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教重于言传---追随先生四十载（2）

在先生的所有学生中，可能我是上门求教最多的一个。我们的地域文化背景相似。先生出生在无锡一个就是知识分子的大家庭，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而且语速很快。大多数学生只能断续听懂大概的意思，而且对苏南的民族工业与文化传统了解甚少，很难与之对话。我不仅是出身苏南世家，在读研究生前刚好在苏南工作过一段时间，知道比较多的学术界轶事。虽然，我不太能说苏南话，但听苏南话毫无障碍，所以与先生交流比较畅通。此外工科学科背景相近。先生的大学与研究生都是学电机的，我的大学所在院系是无线电，即电子工程，以前也是归在电机系科内。先生经常举的例子与经验，我比较容易理解。最重要的是，我脸皮较厚，无所顾忌，不太懂礼貌，也不认为会打搅到别人。

刚入学不久，我就感觉比师兄们的基础差，悟性也不高，一直找不到研究方向。先生在我迷茫时春风化雨、循循善诱，浮躁时声色俱厉、醍醐灌顶。先生就以自己的亲生体会告诉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我和钱钟书从小一同读书，私塾、小学、中学期间，国文与英文都是堂兄高过一头，总也赶不上。与天才在一起，总是备受打击。只有到开始学习数学时，才有较大的自信”。

直到1929年，先生与堂兄钱钟书同时毕业于无锡私立辅仁中学，先生的成绩名列第一，堂兄钱钟书的国文、英文比先生好很多。他们一同在上海徐家汇交通大学考场，参加了清华大学本科一年级生考试，那年报名的大约几千人，实际完成考试只有五六百人，实际录取200多人（含转学生）。三民主义、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五科为必考科目。在那年录取的新生一百九十二名中，依成绩排序，钱钟书名列新生第五十七。先生是第二名。

《大公報》1929.8.27刊登的《北平清華大學錄取新生揭曉共二百三十四名》

先生同时还报考了交通大学，也被录取了。由于先生不想再与堂兄钱钟书同学，所以选了交通大学。其实，这是一种表面的说法。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先生的数学比较好，逻辑强，比较适合学习理工科。1925年5月清华学校设大学部，1928年8月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隶属教育部。当时清华大学设立的系科：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哲学系，心理学系，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土木工程学系，历史学系，地理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人类学系。交通大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和一批有识之士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由于当时清华大学只有土木工程学系一个工科系，在工科领域方面，交通大学的名声在清华之上。所以，先生就成为他们那个书香书第、名门望族之中第一个学习工科的子弟。此外，对于当时无锡民族工业而言，先生的父亲已经在荣氏家族集团中担任高级管理工作，已经认识到学习工科的极其重要性。（叶明.论钱钟韩的科学思想［A］.东南大学档案馆.钱钟韩教授文集［C］.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57-73）。所以先生放弃了考取第二名的清华大学，没有进清华大学物理系，选择了交通大学，进了电机系。远离了堂兄，先生开辟了自主自信的发展道路。

选择交通大学电机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后来，我曾查过先生的家族档案：钱钟韩的父亲钱基厚有11个孩子，九个儿子：钟韩、钟汉、钟毅、钟仪、钟鲁、钟彭、钟达、钟钱、钟泰；二个女儿：钟元、钟华；其中钱钟达和钱钟钱两个早殇，其余各个学有所成，而且大多数学工科。

钟韩 ，193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教授；

钟汉  

钟毅，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教授；

钟仪

钟鲁，194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二机部第一设计院坦克工厂工艺总工程师；

钟彭，194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西北电管局副总工程师；

钟泰，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加理宁工学院电机系，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

钟元

钟华，原考入交通大学物理系，后院系调整转到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授，光学专家。

在钱基厚的子女中，有六子一女学习理工，一子和一女学文学。更为有意义上的是，在钱基厚的学理工的子女中，除了一个幼子钱钟泰，全部报考了交通大学，有四个自交大毕业，一个随院系调整到复旦。这真是世所罕见的交大之家。

先生做学问全凭自己的兴趣，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从而也使钱先生知识面非常渊博、视野广阔。但是先生在每研究一个课题时，都会投入十足的力气，勤勤恳恳。同时由于广阔的知识面和丰富的研究经验，所以先生经常能一眼看出问题症结所在，并提出新的观点。先生的亲生经历，引导了我从个人的基础条件与兴趣偏好作为是事业发展方向的主要依据；先生的提点帮助我走出了迷茫并选定了技术形态这一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论题，结合自己电子工程的本科训练，以及在国家计算骨干企业工作的实际体验，这些积累不仅直接成为学术研究的实践基础，更是构成学术创造的思想源泉。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客观世界，用自己的耳朵倾听民众呼声，用自己的心灵体会人类期待。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 从水管里流出的只能是水。我根本不相信那种连自己的心都不动一下的所谓“学术研究” ，会有益于国家现代化建设。

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我提出的研究问题主要有：马克思《费尔巴哈提纲》的名句“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实践是否存在何种科学基础与现实形态?毛泽东提出的“三大实践运动”中科学实验究竟指称的是什么？这样很快就得到了评议老师们的首肯，通过了学位论文的开题。这个时候不能死板地按导师的要求按部就班的去做，非常需要独立思考，思考了才能确定找到的方向能不能做，需不需要调整，有时甚至是大的调整。如果目标需要调整，但一定要明确。需要明确调整的结果是什么，为什么要调整。然后要有必胜的信念，特别是做大的未知的方向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相信这个方向是好的，那就要坚持下去。

接下来，就开始了漫长、痛苦的研究过程。在完成学位论文中，在我与导师们在论文发生了较大分歧，两位导师都不接收我的初稿，而且反对的意见相左，但都是负面的评价。我再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要求，依然看不见一丝光明。这一段时间，我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有一种渺茫、失落之感。每天的时间都修在改论文；待稍有点静心时，又什么书都看不进去，心浮至极。痛苦是不可言状的，无力是难以表达的，大概就是美国心理学之父、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11-1910.8.26)所揭示的“心灵探索的灰暗期” (the dark time  of  soul search)，一度产生过退学的念头。（叶明.灯光，在隧道的尽头  新三届［OL］ , 2020-04-17 ）

在我痛苦到想退学的时候，先生以他自己留学英国的没拿到学位的经历，引导与启发我。先生在交通大学读书期间成绩优良。在校四年，每学期均以各门课程平均成绩超过90分而获得免费，以交大全校历届最高的总成绩毕业（待考）。1933年，江苏省第一届公费留学生考试，在所有应试的人员中，先生年龄最小，而成绩最好，不仅数理好，国文和历史也相当出色。当时阅国文卷的是国学大家柳诒徽（1880.1.6-1956.2.3）先生，给了很高的分数。等到拆卷时才知道是一位工科学生，且年龄只有22岁。柳老先生大叹：“中西淹贯，实不易得”。由此可见，钱钟韩的文学功底也很深厚，他擅长写议论与说理的文章，善于分析，逻辑严密。只是与才华太出众的堂兄相比有点逊色而已。因此，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由江苏省公费送往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City and Guilds College电机系读研究生，主要从事热电测量方面的研究：“当我进入论文的研究时，接手了导师已经开始作了一段时间并发表了部分成果的科研课题，但经过我独立研究和实验，用我自己的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向导师汇报时，导师坚持原来的方案。我也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年轻气盛，相信自己是对的，并没有仔细研究导师的方法也是对的，后来我明白，这就是技术科学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只有唯一的结果”。

根据英国学者多斯（G.Dosi）提出的技术发展的规范理论，在技术发展中类似于科学发展中存在着“技术范式”(Technlogical  Paradgm)的作用。技术变化首先是技术规范的转换过程，向整个技术变化则要经历新技术规范的出现，新技术轨道(Techonlogical trajectory)的建立和沿既定技术轨道的进步三个阶段。如果用的技术轨道理论来解释，那就是解决就问题中的选择不同轨道，依然在同一个范式之下。(Dosi G．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J］． Ｒesearch Policy，1982，11 ( 3 ) : 147－ 162．)“导师给定的课题搞不下去了，我到西欧其他国家的企业去实习，只好放弃了学位。现在想想，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或者改换课题，或者调换导师，退一步大家都可到好的结果，不会伤了和气，我也可以拿到学位”。

1937年，先生接受了1936年4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聘请来到浙江大学任教授,年仅26岁。其实，在20世纪20、30年代，由于人才缺乏，一般大学对教授资格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许多人只要大学毕业，出国游学，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或者仅是访问研究一段时间，回国后就可以出任大学教授。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竺可桢依据先生实际才学直接聘为教授，没有经过助教、讲师、副教授等阶段，直接成为教授，真正意义上的“终身教授”。当然不是部聘教授，一年300多大洋的那种，而是校聘教授，一年100多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