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9年《自然》创刊以来，科学会议的参与人数与日俱增。比如，2018年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秋季会议就吸引了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4万人。与之相比，1869年英国科学促进会在埃克塞特举行的会议只向观众和演讲嘉宾售出了不到2000张票。

一路走来，科学家的多样性愈加丰富，人们对这类大型会议的环境影响也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如今的会议组织者为保证会议的包容性、安全性和社会责任感正不断努力着。

为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自然》采访了一位科学史学家，他将带领我们回顾将近190年前的一系列早期英国会议。此外，今时今日的会议组织者也会发表他们的看法，列出了当前亟需注意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包括制定行为准则、抵消碳排放、承认性别代词，以及克服签证障碍。

根据科学史学家Arnold Thackray和Jack Morrell于1981年撰写的《科学绅士》（Gentlemen of Science）一书，这些活动当时有1000名或以上的观众参与。活动初衷是让与会者放松消遣、交友结盟、建立合作。为了尽可能增加参会人数并绕过旅行限制，会议每年都会换一个英国城市举办。这也是增加包容性的最早尝试——至少对当时参会的大部分中上层阶级白人男性而言如此。

为了提升英国科学的整体形象，这些会议邀请专家探讨热门的科研课题，有些专家甚至远从美国和南美赶来。这些备受瞩目的演讲（类似于今天的大会演讲）吸纳了许多听众，在同时举办的分会上可能会报告数以百计的论文。这些都是为专业的科学分支开设的，比如数学、地质学和动物学。

大家感兴趣的摘要会在报刊中报道，比如学术周刊The Athenaeum（1828年至1921年出版）以及后来的《自然》。（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的植物学家Joseph Hooker曾认为《自然》会失败，因为他认为《自然》尝试的是The Athenaeum已经做过的。）如果你在当时是一名出色的科学家，而且想让国际同行了解自己的研究工作，那么你可能想把它发表在The Athenaeum上，因为读者看完了还会传阅他人。也就是说，当时关于研究的报道可能比我们今天称之为基础研究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更快抵达国外读者手中。即使科学家无法亲自前往参会，也可能会派人代替自己去阅读摘要，争取被报道的机会。

1839年以前，由于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女性是不允许公开出现在这些分会的，但私底下她们经常设法参加。这些会议都是大型活动，而女性帮它们取得了成功——不仅是财务成功（BAAS男性会员可以替陪同出席的女士购票），还有社交成功（女性被看作是正式会议之外社交的凝聚力）。在BAAS会议举办的头几年，基本没有女性发言，但也有女性做到了，她们大多都在统计学和经济学领域。

我们后来发现，更难的地方在于如果有人违背行为准则了，该怎么处理。2017年的会议上出现了三例违反准则的情况，由于当时我们还没有公布官方举报流程，有一例是通过推特举报的。

会后，我们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帮助确保我们健全、可实施的举报流程能为大家所知。我们特地聘请了一名防骚扰顾问，创建了一个名为“SAFE Evolution”的网站。网站借鉴了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一个类似的项目，网站上详细刊登了不当行为的类型、举报不当行为的流程，以及我们会议的透明度报告。

2018年的会议由欧洲演化生物学学会合办。他们的代表从未想过要制定行为准则。这里确实有文化上的差异。有些人一开始不存有我们的担心，其他人则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们最后同意安排一位与我们领域没有关系的外部安全官，专门接收不当行为的举报。我们努力确保与会者不会感到我们是在监察他们，同时又能有安全感。2019年的会议在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举行，我们安排了23个戴着醒目徽章的人散布在会场周围。让与会者能看到他们，为想要举报的人提供帮助。

制定针对所有不当行为的行为准则能把焦点扩大到提升包容性的所有努力上。如果你只关注性别和性骚扰，关注点就只在男性施暴者和女性受害者身上。2019年我们收到了九份举报。虽然没有针对明确的性骚扰的举报，但有些与会者对其他人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我们越是频繁地接收举报，越是频繁地讨论不当行为，这些行为未来再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

欧洲地球科学联盟（EGU）大会的参会人数超过1.6万人，是欧洲最大的地球科学会议。作为研究人员，我们非常关注环境问题，我们也意识到，每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会在航班和酒店住宿方面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

2018年，我们首次在注册流程中发起自愿捐款，用以抵消会议产生的碳排放。为了计算捐赠额，我们让注册者在他们的出发地上打钩。我们一共募集到了近1.7万欧元，并如数给到了巴西的一项反森林砍伐项目。2018年，32%的参会者为该抵消基金捐款。2019年的比例下降到了25%，部分原因在于许多研究所已经在帮他们的职员抵消旅行排放了。2019年10月，EGU宣布将抵消今后大会全部参会者的旅行排放。

对我们来说，这是让会议更绿色的行动的一部分。我们已经通过取消纸质会议手册节约了大量用纸。为了减少使用塑料，我们还提供饮水器，并让与会者自备水杯。2020年，我们还会让大家自带咖啡杯。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旅行，我们还建议相互之间有其他事项要处理的各位与会者预订免费的小会议室。我们也在探索如何利用网络流媒体实现远程参会。

过去五年来，我们谈论性别多样性的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被性别化的方式有很多种，但重要的是不要错误判断别人的性别。美国社会学联合会（ASA）年会是我们领域最盛大的会议，在过去十年里，年会鼓励与会者在其徽章上注明自己倾向的性别代词。问题是，顺性别者（性别身份与出生时的性别相符）一般不会参与，而这会让那些参与者更有疏离感。如果每个人都表明自己倾向的性别代词，这个举动看起来就更公平。

通过与ASA合作，我们委员会努力让性别代词的选择惯例化——我们在2018年的注册环节让参会者选择自己倾向的性别代词，然后打印在他们的徽章上。之前一次会议上，可选项为she/her、he/him、they/them、ze/zir或ze/hir。理想情况下，最好还能包括一种开放式选择，让注册者添加任何其他更适合的性别代词。每个人都能选择退出这个流程，但这不作为默认选项。

我们发现，在跨性别保护伞下公开性别认同的人数发生了巨变，年纪越轻也越容易认同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显然，会议越快做出这方面的改变越好。

申请签证一般是一个很慢、要准备很多文件的过程。据我所知，申请签证之前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2017年颁布的旅行禁令禁止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公民进入美国。神经科学协会（SfN）约有30–40%的会员在国外。我们对这些会员负有义务。神经科学和国际脑研究项目的扩展也让领域内的合作越来越多。

我从2017年11月开始担任一年的SfN主席，签证成了一个大问题。对于中国或墨西哥的研究人员来说，签证也更不好办了。协会会员对于特定国家的研究人员提交了摘要却无法出席会议感到愤慨。一些来自伊朗等地区的学生即使借道其他不受旅行禁令限制的国家，还是拿不到签证。

头几年，我们尝试向对方提供签证所需的信函。移民禁令生效后，有的人不得不取消参会计划。我们决定鼓励那些拿不到签证的人远程参会——通过我们的Science Knows No Borders项目。

我们2019年的会议约有十位远程演讲者，有些提供了事先录制的PPT演讲。我们鼓励做远程海报汇报的研究人员在线聊天，接受与会者的提问。我还没听说哪个学会也在这么做。虽然一些远程演讲者对于反馈和参与度不高感到失望，但这只是项目的第一年。SfN肯定会吸取经验，明年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