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级教职员工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声称影响因子已死的报告是夸大其词。今年初我申请资助，一位评审说我的研究结果发表在“高影响力期刊”上，而另一位则说是“二线期刊”上，这些都反映在了他们的打分上。

常常听到有人说，只有发表在影响因子几分的期刊上的文章才有价值，更有甚者说在低端期刊上发表论文会玷污自己的简历。

即使在那些已签署了《旧金山研究评估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简称DORA）的机构当中也是如此。DORA提倡采用一种更公平的标准取代期刊影响因子。

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应将影响因子作为衡量研究的唯一工具。

然而，尽管影响因子饱受诟病，却迟迟未有可取而代之的东西出现。因为要找到它的替代品，代价太高了。影响因子确实存在种种不足，但是它好在简单，用一个数字就能像衡量实验数据一样，对科学家及其产出进行高低排位。用起来也快——扫一眼期刊列表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更何况它早已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从宏观层面上看，它也不是全无是处。平均而言，发表在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上的论文通常比发表在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上的更出色、更重要。

有人说不要再用影响因子，却没有人说不用它用什么。这些争论对那些循着学术事业发展老路的、尚处在事业起步期的研究者有什么影响呢？他们只能夹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现状之间，不仅压力山大，而且效率降低。

在理想的情况下，只要把我们的研究挂出去，就应足以让人们发现我们的才华，为我们站台。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我的一些同龄人努力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文章，他们照理说比那些只会在社交媒体上寻找存在感的人要更优秀一些。但是，我其实也是通过他们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文的能力在评价他们呀！

研究做得好不一定代表事业发展得好，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目前的体系伪装成了一种精英体系，但实际上却是主观而充满偏见的，是以个人关系网构建起来的，中间还夹杂一点运气成分。

为了成功，我们需要利用声誉，而我们获得声誉的主要工具就是研究产出。因此，在选择在何处发表研究时，我们需要一点策略，确保让对的人看到它。为了保持竞争力，我们需要路线图，也需要时间。

影响因子曾为我们规划了路线图。对于发表成果不多的人来说，影响因子的好处是它们是前瞻性的而非回顾性的。影响因子是一种及时验证，而H指数和引用数是随着时间增加的，对于起步期的研究者来说是一种奢侈。

在原先的体系下，如果你刻苦努力，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了论文，那么随之而来包括终身职位、行政卫生间使用权以及（一位资深PI曾允诺的）终生幸福。

当然，这条充满变数的道路只眷顾那些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他们找到了可以助其弯道超车的实验室。不过，至少我们不会总是患得患失。

现在，谁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我为了让人支付赴美费用而天真地给一本掠夺性期刊提交的摘要？那与这本期刊里的一篇完整论文相比呢？还有这篇洋洋洒洒的散文？

虽然我心有DORA，但是却难忘影响因子。

当然，除此之外，我也有些笼统的建议。通往一个目的地的道路应该不止一条，而目的地也不止一个。我们需要从更大的维度去评价和认可我们对于研究共同体的贡献（包括公众参与、内部委员会工作和教学）。

事实上，正在崛起的新一代科学家独具优势，从长远来看这些优势更有助于他们的科研事业发展——只要雇佣委员会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举例来说，他们会采用更贴近社交网络的科研方法，还会利用信息技术共享数据、方法和荣誉。雇佣及评审委员会应该认识到，原先的体系并不适合用来选拔未来的科学领军人物。

不过，关于如何停止这场游戏的争论可以到此为止了。人们应该更明白的是，这场游戏到底怎么玩。这场游戏可以不具有普适性，但必须具有透明度。

如果每个机构只按自己的规则出牌，没关系，因为我也会找到于我有利的套路。最难的是你根本摸不到游戏规则，更不要说游戏规则总是变来变去了。眼下看来，影响因子是最不差的选择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也许DORA倡议者会在未来5年，或者10年内制定出一套绝对公平的科研产出评价方式。也许那种方式会更全面、通用、简单，受到大家的支持。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那是最好的，因为当前混乱的科研产出评价方式已严重影响到了科研效率。我们亟需寻找一种快速解决方式，而最快的一种就是增加透明度。ⓝ

原文以How will you judge me if not by impact factor?为标题 发布在2018年6月19日的《自然》环球观点上 

原文作者：John Tregoning，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高级讲师，研究病毒感染的免疫反应。

Nature|doi:10.1038/d41586-018-054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