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记载“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钩,见则其国多疫”，是我们祖先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以详尽记录瘟疫情况，但对瘟疫的神化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其束手无策；当然，要追溯到最早的文字记载，那么在甲骨文卜辞中已有“乍疫—御众”的记录。

   《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公元二年，隔离、选派良医术、免费发汤药已经成为抗击疫情的基本制度。南北朝时期设置“六疾馆“作为病人集中隔离的医院，应该就是最早的”方舱医院“。

    隋唐时期我国逐步完成统一，经济迎来高速发展；同时秦汉时期丝绸之路的海陆齐开，赢得万邦来朝。这次的瘟疫也是历史上记录最为严重的，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吊道殣文》：“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

   《元史》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情，“死者十九”。元末35年爆发12次瘟疫，是中国历史上瘟疫爆发频率最高的一段时间，而此时欧洲也正在爆发黑死病。

   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至，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传染性之强，也不过如此。同时此疫也在历史上被认为与明朝走向衰亡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根据《中国疫病史鉴》统计，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321次大型瘟疫。每次疫情，都能让当时的社会为之战栗。但是，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除却华夏，再难找到第二个拥有几千年医学文化传承的民族。《黄帝内经》说：“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历史上爆发瘟疫多是在水旱灾害之后，对于疾病的预防先是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从我国的瘟疫种类来看，几乎都是以肺部为攻击对象（如伤寒、肺炎）；而欧洲国家或者欧美国家则常以淋巴系统为攻击对象（如鼠疫、艾滋）。这刚好与我国癌症类型中以肺癌居世界首位的情形不谋而合。（1/3的肺癌患者都在中国）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写就《伤寒杂病论》。至明清时的温病学派，治疗瘟疫的专着有数百部。如明代沈之向的《解围元薮》为中国第一部治疗麻风病专著，明末陈司成的《霉疮秘录》为中国第一部诊治梅毒病专著，清代张璐的《伤寒缵论》、《伤寒绪论》和叶天士的《温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戴天章的《广温疫论》、汪期莲的《瘟疫汇编》、余霖的《疫疹得》等对伤寒、疟疾、肺结核、天花、白喉、麻疹、麻风、痢疾、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症状和治疗均有论述，为传染病的辨证、治疗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当然，公元1642年吴右可撰写的《瘟疫论》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书籍，堪称历代医家与传染病斗争的典范。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至于此而并不止于此，当下曹雪涛院士为代表的杰出科学家将我国人体免疫分子机制的研究推向了又一个维度。  

    疫情的起始病源地、起始宿主不得不是一个屡屡求证的过程，中国被认为是世界疫情发源地也绝非首次。继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爆发查士丁尼瘟疫后，欧洲第二次鼠疫于公元1348年至公元1353年间再次席卷列国，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总人口1/3。由于与元末鼠疫爆发时间吻合，国外学者秉承2种主流发源地：一为中亚西亚，一为中国的过丝绸之路。

   虽然讨论眼下的新冠肺炎起始发源地是否为中国已经不在那么重要，当务之急是疫情流行并非以国为单位而是以物种为单位。而中国抗疫的战争的胜利格局，也是千百年的基础。如果我们仅以《三海经》中的“疫鬼”或是非洲药店中售卖的“Chinese Herb”减肥茶当作中国传统医学的主流，当然是管中窥豹了。或许这也是不少人听不懂樊代明院士所讲述的“医学不是科学”吧。

写在最后：

    并非要鼓吹中医中药，但我们的几千年的灿烂民族文化中确有很多可取的东西，亟需客观的对待。其中不少显得非常神秘而难以理解，或许现代的分子生物学技术能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