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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风（Peter M. Engelfriet）,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1996），其导师就是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 Zürcher）教授（1928-2008）。曾任莱顿大学汉学中心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是安国风的著作，2008年由郑诚、郑方磊、纪志刚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 西方版《几何原本》的系统性抄袭错误

安国风在本书中比较了徐光启版《几何原本》（下称中国版《几何原本》）与西方各个版本的《几何原本》，无法理解中国版《几何原本》中所称“几何”是何意。安国风在书中对“几何”的汉字进行分析时说：“特别注意‘几何’一词这里表示‘一些’。很难解释为什么前面的公理还是用的‘多’字，这里却突然被‘几何’所取代。在卷五中，‘几何’常用来表示‘量’（quantity），其中包括‘度’（magnitude）。这样就使得‘有某量与某度相等’成为可能”。

安国风从头到尾都没有搞明白中国版“几何”是什么意思，他也在书中明确承认他“很难解释”，他以为“几何”仅仅指“一些（some）”。安国风比较了各个版本的《几何原本》，却仍然无法解释中国版《几何原本》的“几何”含义，说明西方各个版本均无法解释“几何”之意。的确，他所引用的西方所有版本《几何原本》的西文原文均未能区分“量”与“几何量”。西方所有版本《几何原本》也完全不理解中国版《几何原本》中的“度”乃是指“刻度”，西方版仅仅从中国版《几何原本》中说“刻度”的大小可以连续，而错误地把“度”理解为“连续量”。西方版又仅仅从中国版《几何原本》中说“度数”由于最小刻度的限制而不能连续，而错误地把“数”与“连续量”完全孤立地对立起来。西方数学由于抄袭中国版《几何原本》的错误一直沿袭到当代数学体系。

二 熊熊燃烧的焚书烈焰

安国风的《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书中无意间提供了一条信息，这就是传教士在中国的大量焚书行为。在书的第77页中说：“这种文化冲突有时相当激烈，1602年领洗（即受洗入教）的李应试——教名保禄（Paul），便是一例。李氏善长风水星占之学（术数），相关藏书极为丰富，包括大量抄本。主要因为折服于西方数学与自然科学，李应试决定入教。利玛窦写道，为了将教会禁止的著作全部付之一炬，清查藏书就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这就揭露出了一个真相：仅仅从入教的中国人李应试这里，利玛窦清查了中国国天文术数等方面的书籍，数量之多，导致清查时间就长达三天，然后以“教会禁止”的名义全部付之一炬。

图1 被割断喉管的大明：焚书烈焰中的喑哑王朝

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入教的普通中国人而已。李应试仅仅是一个指挥500名士兵的参军。当时入教的明朝高官有哪些呢？

徐光启（大学士）、李之藻（光禄寺少卿）、杨廷筠（监察御史）、瞿汝夔（太仆少卿）、孙元化（右佥都御史）......

那么按照教义，他们都要将自己手里控制的中国天文术数等书籍全部付之一炬。

天启、崇祯年间，首辅沈一贯、叶向高、韩爌偏向天主教，徐光启被起用负责治历和防边，许多天主教徒被重用，像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东林党，笼统的讲是整个东林运动，和传教士接近是因为尊重同样的伦理道德......我们还应进一步说，把东林党人与传教士联系起来的似乎是他们观点和利益的一致性。”

东林党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与天主教有关系。《先拨志始》录有“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是一份由魏忠贤一派拟定的黑名单，其中就有“天魁星及时雨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赵南星”、“天微星九纹龙韩 ”、“天伤星武行者邹元标”、“地强星锦毛虎冯从吾”、“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地然星混世魔王熊明遇”等，他们都有与天主教交往的明确记录。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档案真是刘大夏（于耶元1516年去世）毁掉的吗？孔璋[1]在《焚书毁图刘大夏 ……千古奇冤，还是浪得虚名？》一文中指出，《大明律.吏律》：“凡弃毁制书、及起马御宝圣旨、起船符验、若各衙门印信、及夜巡铜牌者，斩。”而刘大夏最后官至兵部尚书，不受毁掉郑和航海档案的任何影响。刘大夏的墓志铭中记载的是他隐匿安南的资料，并且事后又交出这些资料：“名逾起中贵人，献取交南策，索故籍，匿其籍”。即有人要征讨安南，刘大夏藏匿了原来征讨安南的资料，但并未毁损。连藏匿安南资料都写到墓志铭上，毁掉郑和航海资料的事情怎么可能不写到墓志铭上？因此更大的可能是后来有人籍其藏匿安南资料，将毁掉郑和航海资料的罪名栽赃在刘大夏头上。

秦始皇焚书坑儒，比起这场斩断中华血脉的大规模、全方位的彻底焚书，完全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一个伟大的文明就此坠入无边黑暗，永世不得超生。

三 对明清天文记录的篡改和寄回欧洲的真实天文数据

明朝既亡，清朝在天文等科技领域更加重用传教士。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吕凌峰、石云里于2014年在《中国科技史杂志》上发表《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一文中考证指出：

“崇祯七年（1634年）三月发生了一次大食分日食，因处于明末历法改革及《崇祯历书》编修的关键时期，这为检验西洋新法与传统中国历法的疏密 提供了重要机会。通过韩国奎章阁藏明刻本《崇祯历书》中的《古今交食考》和 《治历缘起》等资料，发现此次日食的记载在入清后曾遭到传教士的人为删除，其背后隐藏了新法在此次日食推算中不及传统历法这一事实，其目的是为了掩饰西法曾经的过失，显示其一贯的优长。并且此次交食记录的删改不是独立的个案，类似现象曾多次发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吕凌峰、石云里于2002年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礼制、传教与交食测验——清钦天监档案中的交食记录透视》一文中指出：

“交食观测和记录是中国历代皇朝所十分重视的礼制活动之一 。按照一般的应象, 这些观测和记录的过程总体上是客观的。本文对清钦天监档案中的交食观候报告进行了分析, 发现从康熙末到咸丰初的观候报告中开列的交食数据几乎都是照抄预报。这说明，清朝的交食观测与记录的过程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只是流于形式......通过现代理论验算可知，在康熙六十年到咸丰之前（即1721至1851年之间），清朝的交食预报仍然存在较为可观的误差。以对日食初亏、食甚和复圆三个食相发生时刻的预报为例，平均误差依次分别为6.6，6.6和7.2分钟，接近半刻，不少预报结果的误差达到10分钟甚至15分钟（即1刻）以上”。这段话说明，清朝传教士上报清朝朝廷的天文观测数据，并不是真实的观测数据，而只是预报数据。所以上报朝廷的观测数据当然就和计算预报的数据一致。但是实际观测的数据则与预报数据相差可观。

与此同时，《礼制、传教与交食测验——清钦天监档案中的交食记录透视》一文还指出：

“而另一方面，从耶稣会士寄回欧洲发表的部分交食报告来看，在康熙五十八到乾隆十六年（1719——1751年）之间的三十多年里，他们对日食三个食相时刻观测的平均误差依次只有0.035 、0.023和0.04小时（即2.1、1.38和2. 64分钟），远远小于上述预报的平均误差 。”因此传教士们把真实的天文观测数据寄回了欧洲。

笔者文章《大明鲸落：明朝科技的前世今生暨相关外国人名考》，详细地阐述了传教士们在中国天文学上所作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孔璋，《焚书毁图刘大夏 ……千古奇冤，还是浪得虚名？》，https://zhuanlan.zhihu.com/p/27649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