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

      常州一家电子音乐公司的负责人赵董，是我的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专业77级的同班同学。他是1960年生人，曾经是南京市小红花的舞蹈队队员。              

赵董在电子技术的一个小小领域，主要依赖于大学时学习的《电子线路》等课程的训练，一步一步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垄断地位的行业头部企业。

回想一下，四十五年前，我们一同的起点，一同起步，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以后就渐行渐远。

我可能是同学中拜访赵董公司次数最多的一位。他们创业初期，在白荡宾馆附近的一间厂房，我就去过。2000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公差去常州，有时就会抽空去考察一下。我的触动很大，也思考了很多：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与赵董拉开了距离，在哪些进化的分叉点选择了别的路径，才使我们走到今天，需仰视才能望其项背？

也许马云、俞敏洪离我们太远。他们都是两次高考落榜生，第三次才“混进”大学，早就比我们经受更残酷的打击，才有今天的成就。赵董和我们有差不多的经历， “一纸文书、发配沧州”， 在一个很普通的企业里，如何通过艰难专研，筚路蓝缕，开掘出电子音乐设备的新天地？这是一个电子工程本科生的“正途”，我们大多数都早已忘了“初心”，偏离了正确方向而“出轨”了。

回想当年，我刚进常州一家国家计算机的重点骨干企业，厂团委书记就明示让我加入团委，她年纪大了，不宜再担任团队书记工作，希望像我这样的77级大学来接替她的工作。我实在没有兴趣，立即以超龄（26岁）为理由申请了退团。

在工厂的第一年，我参与了调制解调器的研制，一项是无线的，这是一个军工项目，只是改进与完善的工作，我几乎没有什么贡献，不过是熟悉了生产工艺过程；另一项是有线的，倒是我从基本原理的教科书出发，重新独立设计网完成的，以后交付用户使用，在北京府右街15号（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的地下室住了一段时间，调试并与各各省市办公厅机要局的实际通讯。

正当工作的比较顺手的时候，我们的厂长，58年华东纺织学院的调干生，暗示组织上准备培养我作技术干部。我惶恐万分，自认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承担不起如此的重担。

我们研究所的一位大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8届毕业生、人称“小北京”的刘宗芳，对我说，这是他们常用的“套路”：先封官许愿，当你接受后，立即会安排一个人，嫁给你；从此拴住你，你就成了他们的自己人。

南京大学数学系66届毕业生徐厂长就是这样的，接受了组织上的培养，忍痛与初恋女友分手（因为出身不好），接受组织上的安排，组建了家庭，然后一步步被推上技术副厂长的位置。

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我牢记少奇同志《修养》中倡导的“富贵不能淫”，一直不为所动。一向支持我工作、比较欣赏我才能的副总工程师汤慎言（后任省电子工业厅副厅长），出身书香门第的62届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生，实在不忍心我和她一样，在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中沉沦，有点直接劝退意思：“这厂里都是读小人书的工程师，像你这样满脑子简·奥斯汀、勃朗宁夫人的怎么能不窒息？”

所有这些动摇了坚持下去的信念，被“红旗究竟打多久？”困扰着不能自拔。不久，我这“扶不起的阿斗”，就作了“逃兵”，离开了电子工程的第一线，回到学校读研究生做“书斋学者”去了。

于此同时，赵董在厂子里昏暗的灯光下，饥一顿饱一顿地，废寝忘食，挑灯夜战，一个人孤独地读文献，做实验，跟踪电子技术的最新进展，寻求自己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路径。经过多次失败，多重无效，才最终确定作电子音乐。

也许赵董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勤奋，但聪明才智比我们肯定高不了多少，勤奋也比我们强不了多少。但是，他“志壮坚信”“岂疑星火”，我们有谁做到了？我们同学大部分仅仅是作技术工作，尽管也可以做到大厂的高管，但没有能与资本有机结合；或者已经积累了比较雄厚的资本，成为金融证券市场的“小鳄”，但已经没有核心技术了；我等既不掌握技术，更没有雄厚资本的吃瓜群众，只能是浑浑噩噩逍遥度日。有几个同学能像赵董那样，将技术优势在资本的加持下，转化为产业优势，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即使很窄），一项伟大（文化科技）的事业，将“全球视野，人类关怀”的理想具体落实到实处。

我们喋喋不休地抱怨“英雄无用武之地”、社会埋没良才，我们吃着“低保”，还不断地反复质问“这不公平！”这有意义吗？！其实，公平是理想，是目标，不是现实，不是实际。就像无穷大一样，可以无限逼近，但永远达不到。哈耶克坚持认为，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必然引导人们走向歧途。。

在赵董办公室一整墙的图书里，体现了他的智慧与情勉。我们有多少人在大学毕业后，还认真读过几本书，当然不是指琼瑶或金庸。在书架上的不同区域，大致可以看出赵董的关注视角与涉及领域，能够感悟到他是如何与合作伙伴的沟通交流与相互激励，我们能做到吗？能做好吗？他冒的风险，经历过险恶，我们能体会到吗？赵董在动了大手术后，走出生命的绝境，“重头再来”，我们可以不心灰意冷、继续斗志昂扬吗？

赵董是何等的低调。他说：“我们这代人是搭了改革开放和世界发展潮流的顺风车，看起来是大家各自的努力，其实是运气而已。这几天不断地看到恒大/宝能的新闻，他们是不像以前那样努力了？还是智慧不够了？当大潮发生变化了，不确定性就会随之增加，这也说明了个人的渺小。”确实，如果我们今天取得了一点成绩，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努力，也不是更聪明，而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水涨船高，社会历史的平台推高了我们的地位。当然，也有人不幸在浪潮中，呛几口水，不小心被淹没，那就是各自的定力问题了。

在同学群里，有美籍华人不经意地炫富“我送儿子上大学，在卡梅门口遇到**，也是送上学的”。好像卡梅就是常青藤一般，有那么值得炫耀吗？其实，卡梅不过是IT界的“蓝翔”（挖掘机手）、服务界的“新东方”（厨师），虽然在排行榜上与斯坦福、伯克利并列前三甲，但是它是以一个学校去抗衡别人一个系，算不得英雄豪杰。以图灵奖得主来排序，卡梅那就差的太远了。赵董以一己之力将儿子送进斯坦福，并顺利毕业。要知道，那年（2010年）斯坦福大学录取中国大陆学生读本科的只有五位，包括美高的学生。此后，赵董的儿子不仅顺利毕业，然后成长为斯坦福电子工程专业的博士，不是子承父业，而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硅谷真正的IT精英，令多少人望其项背、难以企及。

财务自由是多少人的理想。四十五年的沧海桑田，形成了天壤之差的贫富。我们还在筹钱盘算蜗居时，人家已经在洛杉矶“二奶村”附近的别墅里游泳，“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我们就那点棺材本，完全没有必要去关注港股还是大盘，当然更不必关注心养老金增加了一百还是两百，医保返还的钱有没有到账。赵董不仅早已实现财务自由，更重要的有一项可持续的伟大事业，还在电子音乐领域更广、更深的领域耕耘播种。

赵董，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官宦人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没有谨言策动的文字；“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只是大时代中的一个普通平凡的工程师。尽管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依然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我们的同窗，赵董四十多年来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我们有谁可以体会赵董一路走来的心理承受的压力与受到的创伤，其中冷暖一言难尽。

在离开赵董公司的汽车里，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的耳边响起了刀郎和云朵两师徒合作演绎的歌曲：

这世界我来了

任凭风暴旋涡

就算生活

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

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