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Butler刚开始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读物理学博士时，他想象着长时间地站在白板前面计算问题，他的导师就在旁边盯着。但是，这样的长期共处并未真正实现。他说：“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指导。”不过，他承认导师给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战略性意见，并帮助他发表了论文。他还说，必须向其他人寻求支持是很有用的，“我必须表现出科学家的样子。”

插图：The Project Twins

Butler参加了今年《自然》举行的两年一次的博士生调查，本次调查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300多名研究生参加，他们对于自己所在机构以及科学界的导师制度有很多想要说的。从他们的回答和自由评论来看，他们常常无法从导师那里得到自己预期的或是需要的指导。欢迎访问go.nature.com/2nqjndw，查看完整数据集。一个醒目的数字是，将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可以重来，他们会换导师——这与2017年的情况类似。

本次调查与伦敦的市场调研公司Shift Learning合作开展，其中也不乏一些值得关注的亮点。整体而言，67%的受访者对自己与导师的关系感到满意，非洲和南美的受访者有41%表示非常满意。部分受访者尤其感激自己的导师。“刚开始读博的时候，我是一片茫然的。” 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的一名物理化学博士生Marina Kovačević说。现在，她希望运行自己的实验室，为了鼓励她实现这个目标，她的几位联合导师让她帮忙撰写项目计划，并承担一些实验室主管的工作。Kovačević的一位导师Branislav Jovic说：“她的确是那些最认真投入的博士生之一。”

但是，大约五分之一的受访者对自己与导师的关系感到不满意，这种割裂的关系对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都有负面影响。纽约威尔·康奈尔医学院负责指导的助理院长Ruth Gotian说：“受到有效指导的学生比其他学生表现得更出色。”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即将发布的一份报告，积极正面的师生关系是“取得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报告还引用其他研究表明，受到有效指导的学生发表论文和完成博士项目的几率更大。

作家、英国科学家顾问公司EJW Solutions的职业导师兼创始人Emma Williams表示，好在对于学生而言，指导并不一定是一个人的工作。调查结果突显了人际网络在导师缺位时的重要性。“应该从一开始就鼓励博士生找不同的导师。” Williams说，她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医学物理学学位。

许多学生已经发现，不是所有导师都能花很多时间给他们提供职业发展指导。在本次调查中，49%的学生称他们每周与导师单独相处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参见“来去匆匆”）。“这个数字令人震惊。”Williams说。虽然这个时长，甚至更短的时间，对于有些学生来说是可以接受，但是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更多的直接指导和关注会更有益。她谈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虽然她的博士生导师个人成就斐然，但并没有时间和她保持密切的联系。“我已经跟着他读了一半了，他还叫错我的名字，”她说，“当时感到很沮丧。”

就业前景是博士生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不能总是依靠导师给自己指明方向。在本次调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导师以及读博时的其他人给予的职业发展指导感到满意，较2017年的40%有所下降。当被问及当初如何做出目前的职业发展决定时，只有28%的受访者将其归功于导师的建议，较2017年的34%有所下降（见“DIY式职业发展指导”）。

显而易见，60%的受访者是根据自己研究后掌握的信息做出了职业发展决定。可惜的是，尝试DIY式方法的学生可能会错过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选择，Williams说，“他们只会上网搜索已经知道的东西。”

Nick Valverde在位于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园内的美国国家超导回旋加速器实验室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说，许多导师似乎忙于自身科研，无暇顾及给学生提供职业发展建议，“几乎找不到一个了解当前就业趋势的人，导师被各种事务缠身，而趋势也不断在变。”想获得产业界的职业建议就更难了。只有28%的受访者说自己曾收到过在学术圈外就业的相关建议。

Gotian认为部分问题在于，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学术界度过的导师们可能不会过多去考虑其他职业发展路径。她说：“很多时候，导师们想塑造的是‘mini-mes’，即他们自己的翻版。”但是，如果导师们摘下学术界的有色眼镜，那么不用大费周章就能提升学生的职业发展前景。“他们可能不那么了解产业界，但是肯定拥有一些人脉，可以为学生牵线搭桥。但愿意这样做的导师不是很多。”

另一个问题是导师们可能没有接受过人才管理方面的训练，这个短板容易引起特别不好的结果。在本次调查中，21%的受访者称遭遇过歧视或骚扰，同样比例的受访者也表示遭遇过霸凌。其中，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导师就是霸凌者（见“来自上级的霸凌”）。“在这种结果至上的文化里，个人晋升十分依赖于你的上级，”Williams说，“这种关系正是滋生霸凌和骚扰的沃土。”

Williams表示，这些数字再次表明学生需要不止一位导师，“我的一位客户来自一所知名大学，她曾遭受霸凌。给她再找一位导师切实帮助到了她。”

由于事关重大，选择一位导师或导师团可以说是研究生所需面对的最重要任务之一。Kovačević说她在加入目前的实验室之前，问了潜在导师一些问题。“我认为我有权利去提问，”她说，“而他们也有义务去回答。”

但是，并非所有学生都有这种条件。“我在选博士导师的时候毫无话语权。”印度耆那大学的心理学博士生Samhita Krishnaswamy说。她说她的项目上有一位非常有成就的教授，她很受鼓舞，但是这位教授不是她的导师，她很少有机会和对方交流。一般来说，她认为导师们可以为指导学生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印度，导师需要具备更深厚的技能，”她说，“ 他们主要专注于发展自己的事业，对于本研究领域以外的事情不甚关注。”

尽管如此，Krishnaswamy对自己所获的博士训练整体还是满意的。在她所在的心理学领域，她可以灵活选择不同的研究主题，包括印度土著人口心理学。“我在这里拥有我所需要的一切，”她说，“这为我未来成为一名独立研究员打下了基础。”

Valverde目前在读博士三年级，他说他现在也在打基础。但是这一切并不容易。一开始，回旋加速器研究人员的经验和学识让他深受震撼。“和你一起工作的人拥有40年的经验，”他说，“他们谈论的是粒子和对称性，而我，天啊，知道的只是一根绳子的张力。”

Valverde成功地填补了一些知识空白，并且和实验室的其他研究人员建立了真实的关系——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他表示，从根本上说，若没有外界帮助，科研的挑战性太大了。“如果你尝试单打独斗，可能举步维艰，”他说，“那时就需要导师介入了。”

原文以A message for mentors from dissatisfied graduate students为标题发表在2019年11月20日的《自然》职业版块上

原文作者：Chris Wool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