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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随萧师学哲学 (下 )

已有 680 次阅读 2022-1-16 08:38 |个人分类:科学家研究|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曾随萧师学哲学(下)

             



3.通过艰苦努力提升研究的哲学品味

 

跟萧老师学哲学的最大收获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论著,当然首先是毕业论文。在萧老师入室弟子中,我或许是悟性最差、思想顽固的学生,既不能很好领悟他的思想,又不太顺从他的旨意。所以,给他带来了较大的麻烦,同时也把我折腾的够呛。在第一门课口试回答的基础上,我选择了技术形态这一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萧老师一开始并不同意。我又选了还几个题目,并做了充分的论证,但是依然没有入他的法眼。经过大量的阅读文献与较为深入思考,只好回过头来做第一个的论题。我提出的研究思路主要有:马克思《费尔巴哈提纲》的名句“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实践是否存在何种科学基础与现实形态?萧老师从哲学思想的源头,用“善的理念”来揭示实践的精神内涵到底蕴含了什么?毛泽东提出的“三大实践运动”中科学实验究竟指称的是什么?这样很快就得到了萧老师的首肯,通过了学位论文的开题。但是,进入写作过程的时候,立即暴露出我“眼高手低”致命缺陷。萧老师支持了我向国内很多著名学者请教:在大连工学院,听取刘则渊在科学学视域中对科学与技术的阐发;在东北工学院,咨询了陈昌曙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吉林大学,请教了高清海关于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中心的哲学体系的构想;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了解了孙慕天对苏联关于自然科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拜访求教了北京、上海的相关学者。我也被允许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召开的首届自然辩证法青年理论工作者学术会议(香山会议),尽管萧老师基本不赞同范岱年、金观涛、李醒民等的研究方向,有机会与当时已经颇有成就的研究生、今天称得上是科技哲学界主要代表人物,做了较为广泛的学术交流。在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献中心待了近一个月,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在这些文献资料与学术心得的基础上,写出了近十万字论文素材稿。在这个论文素材稿的基础上,提炼出2万字左右毕业论文初稿。

接下来,就开始了漫长、痛苦窒息的修改过程。我很早就提交全文,交稿上去,被萧老师几乎完全推翻。因为之前,我没有交过提纲,所以,整个论文的框架就被否定。经过几次重写,特别是与萧老师的仔细艰苦的沟通讨论,才构造出有一定像样的论文结构,几乎是萧老师就着原稿,一字一句提炼出来的论文提纲,是我初步学会到如何透过大量纷繁复杂的现象,勾勒出事物背后的逻辑,深刻体悟的哲学深厚的魅力。

但是,写出来的东西,萧老师仍然不满意,具体说就是每个段落并不能够体现或阐明提纲的主旨。萧老师指出那一段不合要求,拿回来立即从论文素材稿中抽取相关内容,稍加修改,立即提交。当时,萧老师住在江苏省钟山干部疗养院,我一个人住在天津新村,从南京的西北到东南,一次次地转多趟公交最后才能坐上9路公交(当时只有一班车,陡峭的坡,还没有降低,不宜骑车),还要走一段路。不知道来回了多少次,以至于今天出中山门外还有阴影,就像若干年前路过南京长江大桥到江北去就会一股悲凉心情油然而起。以至于到毕业延期后,一直无能为力,再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萧老师的要求,依然看不见一丝光明。这一段时间,我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犹有一种渺茫、失落之感。每天的时间都为改稿子所占用;待稍有静心时、又什么书都看不进去,心浮至极。痛苦是不可言状的,无力是难以表达的,大概就是美国心理学之父、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所揭示的“心灵探索的灰暗期” (the dark  time  of  soul  search),一度产生过退学的念头。

虽然,我经朋友推荐,通过了国家科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胡平(起草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演讲稿)的亲自面试,并经过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局局长吴明瑜、副局长邓楠等领导的同意,已经被国家科委科技发展中心拟录用为科技政策研究人员,不过他们有个一个默认的录用研究人员的前提条件是一个理工科的学士学位,一个文科的硕士学位。如果我退学,就不会有硕士学位,那么,国家科委是否还会如约录用我,我完全没有把握。所以只好硬着头皮把毕业论文做完。在这一双重逼迫下,人还是能提升一些能力,逼出一些思想火花。我从《资本论》关于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出发,根据自然的基本属性,建构了技术的三种形态,既是历史的,又是功能的;依据黑格尔的目的性原理,界定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边界;根据黑格尔关于中介的论述,揭示了技术从自然到社会、“把理想变成现实”(郭小川)过程中的性质 ;提出了技术可以揭示实践的理论内容与逻辑结构;特别是概括了技术引进的三种形态及其相应对策等新观点,终于使得萧老师网开一面,放一条生路,应允答辩。同时也让我对哲学有一点入门的感觉,更深体会到萧老师善于将普通事物提炼到哲学高度的才能与特长。任教以后,特别是在我指导了多年科技哲学、工商管理、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等学科研究生之后,才能理解萧老师是如何将我从哲学的负数拉到零,然后在从零拉到正数,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灯光,在隧道的尽头(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终于,我可以套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最自豪的毕业箴言“我活着走出了方庭!”(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很小,中心是个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筑群,被称为“方庭”(The Quadrangle

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生毕业是无需也不允许自己找工作的。在没有征求我任何意见的情况下,萧老师强行将我留校任教。原来我以为是师资力量不够,所以才将我“滥竽充数”。后来,在萧老师领导下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才知道《自然哲学》课题中几乎完全没有可以借鉴资料的全书四分之一工作量的重任,需要我去独立承担完成。重任在肩,道路艰险。

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宇宙自然论、意识形态论、科学认识史"是萧老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独立承担科研课题,在有计划书约束下组织一批人共同完成的项目。以前,萧老师的哲学研究,无论是论文还是著作,全部都是一个人独立完成,没有合作者,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时间约束。萧老师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凭借黑格尔一本经典著作,既依托于它,又离开一点它,阐发自己的读书心得与研究体会,而且几乎都是经过几轮课堂讲授的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是专门研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讲授《哲学原理》课程的讲稿;《辩证法史话》主要选材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讲授《西方哲学史》课程的讲稿;《精神世界的掠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是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讲授《精神哲学》课程的讲稿。这一次的《自然哲学》,虽然有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做模板,但是,没有讲授过相关课程,只是写过一些读书笔记,在框架上几乎完全有别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构建了一个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自然哲学体系,特别是首次将技术纳入到自然哲学范畴之内,属于有较大原创性的合作著作。

根据萧老师在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我参与了筹备的具体工作)提供主旨报告的主要精神,这是他构造《宇宙自然论》《意识形态论》一个崭新的哲学体系的雏形。我开始在我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更为广泛地编译、收集资料大约50万字,构思出第四篇技术论章节提纲的主要部分。提纲提交上去,显然未能达到萧老师的要求。其他合作者拟定的章节提纲,也都没有通过。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仅仅是概括原始文献资料,停留在科学层次上,没有升华到哲学层面;另一种是用一般复述哲学的基本名称,停留在堆砌哲学名词,没有深入到科学内部。这两种倾向,或是流于板实,或是失之玄虚,两者都不能显示出自然哲学应有的基本品性。我显然属于前一种,被原始材料牵着鼻子走,未能勾勒出文献深处的内在逻辑,在学科层次基本是从技术科学上升到了社会科学,但没有进入哲学层面。一直困恼我的如何将科学哲学化或曰哲学感问题,在修改提纲的三天讨论会期间,终于被王师兄有意无意地点醒:两极相通。

将科学哲学化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材料的具体,确定事物存在的合理,然后深入事物内部寻求自身内在的否定因素,进行哲学的抽象,最后再对这一抽象做升华达到思维的具体,阐明事物存在的另一种形态。三个环节两度否定,终点向起点复归,构成一个事物完整的过程。这是一个异化的辩证过程,呈现出多种模式与复杂形态,并非模棱两可的“既是”、“又是”的空洞与诡辩。至此,我才参透当年匡亚明让我读哲学三本书(这三本书未必是最合适的,只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方便地能够找到,并为当时社会所能够接受的范围)的内在逻辑以及目的所在。从日常生活到哲学,再经过哲学的教条,最后实现哲学与科学的融合,只有经过这三个环节的磨砺才能真正迈向哲学。

我们师生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确定了提纲,接下来就是执笔写作了。在提纲的指引下,我重新审视原有的文献资料,形成一个双层结构。底层是各门学科(包括哲学)对技术研究的成果,构成我们进行哲学思考的深厚基础。上层是我们拟定的章节提纲的逻辑,构成我们进行哲学创造的主要脉络,上下层并非一一对应。依据上层逻辑对下层基础做类似“六经注我”式(这时,我明白了,七十年代初期,读林豆豆在《爸爸教我写文章》一文中讲“六经注我”的含义)的剪裁、加工与整合,融合各个学科研究成果,并做更深入的研究,打通文献与论著之间的思想与价值壁垒,对原有的文献资料与学术论著加以提炼、引申与发挥,提出建设性的哲学观点,建立新的哲学体系。一个人哲学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整合各门学科资源、最大限度阐明自己哲学洞见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和对人性的深刻认知,即悟性。有了这种悟性,眼前的世界越来越清晰,能“看”到并把握事物的规律,厘清事物发生的逻辑起因和利弊影响,因为头脑里已经有大量类似的分析框架。

 

 

八十年代后期以后,我开始运用从萧老师那里学到的哲学思维方法研究信息经济、技术创新、高技术企业等科技政策问题,迅速地取得了一些成绩。以后,又转向从事学习科学、神经教育学的研究,那就离哲学更远了。

九十年代,萧老师从领导岗位(由刘顺元书记力排众议提名出任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退下来以及正式退休,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偶尔我们还会在工人医院干部病房附近相遇。我的父亲、岳父以及另外一位导师钱钟韩院士,都因病住院在那里。我们只是简单地问候与寒暄,绝口不谈哲学。不过,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犹如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描绘的情感:

I give you my hand! (我把我的手伸给你!)

Will you give me yourself ? (你肯把你自己给我吗?)

Will you come travel with me?(你肯与我同行吗?)

(出自《Leaves of Grass》(《草叶集》))

在那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我们相遇,师生一场,同事一段。我做他的研究生,跟他做哲学研究,接受他的教导与指点,试图跟上他的步伐。我几乎读过萧老师公开正式发表全部学术论文,包括文革前在《江海学刊》等刊物上,他从未提及,或许已不愿意认同。在他的学生中,可能我是唯一学过数理逻辑的学生,能读懂萧老师的本科毕业论文《真值涵蕴与严格涵蕴》,了解他说话与写作的方式与逻辑。我自认为是很理解萧老师娴熟的辩证思维技巧,以及跌宕的悲催人生经历。但是,我不是萧老师的心腹,更不是嫡系,而是合作伙伴。我们平等对待,客气交流,我和他最心爱的长公子是很好的朋友。他上课,作报告,我总是去擦黑板,倒开水,执弟子礼。萧老师对我从未当面呵斥过,我对他从未仰视膜拜,更从未盲目接受,自认为仅仅是平视,一种平等的对话。他不干涉并容忍我从事其他低水平研究,允许我给报刊写一些时评,这些都为他所不屑与鄙视。我们之间没有冲突,也没有默契,更不是对立统一。我们是相互补充,相互学习、相互刺激,相互创造。但终究只是一段时间的向相平行,以后就渐行渐远了。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快的流变中,我经常庆幸在人生路上遇到了像萧老师这样的哲学家。他是时代思想潮流的“标志物”,我们远离了,走远了,失散了,回望一下他们,可以重新校正自己的坐标方位,调整我们的演化方向。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在空中久久地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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