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伦多大学的唐努理细胞及生物分子研究中心（Cellular  & Biomolecular  Research ，Donnelly Center and Dept）的大堂内，设有一个名人堂，摆放了10位加拿大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科学家的青铜头像，每个铜像上有100字的介绍字碑；该中心大楼共10层，分别以其中的一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用以表彰他们在医学领域中的卓越成就和在科学研究上永无止境、不懈探索发现的精神。10位科学家的青铜头像，是应曾经担任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院长、现任多伦多大学校长倪德威(David Naylor)建议设立 ：“我们需要向过去(的成就)致敬，来激励日后的研究人员。”这10位的科学家是加拿大科学史上的巨人，他们都与多伦多大学有深厚的渊源，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班廷(Frederick Banting)与现任香港大学校长的徐立之。

        我们先说说班廷，生理学家，加拿大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费里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 1891-1941) ，1917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后应征入伍，退役后在一个偏僻的小城London开诊所，并在当地的医学院兼职教课。因讲糖代谢课时发现问题，并受学术论文的启发，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实验：结扎狗的胰导管，等狗的胰脏外分泌组织（即腺泡）萎缩，只剩下内分泌组织（即胰岛）以后，再试图分离出胰岛素以治疗糖尿病。几经周折，班延找到多伦多大学生理系的麦克劳德（J. J. R. MacLeod）教授，以求得这位有名的糖代谢权威的支持。麦克劳德教授允许他在大学暑假期间来自己的实验室工作两个月，并为班廷提供了10条狗，其余的材料自备。麦克劳德教授还给班廷找了一个名叫贝斯特（Charles Best）的大四学生做助手。为了筹集实验资金，班延变卖了自己的家产。1921年8月的一天下午，在医学院的一个生理实验室里，两个年轻人班廷和白斯特完成了生理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可以用提取的胰岛素来治愈困扰人类多年的糖尿病了！这是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梦想，以至班廷和贝斯特不敢肯定他们得出的实验结论。

      后来，麦克劳德教授与班廷合作，获得治疗糖尿病效果稳定的激素，班廷和贝斯特称此激素为isletin，而麦克劳德主张用一有趣味的、比较古老的名称insulin（胰岛素）；麦克劳德教授还动员他的助手以及生化学家考立普（J.B. Collip）参加到这项工作中来，考立普对于胰岛素提取液的纯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几个月后，他们首先对一个患有严重糖尿病的儿童进行治疗，获得了成功，而后又对几个成年患者加以治疗，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都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胰岛素对糖尿病的治疗作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为此创立了以班廷和贝斯特命名的医学研究所，并聘请班廷担任所长和研究教授。

     1923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班廷和麦克劳德生理学和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对人类战胜疾病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由于，与班廷同甘共苦、为胰岛素的发现和提纯做出巨大贡献的贝斯特未获诺贝尔奖，班廷把自己份内的奖金分一半给贝斯特，麦克劳德也将奖金的一半分给了他的助手考立普。贝斯特后来也成为一位著名的生理学家，接替了麦克劳德担任了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并且继班廷之后担任了班廷－贝斯特医学研究所所长。在唐努理细胞及生物分子研究中心名人堂里，现在也矗立着贝斯特的青铜头像。

      班廷在发现胰岛素后以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为重，没有收取高额专利费，以每单位胰岛素只卖3分钱为条件，把专利权让给一家制药公司，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也是科学家最珍贵的品质。1992年世界糖尿病联盟决定以班廷的生日11月14日为每年的世界糖尿病日，以纪念班廷对胰岛素发现及应用的里程碑式的贡献。

     在多伦多大学的东南角，看见有座大楼，一面墙上标明“班廷楼”，另一面标明“贝斯特楼”。这就是班廷－贝斯特医学研究所，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糖尿病研究机构。也是多伦多大学对做出重大原始创新的科学家的肯定与尊重。

         接下来在说徐立之，分子遗传学家，曾多次被提名到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被公认为在未来10年内，最有机会问鼎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的首位华人科学家之一。

     徐立之不仅是10位入选者中唯一的华裔科学家，而且也是10人当中最为年轻的一位，是目前健在的5位科学家之一。徐立之现在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1991年)、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年）多伦多大学的荣誉科学博士学位（2007年）。

      徐立之（Lap-Chee Tsui ,1950年12月21日—）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杭州)，于香港长大。中学就读于何文田官立中学，后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生物系，1972年获理学士学位；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硕士毕业，随即赴美国匹兹堡大学，1979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在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Oak Ridge）国家实验室生物学组接受短期培训后，徐立之移民到加拿大， 20世纪80年代初期加入多伦多病童医院遗传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后任多伦多病童医院研究所遗传系主任及首席遗传学家，同时为多伦多大学教授及H.E. Sellers囊状纤维症讲座教授。

     1981年徐立之选择了一项冷门课题（“寻找囊状 纤维症的致病基因”）进行研究展开漫长的研究岁月。以当年相对简单落后的实验室仪器来说， 要在人体三万多个基因中找到缺陷基因，实在谈何容易！不少人形容徐立之当时的研究犹如“大海捞针”。

     1985年，徐立之与另外一名科学家共同发现了与囊肿纤维肿瘤(Cystic Fibrosus)有密切关系的七号染色体基因。囊肿纤维肿瘤是一种遗传疾病，患者均为儿童。该病症是白种人常见的遗传病。全球每2500人中，就有一人因囊肿纤维肿瘤而死亡。带此种病毒的儿童人数更多。若父母中有一人携带病毒，其子女就有1/4的机率患病。

    1989年，他又与另外两名科学家共同研究发现了囊肿纤维肿瘤病变的基因原理，成功确定人体第七条染色体内的囊状纤维症基因缺陷，即囊状纤维症横隔膜调节基因(CFTR)，徐立之分离并克隆这一基因。其论文发表于1989年9月的国际权威Science杂志。Science杂志也因此将此评为“本年度(1989)最激动人心的科学发展”。这是人类遗传学上的重要突破，从而奠定了他在世界遗传学界的权威地位。 

     此外，徐立之教授在方法学上也确立了定位克隆(Positional Cloning)的方法，之后许多人类基因被发现，主要利用的就是徐立之教授的技术思路。

    1990年，徐立之获得加拿大科学界最高荣誉的纪特拿奖(GAIRDNER AWARD)。这个设立于1957年、表扬医学研究上有优秀成就的科学家的奖，被国际誉为是诺贝尔奖的前奏，有59名得奖人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 

    2000年至2002年徐立之曾担任人类基因组织（HUGO）的会长一职。

    2002年9月起接替戴义安出任香港大学校长，成为香港大学创校90年以来的第十四任校长。

     2005年10月，徐立之率领港大、中大及科大三所大学，完成破解“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2.5%的研究工作，大大帮助人类了解为何有些人特别容易患上癌症、心脏病和精神分裂等等，为发现人类疾病与致病基因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成功的探索。

       杨振宁在几年前曾预言：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奖，比较有希望的两个人是简悦威和徐立之。简悦威于2002年、2005年两次获诺贝尔奖提名，不过惜败。徐立之在基因学方面的成就十分卓著，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就要看其运气了。徐立之曾阐明他对获诺贝尔奖的看法：“获奖当然非常好，但是做科学家的，很少是因为希望得到某个奖而去研究。奖项只是鼓励，只是结果，而不是我们的目标”。不过，在徐立之眼里，一个人成功的秘诀是努力和用心。只要对社会有贡献，追求自己的梦想，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在多伦多大学这座“象牙塔”中，在班廷与徐立之的身上，我们再一次看见了令人向往的、独立思索的贵族精神，它是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自我有反省认识的一种思考的能力，即能仰望星空又能够反省内心的能力。这种贵族精神赋予了人类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意识。真正的健康是“身、心、灵”三方面的健康。“身、心”的健康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但是“灵”的健康还没有。贵族精神强调的就是灵性的价值。 

      如果说，平民精神是一种“求生意志”（叔本华），那么，贵族精神是一种 “求胜意志”(尼采)。平民精神追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平民精神追究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平民精神是完全入世的，平民精神几乎是出世的。贵族精神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一个燃烧理想的过程。中国的文革彻底打倒了贵族精神，带来的只能是痞子精神与流氓精神的泛滥。贵族特权可以打倒，贵族文化与贵族精神则不可摧毁。

       贵族精神是自尊、自律、自觉、自信等元素架构而成的内在力量。 自尊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一种潜意识和永恒精神，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一种浩然正气；自律是与生俱来的良好教养，骨子里具有自己的道德行为底线，这道底线时时左右着自己的一言一行；自觉是灵魂深处洁净如雪、清香如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拥有慈悲情怀和普济众生的高风亮节；自信在自己选择的领域永远坚持做下去，不论是否成功，坚信对人类有意义的东西。 

       从唐努理细胞及生物分子研究中心的名人堂出来，依然十分浓烈地感受到那种为人类献身的贵族精神的冲击，这就是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高雅的审美情趣的“三位一体”。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向往的贵族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