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刚过二十岁，便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来到了陕西省延川县插队劳动。开始在生产队劳动了两年半，后来被抽调县委宣传部通讯组工作了两年半，直到1973年回京上大学，共计在延川县生活了五年。那是青春年少，艰难困苦的五年，是刻骨铭心，无法忘怀的五年。这里回忆一下那五年中我经历的四件险事。

（一）

一年夏季，有一天上午我们到河对岸的山上收麦，中午收工时，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不多时辰，就发起洪水，我们站在山上，清楚地看见远处河的上游，像一面高墙似的混黄的洪水卷着树干，山羊，猪娃儿…浩浩荡荡地倾泻下来, 平时没不过脚脖子的河水一下子涨起一人多高。过不了河, 我们只好干等着洪水消退, 过了一个多钟头, 河面看着平缓了些，我有些等得不耐烦了，不顾几位年纪大的老乡的劝阻，要趟过河去。我高卷起裤腿，手里还拿着一条担麦子的扁担一步一步地向对岸走去，越走我感觉河水越急，走到河中央，河水齐腰深，我就觉得身子发漂，有些站不住了，就用扁担顶着撑河床，没顶几下就顶不住了，不得不游起来，一手拿着扁担一手划水，那是一条非常柔韧好使的扁担，我舍不得丢弃它，但手里拿着扁担根本游不起来，而且加大了被冲击的速度，我只觉得被洪水冲得直打滚，胳膊，腿被河床的石头打得生疼，我只好丢弃扁担，拼命地向对岸游，因为我知道下游不远处河床有一个十多米的落差，冲下去不死也残。大约离那处一百米我终于游上了对岸。这是我插队时经历的第一次险情，现在想起来也感到有些后怕。

（二）

可能是想更换箩筐，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上山去砍荆条。荆条一般种植在陡峭的背阴的山坡上，记得走了很远的山路，来到一处种植荆条的坡地，大约已是开春时节，坡上尚有残雪，这片荆条地已被砍伐过，稀稀拉拉地残留着一些荆条。我手握着镰刀小心翼翼地砍着荆条，突然脚一滑，身子向下溜去，坏了，我想今天这条命恐怕要交代了，因为如果滑过田埂，就是几十米高的陡峭的山崖，不摔死也要落个残疾。眼看就要滑到田埂，脚幸运地蹬到了一处凸起的根包，止住下滑，我赶忙抓着荆条，心慌意乱爬到安全处。孤身一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想想心里就发毛。

（三）

这是我从队里上调到县委通讯组以后的事了。记得有一天我和通讯员舒展一起到黄河边的一个村子采访，我骑着半新不旧的飞鸽牌二八加重自行车带着他，行驶在汽车山道上。下山时，坡较陡，一般是推着车走下山，但那天，鬼使神差，我竟带着舒展骑下山，开始还能捏住车闸，骑着骑着，车速越来越快，我使足了劲儿，也捏不住车闸了，前方不远就是山涧，翻下去必死无疑，性急之下我急忙拐把，向左侧山墙撞去，车倒了，坐在车后座的舒展一下子从我头顶蹿了过去。我想这下子完了，舒展不摔个半死也要折胳臂断腿。没想到舒展打了两个滚儿，又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没事儿，而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舒展后来上了北京外语学院，曾任中国驻非洲卢旺达大使。

（四）

还是在队里时的事。一天我被公社革委会临时借调到临近的一个大队去调查了解一件与北京知青有关的案件。第二天回到队里，一进村就有人告诉我，昨天村里出大事了，大坝工地塌方压死了人。下面是我队知青黎阳的一段记述：

    “这一天，当我推着车从坡上跑下沟底倒完土刚一转身，扶着车把的双手怎么也支撑不住了，颤抖着的双腿不由自主地软了，跪在了坝上。刹时间天昏地暗。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听到远处传来嘈杂的喊叫声：“塌方了”，“快看看知青都出来了没有”，“各小队赶紧清点人数”，“大个子”、“小牛”......哭声、喊声交织在一起。我猛然醒悟到发生了什么事，扔下车，就朝坡上飞奔而去。尚未散尽的尘土弥漫在坝区，各个小队的老乡都在大声地呼唤着知青的名字和绰号，当弄清楚知青一个也不少时，才急忙清点各小队的社员。在场的知青无不为老区人民这片真情所感动而潸然泪下，要知道这冻土底下也许就埋着他们的亲人，可他们最先想到的是我们这些千里之外的北京娃。

很快弄清楚少了四个人：一队高队长、二队一社员、地主成分的曹老二、历史反革命高老头（后平反），大家伙儿立即投入到刨土找人之中。有的挖土，有的用手刨，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脚下踩着人。最先刨出来的是高老头，他的两条腿被砸伤了；其次刨出来的是二队社员，他被埋在松土下侥幸没有伤着；接着又刨出了高队长，他满脸是血；最后刨出了曹老二，他伤的很重，不停地呻吟着，队里迅速组织力量把他抬到公社医院。除曹老二要立即送县医院外，其他3人均无危险。

到县医院要走30里山路，平日难以见到汽车，主要交通工具是毛驴，自行车。为了抢时间，十来个壮小伙儿和知青用担架把曹老二送往县医院。到医院后，手术需输血，老乡们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胳臂，激进的知青怎么也想不通贫下中农还给地主输血，这也太没阶级性了。而没有多少文化的老乡却说，不管他是谁，只要为集体受了伤，都要尽一切可能抢救。贫下中农的鲜血缓缓流入了地主分子的脉管里。时光分分秒秒地流逝了，曹老二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队里还为他妥善地料理了后事，我想他应该是欣慰的。”

黎阳说的塌方的地方正是我平常干活的地方，若我没去外调，十有八，九就压在土里了。老天眷顾我，让我躲过一劫。

如今我已年过七旬，每当回忆起当年经历的险事，为年轻时的莽撞而感叹不已。

   感谢插友，校友黎阳对那段知青生活的宝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