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文写作之路

1980年，我于北师大数学系教师进修班结业后，报考了北师大数学系微分几何专业的研究生，考前见招生简章写道：该专业的外语考试，英语，俄语不限。我中学学的是俄语（那时只能学俄语，当年学的还是不错的），便考了俄语。据说我在报考该方向的考生中总分排第二，但结果该专业的考生一个也未录取。说是该专业的导师原打算招两个会英语的考生，但总分前两名的均是学俄语的，于是干脆一个也不招了，命运无情地捉弄了我。

1980年调入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参评副教授和教授都需要考评外语，英语，俄语不限，为了应对职称外语考试，我全文翻译了一本俄文数学书。幸运的是，那时学校职称考试外语可以自选一本外文书，然后考官从中任选若干段落让考生翻译。我自然选择了我翻译过的那本书，顺利过关。我评上教授的第二年，职称外语要求就变了，必须参加全市的统一的职称外语考试了，这回命运眷顾了我，让我躲过了一道关卡。

英语是在工作中自学的，早年跟着电视学过“Follow me ”, 后来又看过许国璋英语，英语900句等，但全是“夹生饭”。由于科研的需要，开始吃力地阅读英文专业文献，再后来学着写英文摘要，接着开始尝试写英文稿件。我写第一篇英文稿《Extensions and Refinements of Adamovic’s Inequality》（Adamovic不等式的推广与加细）时错误百出，后经成都大学王挽澜教授精心修改后刊于《数学季刊》。鞍山科技大学的刘证教授和河南理工大学的祁锋教授都对我的英语写作给予悉心的指导和帮助。刘证教授曾鼓励我说：“从你发表文章的频率看，你是很有潜力的。现在开始注意用英文写有必要也不算晚。老一辈大数学家陈建功就说过，用英文写论文只是模仿的问题。你坚持做下去一定会进步很快的”。

我衷心的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仁，我至今保留着他们对我的文章的批改原件。目前，我基本上可自行完成不等式英文稿件的撰写，但也时常漏洞迭出。记得我投往SCI核心刊物《Computers and Mathematics with Applications》的稿件“Schur-Convexity and Schur-Geometrically Concavity of Gini Means”被国外审稿人指出近二十处语言错误。不过，好在经修改后被录用。

虽然我目前还能应对“写”，但“说”基本上谈不上。我的英语学习一直是“哑巴英语”。会少的可怜的几句英语，也常被儿孙们耻笑为“俄语味儿的英语”。

记得2000年赴澳大利亚墨尔本，访问维多利亚大学，幸亏祁锋教授陪伴左右。但也有祁锋不在身边的时候。这时就尴尬了。

一次我和夫人自行在墨尔本城里转悠，转着转着就迷失了方向了。我们需要找到战争纪念馆才能找到返回的车站。我想找位华人询问，但半天碰不到，只好硬着头皮向老外打听。我只记得“战争”英语是“war”, 但不知道“纪念馆”英语怎么说，便打开随身带的文曲星查到“memorial”。然后向一位老外打招呼：“Hallo! Where war…”接着指了指文曲星显示的“memorial”。老外居然明白了我的意思，热情地给我指路：“Straight”，然后指了指他带的手表说“five minutes and right”, 我懂了，向前走五分钟右拐。

还有一次进一家西餐点，女老板是黄种人，她抄着英语跟顾客喋喋地打招呼。我想买一只烤鸡，便用生硬的英语问道：“one chiken”，“how mach money？” 女老板看了看我，突然用汉语问：“你会说国语吗？” 嗨，原来她是华人。我忙改说汉语并聊了起来，女老板是祖籍福建的华人。

我非常羡慕那些英语好的人，时常感慨，如果我中学学的是英语的话，也许我今天是另一番命运。

我至今撰写的160篇论文，其中近50篇是英文稿，并出版了英文专著，我的个人英文数学专著《Schur Convex Functions and Inequalities》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该专著分两卷已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与德国沃尔特·德·格鲁特股份有限公司（Walter de Gruyter GmbH）联袂出版。

与文科专业英语相比，或与其他科技类专业英语相比，数学专业英语应该是最容易学的。从我撰写第一篇英文论文的2005年起，到英文专著出版的2019年，历经十五年的实践表明，尽管没有接受过英语的科班教育，只要随时向同行请教，不懈的学习，积累，总会一步一步地提高英语的阅读和写作水平的。目前我除了担任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还先后为三十多家境外英文数学期刊审稿。

我真希望自己的英文口语能达到一般交流的水平，但我已年过七旬，怕是望尘莫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