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进了一个冰窟窿-----插队岁月：观察社会的“洞穴”（二）

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面临上山下乡问题，别无选择，也无憧憬。不久前，公布的“571”工程纪要里说的“变相劳改”，就是我们的宿命。在中学毕业前的18年里，我从没有单独外出，几乎没有离开南京。只记得小的时候，跟外婆去过苏州周庄，她的老家。那时一个名门望族。她的大伯，即丈夫的哥哥是叶楚伧（1887—1946），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民国日报》总编辑，是著名的西山会议派的重要成员，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秘书长，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

下乡，一个巨大的压力，怎么能活下来？万分恐惧笼罩我，完全没有像有些知青文学描述的那般赶赴农村站战天斗地的豪情。我的上山下乡，离城出发时，没有锣鼓喧天、披红戴花欢送的;入乡进村时，依然没有彩旗招展、鞭炮齐鸣欢迎，有的只是灰溜溜地走、静悄悄进庄。

跟现在的职业选择类似，上山下乡也有一个去哪里的选择问题。当然首选体制内。我已经知道，那时不能去江苏建设兵团了，尽管父母十分想让我去兵团。1969年2月组建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将江苏沿海各农场以及部分劳改农场共25个农场（林场、牛场、棉场）划归兵团管辖。兵团辖4个师41个团。隶属于南京军区，营以上配备现役军人干部，兵团知青约8万人，主要来自南京、无锡两市，1975年撤销。在撤销前夕，建设兵团已经没有能力再吸纳知青了，不过后来听说我们中学有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比较狂热的学生，被学校树为先进典型，在下乡动员还没有开始，就高调去了建设兵团，同学们还很羡慕。

如果能去南京附近的农场，也是十分占优的选择，不过我也不知道如何能去。邻班有位同学，大学毕业后在省党史办工作，写过中学回忆的文章，提到他去的是西岗果木场，用现在话说，就是“梦校”。南京市西岗果牧场始建于1933年，其前身系国民政府设立的振兴农村实验区东流农场。解放后隶属于南京市国营农场管理处，始称南京市西岗果牧场。后隶属于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兵团与农场最大的好处就是国有体制，有组织可以依靠，每月有固定收入（应该比插队一个工只有几分钱、几毛钱要多），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有食堂不用自己做饭，缺点是相对插队而言不自由，过军事化生活。

到生产队插队是最差的一种选择，我们那时没有到边疆的选项。对我而言，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但后来发现，去农村插队客观上使我有机会与中国社会“第一次亲密的接触”，开始有机会通过农村这个“洞穴”，初步认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机理。

根据当时下乡区域的划分，我所在的华侨路街道应该去大桥公社，至于去那个大队，应该是随机分配。居住在华侨路上的两侧，我们十中的的学生，基本都在大桥公社。例如，住在我们平家巷对面的高家酒馆的周怡，现在是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插队在板桥大队。正好我父亲的一位同事，曾下放在护国大队简庄生产队，她介绍我去同简庄生产队同村子的另一个生产队---油坊生产队，她的哥哥是我们公社党委书记池澄，后调任省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有“金陵石痴”之美誉。公社书记的妹妹在我们那里说话还是比较有分量的。

我刚到油坊生产队，当时，知青的房子正在修建。我被安排到一位农民那里暂住。这户人家女主人姓潘，是本队的一个主导家族。也就是说，本队有相当多的潘姓人家，本队的党支部书记就是她本家兄弟。潘姓家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虽然他们内部经常有矛盾冲突，一旦与外部发生纠纷时，他们会出奇的团结，一致对外。这在城里是不太有这种现象。潘家的男主人是外来户，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入赘，生出来的孩子大多姓潘，一共三男一女，只有最小的儿子跟父亲姓。我在这家人家一起生活，他们谈论家族事务或者队里发生的事情，也不避讳我，使我对中国农村家族社会有了第一次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他家，我学会了揉面做面条，发馒头。我把公社发给我的粮票与补贴都给了这户人家，他们让我一个人住坯子房---一种在正房接出半间房，这是他大儿子原来住的地方，现在到南京上卫生学校去了。我一直住到五月份，队里的知青房子盖好后，才搬出农户。我们喝水是从水塘里跳水，回来放在水缸里放上明矾使水沉淀，水缸底部往往有一些泥沙，过几天将水用完在清洗一下。由于我在农户家与知青点住之前都有基本的家具与生活用具，我插队没有置办家具的经验。

由于农村与城市的气温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毛坯房比较漏风，我带的被子不够，感觉十分寒冷，农户给我加了较多的稻草，还教我在有太阳的时候把被子拿出来晒一下，晚上就感觉暖和一点。

我们那里，因为相对比较穷。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上工的时候，一天只吃两顿饭，还都是稀饭，适当搭配一点山芋干。1975年的清明节后一天，外面下着大雨，我正常起床，得知不用上工还挺高兴，不过饿到10点还没开饭，又冷又饿，好像掉进一个冰窟窿，瑟瑟发抖，只好裹上棉被上床睡觉。饥饿、寒冷、屈辱，痛苦，这些难以忍受的生活，我只好接受与忍受。

打开收音机，无意听到中广新闻，这是我比较喜欢偷听的“敌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汉语语音语调太差，都是攻击我国，造谣生事。中广新闻一口纯正的国语，而且用词比较有中国文化，比我们生硬的大批判式的广播好听多了。或许，我与中华民国有某种天然的情切感，我外婆从小灌输给的教育有关。从广播里得知蒋介石在清明节的晚上去世的消息，十分兴奋。只是对台湾人民铺天盖地、如丧考妣地哭嚎不能理解。不过，当时还冒出一个天真的想法，人民公敌“蒋该死”已经死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台湾人民就要得到解放了。始料不及的是，结束了戒严时代的台湾，迅速经济起飞了，一跃成亚洲四小龙，而我们自己陷入了更深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之中。

     原本刚到农村，我曾主观地以《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做研究范本，学习与研究当代中国各阶级分析。可是在人民公社的生活与劳动中，阶级分析似乎不起作用，贫下中农开批斗会，不知为什么从不批斗地富分子，主要控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吃、没有喝、还饿死人。

不知从那里弄来的一本没封面没结尾的书，对于我们分析农村的社会关系，还是比较方便。特别是与潘家一大家族交往过程中，第一次认识到家族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个家独立互相很少往来的机关大院宿舍。我就形成自以为独创的同心圆理论，以“己”为中心，以家庭为核心层，以家族为外围，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后来偶然与一位从德国读社会学的博士，东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津津乐道低谈起我的独创理论时，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的著名概念“差序格局”。

正是聚焦于乡土社会的研究风范，《乡土中国》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该书语言流畅，浅显易懂。《生育制度》所论述的不止是生育，凡是与种族延续有关的一套活动体系都讨论到了。其中包括：配偶的选择、婚姻关系、家庭组织、双系抚育、父母的权力、世代的隔膜、社会继替、亲属的扩展等等。作者在书中对这些问题的剖析的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对我们今天如何处理家庭婚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仍然很有教育意义。对难以理解婚姻的起源与解体，直到今天才能体会费老先知的智慧。

我的社会学知识以及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是在是70年代亲身体验与有目的地观察农村得出的，结合费孝通的经典著作囫囵吞枣地消化不良的情况下，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