹谷溪像对待女儿一样关心呵护她。

曹谷溪每次出差延川，再忙也要带着礼物去看看马延都。慢慢地，马延都大了，搞对象了，曹谷溪帮她参谋，出嫁那天，曹谷溪专程前往祝贺。成了家的马延都逢年过节总要带着丈夫和孩子到延安看望曹谷溪，她说曹谷溪是她在世上最亲的人，也是她最相信的人。

马延都的一家生活安定了，但对母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曹谷溪说：“好娃娃哩，我在背地里早就开始联系你妈了，只是目前还没有她确切的下落。我想，母女千里有心灵感应，你们相见不了，我这把老骨头的心也放不下呀！” 曹谷溪通过不厌其烦的联系，终于得到了汪鸽在京的地址，曹谷溪放下手头的工作，便“打前站”去了北京，见到了汪鸽，二十三年的重聚，两位老朋友悲喜交加，谷溪告知了马延都的近况和女儿对母亲思念之情，汪鸽听罢大哭了一场。不久，阔别二十余载的母女终于在京相聚。

（四）曹谷溪与陶正

1969年1月，作为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的陶正，挟着造反“红卫兵”的余威，满怀改天换地的革命激情，扛着装满油印机、钢板、蜡纸、纸张、战旗、公章等各色“红卫兵”“兵产”的箱子，与十几位同学来到延川县关庄公社鸭巷大队插队，他们办扫盲班，刷标语，“割资本主义尾巴”……

文笔极好的陶正一手创办了《红卫兵通讯》小报，主写、主编、刻写、油印、并寄发到全国各地的知青点……， 小报一连办了七期，这张小报不但探讨中国的农民问题，甚至面向世界，摘编俄罗斯民歌等文学内容，但转录了一些《内参》的内容，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县革委会指派谷溪去调查此事，如果上纲上线，陶正很可能就要出事，受到严肃处理。但是，谷溪见到陶正后，感到他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而且很有才气。视才如命的谷溪说明了利害关系，教育引导陶正一定注意自己的言行，以防引来横祸。陶正回忆说：“我原以为他们是来找茬儿的，不料，曹谷溪找了个机会，把我拉到一旁说，憨娃娃，没有上面的批文，你们的小报就是地下刊物哩！他是暗地里打招呼保护我。”

　　曹谷溪见到陶正，便被这名来自北京的小伙子深深地吸引, 他激情、坦率、理想远大，给谷溪带来极大的震动。一直以来, 跟县里仅有的几个“文人”打得火热的曹谷溪就想，人家北京知青敢背着油印机在陕北农村办报纸, 普及文化, 为什么我们不能办一个刊物? 回到县城，曹谷溪对调查之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曹谷溪对陶正说：“咱停了油印的小报，到县上去办铅印的《山花》文学报！” 最初版本的延川县工农兵业余作者诗选《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就是陶正亲自刻印的。这本诗选，可以算作《山花》的前身。在当时中国文坛“万马齐喑”的局面下，曹谷溪集聚了路遥、荆竹、陶正、白军民等一大批文学青年，他们的作品引起了文学界的不小轰动，延川县的群众文学创作开始引人注目，《陕西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都用较大篇幅高度报道评价了延川县的文化艺术现象。在一起办《山花》的过程中，陶正感到曹谷溪质朴宽和，无论文学还是政治，都能兼收并蓄，慢慢地他们成了无欺不谈，袒露内心的朋友。

（五）曹谷溪与孙立哲

1969年，不满18岁的孙立哲积极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从北京来到延川县关家庄村，当起了赤脚医生。他在延川县创办了第一个医疗合作室，在小小的土窑洞内做过大小3000例手术。由于条件艰苦，他曾在擀面的案板上做过阑尾切除、妇女子宫大出血等手术。

后来县里指派曹谷溪组成调查组，组员包括陕西日报社的两位记者、县广播站站长、县医院从西安下来的王大夫，石焕南以及在通讯组学习的两位业余通讯员杨圣敏和解明明，一行大约十多人，前往关庄大队对孙立哲做联合调查采访，来到关家庄医疗站，住了十来天，分了几个小组在关家庄和清平川上下川的许多村子走访调查，过篦子般寻访孙立哲治过的病人。所到之处，老百姓众口一词，都说孙立哲是好人，说他是“活菩萨”，是救命恩人。满腹狐疑的王大夫负责调查医疗事故，没想到十来天一个也没找到，经过手术治疗的病人刀口愈合良好，没有感染迹象。让这位专家态度彻底转变的是一位腮下腺腺瘤的术后病人。王大夫指着病人耳后的刀口对曹谷溪说，这种手术很难，面神经从肿瘤里穿过，稍不小心就发生面神经麻痹，省立里大医院专家见了都棘手。最后得出结论：孙立哲手术精湛、医德无双。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曹谷溪的调查报告《一位活跃在延安山村的赤脚医生——记北京知识青年孙立哲》。2015年，孙立哲在写给我的微信中说：“你和曹谷溪，解明明等人在关家庄及其周边进行的广泛系统的调查产生的报告，使得县委申昜书记等对赤脚医生认可，对赤脚医生的持续存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的登出还彻底改变了孙立哲父子的命运。孙立哲在《怀念我的妈妈》一文中回忆道，父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过书，“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每天战战兢兢地活着，因不甘屈辱，曾两次自杀。母亲因高度恐惧与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了严重的神经质症状。当他们得知孙立哲的事迹登上了人民日报，老两口关在屋里反复看，一边看一边互相说，这可是党报啊，这可是中央的声音啊！至此以后，清华园许多人对父母的态度、眼神、话语明显转变。父亲所在的清华大学电机系和清华大学政工组不约而同停止了对父亲的审查。延安地委还请父亲作为知青家长代表去访问。村里老乡们排了长龙队请父亲到家里吃饭。

（六）曹谷溪与史铁生

史铁生与孙立哲是同学，同在关家庄大队插队，在关家庄采访孙立哲时，曹谷溪认识了史铁生，当时史铁生就和农民一样，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头系白毛巾。当时他是大队的饲养员，还没有开始文学创作，只是《山花》的读者。后来，因为文学，曹谷溪和史铁生有了交往。

说起来，史铁生与延安的缘分不浅，他的获奖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就是以插队所在地为蓝本。他回北京之后，有一次给曹谷溪打电话，说是有五个日本留学生要考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创作基地和人物原型，让曹谷溪带着去关家庄大队。

   1984年，曹谷溪陪史铁生一起回的关家庄，老乡们请他们吃羊肉、油糕和面。曹谷溪跟史铁生聊起一个叫吴云青的百岁老道人的轶事，他在延安市的青化砭村居住，史铁生听了就想去见这个人。曹谷溪就带着史铁生去青化砭见了他，还在面包车上合影留念。那次，曹谷溪还陪着他去看壶口瀑布，当时汽车到不了看瀑布的地方，史铁生很失望。曹谷溪说，你不看壶口瀑布，就等于没见到黄河。说着，曹谷溪一把把他从轮椅上拉起来，背到身上，回头告诉其他人把轮椅拿上。曹谷溪把他从公路上背到了看瀑布的最佳位置，看到了壶口瀑布，了却了一个心愿，史铁生非常高兴。

后来史铁生病了，曹谷溪到北京的家里去看史铁生。他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其时其景让曹谷溪难过。他给史铁生放下两千块钱，史铁生爱人陈希米坚决不要。史铁生说，那是谷溪啊，不是别人。这才收下了。

《凤凰周刊》在采访曹谷溪时问：你与史铁生为友，最为难忘的是什么？曹谷溪回答：“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和史铁生，都是我的文学朋友，他们从不同的方面给我很多启示。其中接触最少的是史铁生，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也是铁生。坦诚地说，我和路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功利心，但铁生没有。铁生对人性和神性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很不一般的高度，他没有任何功利性。对于什么时候结束生命，他是知道的。他要捐献器官，捐献的时间也是定好的。而就在铁生去世前的四五天，他的朋友来看他，他谈笑风生，还开玩笑说，你们这不是在向我的‘活尸'告别来了？我做不到他那样，可以笑对疾病，笑对坎坷，笑对死亡。他曾说过，‘一个欲望横生的史铁生，如果命运不给他点颜色，他也许就会忘乎所以，如果不失学，不失恋，不失业，不截瘫，不患尿毒症，就白活一生。’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正为人类命运思考的严肃作家。”

2011年元月4日，曹谷溪赶赴北京参加了史铁生追思会，写下如下诗句。

这是北部中国

滴水成冰的 隆冬季节 

六十朵 鲜红的玫瑰

簇拥着一个灿烂的

笑脸……

在那遥远的 清平湾

喷发着牛粪和青草气息的饲养室小院

你抱着那只刚刚出生的牛犊， 

冲着我憨憨一笑……

这是上苍的安排么？

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合

我们第一次相见 

那就是你呀，铁生

十九岁的青春少年！ 

整整四十载花开花谢

此刻，我们不约而遇地聚会在 

北京798时态空间

鲜花丛里， 却只有一把 

空荡荡的轮椅…… 

什么也不要说了。

半年前，我们已作了 

最后的话别。 

你躺在床上，我们手握手， 

笑脸对着笑脸…… 

铁生，你此时此刻在那里？ 

你，还在我的脊背上 

那年到黄河畔上看壶口飞瀑

﹙汽车无法靠近﹚ 

我一把将你从轮椅上拖起 

向瀑布跑去……

至今，我还能感觉到 

你均匀而有力的心跳

大山，记得你那张灿烂的笑脸

黄河，记得你那张

灿烂的 笑脸…… 

今天，我不是为你送行 

是专程参加你的六十岁的 

生 日 庆 典！ 

你说过：死亡 

只不过是一次迁徙 

永恒复返……

还是过去那句老话 

你保重，我也保重！ 

（七）我与曹谷溪

1968年底，作为北京第五十七中学高中六八届毕业生，我由北京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下文安驿大队插队。由于劳动不惜力，肯吃苦，1970年我被选为延安地区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在县城开会时，见到了曹谷溪。他中等个儿，梳着背头，戴着黑褐色的宽边眼镜，镜后的目光深邃而亲切，嗓音浑厚，活泼奔放，风趣健谈。那时，它是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不曾想，一年后，也就是1971年3月，我被抽调到“革委会”，在谷溪的麾下做通讯干事。事后得知，我被上调，是谷溪举荐的。

來到通讯组，我和谷溪同住县“革委会”第二排窑洞的18号窑洞，这既是我们的宿舍也是我们的办公室。谷溪手把手地毫无保留地手把手地教我写通讯报导和摄影洗印技术。

上中学时, 受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箫剑桥的的影响， 我喜欢语文, 特别是作文, 老师常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念给同学听, 但新闻报道从未写过。我写的第一篇报道, 好像是报道延川县委在某公社召开兴修水利的现场交流会。谷溪看罢我的初稿说：“没想到你笔头还行, 当初要你时, 没考虑你文笔如何, 只是觉得这孩子老实”。然后，谷溪用红笔逐字逐句地修改，包括每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我第一次感受到什麽叫做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经他一修改，主题突出了，语言精练了，整个文章顺畅许多，我心里暗暗佩服。更令我佩服的是他常能很准确地预料哪篇稿子是否能发表，而且是在那一级报刊上发表。那时他也就三十三、四岁，但已成竹在胸，具备了专家的眼光。

谷溪很重视基层通讯员的培养，除了办了多期通讯员培训班以外，还经常个别培训通讯员，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其形式有点像现在的“访问学者”。先后培训过路遥，清华附中的陶正，杨圣敏（他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博导），解明明（现在是北京斯福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安秦，还有和我在一个队插队的北京五十七中学的舒展（曾任中国驻非洲卢旺达大使）。

谷溪年长我九岁，虽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从未感觉他是我的领导。因他从不命令也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而像朋友、像兄长一样关心我，为我排忧解难。

当年，入党是年轻人极为看重，也极感荣耀的大事。抽调到县委之前，下文安驿大队党支部给我开了入党发展会，但报到公社未批，说是还需考验考验，便把问题推给了县上。调到县委后，我重新申请，一年后，经谷溪介绍，我于1972年12月12日加入了共产党。

大约是到通讯组工作的第二年，谷溪派我出差西安购置照相器材，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头一次出差，不曾想到西安后，所带的购物款及我个人的积蓄全部被偷。只得打电报给谷溪，请求速汇款过来。捅了这么一个大漏子，回去后，谷溪丝毫也没怪罪我，反向工会为我申请了补助，以解燃眉之急，当时我已身无分文。

1973年，全国各大学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采取的是个人申请，群众推荐，领导审批与文化考查相结合的办法。那一年，我报名参加了此次“高考”。在县机关的群众推荐中，我听说我的得票是最多的，满心欢喜，以为上大学十拿九稳了。那曾想，在领导审批这一关，我却被刷了下来，被一位领导的亲戚给顶替了。得知这一消息，脑子一下子蒙了，气得我在窑洞里用双拳猛击炕。徒弟受屈，谷溪气不过，视此为“自己的眼中被揉了沙子”，便找领导理论，为我打抱不平，尽管他内心不舍得我走，因为好不容易把我培养起来。迫于群众的压力，领导不得不同意我参加文化考查。最后，想不到我被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了，回到了北京。这一步，可以说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这辈子不会忘记在这一关键时刻，谷溪对我的帮助。

从1971年3月到1973年9月, 在谷溪手下两年半的新闻报道的学习与实践, 对我今天的数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者似乎风牛马不相及， 但文理是相通的。 新闻报道要真实，要逻辑清晰，要语言精炼，而这些都是数学创作所必需的。不论文理，好文章, 都要深思熟虑, 都要字斟句酌, 反复推敲；最重要的是，不论干哪行，要出成绩，没有百折不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是不行的。谷溪，路遥等朋友的强烈的事业心和不断进取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激励着我不断拼搏向上。

现在想想，我能分到通讯组是幸运的，我一辈子都在写作，写通讯报导，写大批判稿，写数学论文，写专著，通讯组是我走向专业写作的启蒙之地，曹谷溪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摄影，而这也得益于通讯组这一得天独厚的环境。

（七）二十多年前曹谷溪对知青的评价

1997年，曹谷溪曾在《延安文学》第2—3期合刊的一篇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不知道亲爱的读者是否曾关注“老三届”们的命运和成长过程?这是一批特殊历史境遇中造就的一批特殊胆略、特殊气质、特殊品行的人们。他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而又成群结队地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被招工、招干或当兵，一些人被推荐上了大学，还有的到国外留学。总之，该走的都走了，真正当了农民的寥寥无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先是担任延川县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知青一来，县里让我当“知青专干”，以后又调任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与全县插队知青有了更广泛的交往。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与许许多多北京知青结下了深厚友谊。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茬人过早的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所以，只要他们取得读书的机会，便拼着命往书里钻。有一位当了省委副书记的北京插队知青，在上大学前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十八本读书笔记。这一代人，与其父辈们相比：少保守，少教条;与比他们年轻的一代人相比：更具有使命感，多思考，多实干。在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是世纪交替的桥梁!”

与北京知青几十年的广泛、密切的接触，曹谷溪与北京知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次曹谷溪出差北京，总有不少知青闻讯赶去看他，畅叙友谊。不少知青返乡路过延安，也总要拜访曹谷溪，重叙旧情、互述衷肠。

曹谷溪极富亲合力，北京知青乐于与他交谈，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

1. 谷溪乐善好施，最突出的例子是对挚友路遥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可以说是“两肋插刀，肝脑涂地”。谷溪家常年门庭若市，采访的、请教的、求助的，宾客不断，谷溪对所有来访者一现同仁，均以诚相待，留客吃饭。

2. 谷溪学识渊博，谈吐幽默，与人交谈总是侧目倾听，善解人意。谷溪甘为伯乐，乐此不疲，对年轻人的点滴进步总是溢美有加。经谷溪点拨的，提携的文学青年不胜枚举。

3. 谷溪一身的书卷气，没有半点官场的陈腐之风，对人对事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不人云亦云，不趋炎附势，曹谷溪是性情中人，实话实说，敢做敢为。

总之，曹谷溪是深受知青尊敬、信赖、爱戴的朋友，兄长和老师，是延安北京插队知青的贴心人。

参考文献

[1] 祁玉江.  再读谷溪, 延安文学, 2014, (04): 211-218.

[2] 于增敏. 邻居·朋友·师长——我所认识的曹谷溪, 曹培文, 静书编著, 谷溪的故事, 320-332.

[3] 阳  波. 诗人谷溪与他的干女儿, 曹培文, 静书编著, 谷溪的故事, 539-545.

[4] 石焕南. 和谷溪在延川的日子, 曹培文, 静书编著, 谷溪的故事, 310-319.

[5] 李  振. 陶正是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02): 51-64.

[6] 石焕南.我被调到通讯组，邢仪主编，延川插队往事，中译出版社，2015：185-190.

[7] 陶  正. 自由的土地（节选），邢仪主编，延川插队往事，中译出版社，2015：277-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