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文化复兴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地球上不同地域的人有着不同的行为方式，更笼统的说，有着不同的文化。文化，文化，文而化之。“化”什么呢？化的是人类的野蛮性，或者“兽”性。人类这个群体为何要“化”掉兽性呢？这很难回答，本来人类这个动物群体应该跟其他动物群体一样，兽性地生存于自然界，生生灭灭。不知何故，我们变成了如今这个样子。中国人这群个体，如其他群体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国的个体当然有责任把这个“文化”阐释清楚。这实际上也是给“自我”一个交待，因为“我”出生于此地、此文化，并不是“我”选择的；“我”幼小时没有辨别能力，就这样被“化”过来了。然而，当“我”长大后有了辨别意识时，所有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逆转。所有人类个体都面临这样的处境，其实都有必要去自我审视，自我辨别。在阐释清楚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所处文化的进程，并影响着下一代。

另一方面，不同“文化”间需要进行交流。地球这个小村庄里有不同的文化群体，就目前的情况看，不同文化群体间依然纷争不断，战争不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不同文化群体中的单独个体是被“化”的很好的，但是一旦以群体的面目出现，却是那种截然相反的愚昧和野蛮，所以可以说人类从整个群体的水平上依然是不文明、待开化状态。这种个体与群体的表现上的反差真的非常值得研究，那么，用怎么样的方式去研究呢？群体间如果总是这个样子，又要如何去“交流”呢？不交流，不彼此深刻理解的后果很严重，会加剧群体冲突，群体野蛮性。世界的发展进程证明：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每种文化有各自的特点。两个个体需要有共同发音和相互理解的语言才能沟通交流，不同文化也一样，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去交流。然而目前，这种“语言”还并没有出现，等待着我们去发掘。这种“语言”应该即具备独特性，又能让不同文化群体接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如何促使它的产生呢？

人类思想史上有一段公认的辉煌时期，约公元前400年左右的几百年时间，欧洲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等等一批重要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庄子、墨子等等一批先贤哲人。真的很巧合，他们统一在同一时期迸发，影响后世文化几千年。欧洲在短暂的繁荣后迅速进入中世纪，所谓黑暗时期，之后在公元后十四世纪开始，欧洲人开始重新审视一千多年前的思想内涵，提出以“人”自身为主体意识的思想。其实这在中国文化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欧洲当时是为了反抗“神权”；后人总结那段时期为所谓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可以说是“文化复兴”。所谓神权从未在中国文化中出现过，我们相对应的是“祖权”，即祖宗崇拜。无论欧洲的文艺复兴当时出于何种目的，他之所以“能够”用到一千多年前的思想结晶，根本原因还是一千多年前确实“有”可用的东西。实际上公元前那段辉煌时期是人类集体对自我好奇而进行反思总结的一个时期，更多是对人本身的一种反思，“我”为何如此，“我”该如何是“我”，而这的确是对人自身的所谓关怀。所以，一千多年后的欧洲人才有可能用得上这些去对抗神权。很显然，欧洲人不是故意去做什么“文化复兴”，他们有自己的需求，同时欧洲古人也确实是有思想的干货可供挖掘。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况呢？是否需要？我们的古人是否有干货？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是否需要”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可以暂且不去理会。下面我们来着重考察一下那段辉煌时期的思想干货，并最终用一种新的眼光去评价审视他们，（详细的考察需要系统的进行，这是日后的研究计划）。人类思想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内的，对自我的反思与探索，及其与对外探索的关系；另一种是对外的反思与探索。在对内反思方面，在那段思想辉煌期，欧洲与中国都是充满着对“人”自身的好奇去发现，去探索。如对人类所使用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的考察，对语言如何起作用，语言与所指的客体的关系，所指的客体到底是怎样的存在，逻辑关系的内涵是什么等等。出现了“飞矢不动”（欧洲的），“白马非马”（中国的）等典型论述；也出现了对典型逻辑推理范式的考察。但在思想的延续性上，欧洲之后几千年依然不断在思索这些话题；而中国在秦汉之后则走向了思想沉寂的状态，儒家文化得到很好的发扬和传承。后续这种差别的原因实在有很多，这里就不去详细分析了。在对外方面，在思想辉煌期时，欧洲的确是远远走在了前面。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分析和研究实在不在我们文化的本源之中，这一点不得不承认。在当时，中国无论如何百家争鸣，对外在探索的声音都很弱很弱的，我们的文化先天更关注对内的反思与探索，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还有人与外物的关系上，我们关注的核心是“我”，是“人”本身。所以才有刚刚的分析，即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倡的所谓以“人”为本的不可思议，因为这一点在我们这里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中国文化中虽然有“天道”的概念，但从来没有对其进行内涵性的系统论述！古人会告诉你，朗朗乾坤，浩然正气，天道自在，无为无不为。但如果你去追问，请问天道到底如何在一株植物成长过程中起作用的，植物有呼吸么，植物是更需要太阳还是月亮？那就完全没有答案了。然而，欧洲对外在的探索早在欧几里得时期就呈现出了巅峰的景象，他总结的《几何原本》是后世科学研究的典范，激励着一代代欧洲人不断探索真理，不断探索复杂外在现象背后的简单原理。至此以后，欧洲在对外的不断探索中终于到了临界点，即科学的诞生。“科学”或“科学研究”当然不是先天就存在于人类思想界的，它是新近的产物，是对外在探索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需要工具生产、思想准备、人员投入等众多元素都聚集起来的产物。“科学研究”诞生于欧洲，这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某种客观分工的产物，我们中国文化没有产生“科学研究”，但是我们对人本身的观察与探究，对人与人，人与外物的探究是很充分的。这一点，被刚刚接触所谓“强大”的西方的部分中国知识人所妄自菲薄地忽略了。我们的文化有我们对人类思想的分工，其他地域也是一样的。欧洲虽然在外在探索上取得出色的进展，但在对“人”本身的理解方面，可以说并不那么高明。他们的社会生活离不开宗教，。。。

那么很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个话题，如果我们用科学研究的角度去审视我们过去的思想，会怎么样呢？其实，这便是所谓中国的文化复兴的最直接的表述。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可以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去回望过去所有人类的思想，之后，我们或许会发现我们终于能够找到一种不同文化间交流的“语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1. 什么是所谓的“科学研究”？它的内涵是什么？2. 过去的思想有什么可以被重新发掘和研究的？重新研究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3. 具体要怎样用所谓“科学研究”去研究古代的思想？下面逐一作答。

1. 什么是所谓的“科学研究”？它的内涵是什么？ 想要知道科学研究是什么，得知道它的成长历史。它虽然是近来才系统产生的，但当然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如上所述，它需要三样产生条件：切实的技术、思想、以及人员投入。a, 切实的技术方面：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实际上是思想上的静止不动，乃至所谓“黑暗”，并不是技术上的静止不动；人类在采矿、化工、火药、造纸、建筑、造船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到十五世纪之后，已经能够为科学研究提供很多切实的研究工具，尤其重要的是客观的测试工具。系统的测试工具，如计时器等，是科学研究的基石。想要研究外在世界的客观规律，没有客观的测量工具是不可能实现的。换句话说，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就是建立在人类所使用的测试工具的客观性上。古人之所以不能产生科学研究，也是因为他们手上没有技术能生产出相应的满足条件的工具。b, 思想方面:最重要的当属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随后还有笛卡尔等人的贡献，但源头都在那个辉煌期。它们首先让人们充分认识一个简单的道理：复杂的现象背后有着简单的原理在支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没有这个观念，人们是没有勇气去一代一代地探索外在物理现象的，并一点点总结其中的自然规律。c, 充足的人力投入。在古代欧洲，只能说不断有人力投入，如欧洲的贵族阶级，以及由有钱人资助的研究人员。所以，“科学研究”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它探究的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就是那个被老子总结为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天道”；它不以人为本，它会以瘟疫杀死很多很多人，也会以新型飞机、大船“帮”着人类运输各种东西，它不好不坏，不偏不倚，没有目的没有初衷。它给出的“道理”有如下特征：a，不以执行人或遵守人为转移，无论此人是善人恶人，去重复某个研究，都能得到相同的结论。b，它是可以被证伪的，即著名的可被证伪性，这是相对于宗教，哲学，玄学等推理而言的，后者不可证伪，但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证实；但科学研究给出的规律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证实，但是是可以被最终证伪的，即他实际上也是一套理论体系，然后推理给出结论；然而任何理论体系都要建立在初始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个假设是显而易见的“正确”，但是有可能被证伪的，比如著名的狭义相对论，就是假设光速是恒定的，但这一假设“可以”是错的。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给出的结论或者理论是暂时地，有条件地“正确”。所以，总结来看“科学研究”是一套需要工具测量，理论假设，严格推理的方法，是找到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背后简单规律的方法；同时它不自认“绝对”正确，它只谨慎的给出在某些条件下为“正确”的理论理解；后世的人可以不断更新，不断修正、增加新的理解。

2. 过去的思想有什么可以被重新发掘和研究的？重新研究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实际上，初看上去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研究过去的思想内容，在新思想下，人类依然能存活的很好，何必纠结于那过往的东西。但有以下现实促使我们研究过去的思想：a，我们本身都是“过去”的产物。如上所述，“我”不知道我将诞生于何处，“我”在没有自我意识时已经被“化”了，而这个“化”恰恰来源于那个“过去”。b，有一个现实值得我们注意，人类的进化或者说变化是缓慢的，几千年的时间尺度不足以让我们完全否定过去，或者无视过去。或许百万年后，那所谓思想辉煌期已经不值一提，但起码现在还不是。也就是说如果不去重新发掘和研究过去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说，相当于浪费了古人的思维过程，浪费了一批人类的脑力劳动。这也暗含着一个假设：古人靠自己的观察所给出的结论，其中还有足够多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确实反映了人类行为的某些客观规律。这里详细举例如下：孔夫子及其弟子的《论语》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实际上，从以上的分析思路来看，我们暂且把圣人的帽子从孔夫子头上摘掉，就简单把他看成一名出色的中国人个体行为观察者、研究者（当然他很擅长其他方面，还有很多其他身份），甚至是心理学研究者；他针对中国个体和群体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给出了一系列描述、结论和行为建议。当然他当时没有科学研究的思路，也不可能有科学研究的工具，但这不妨碍他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其研究成果，就像过去没有现代的医学研究手段，但不妨碍古人对人体的研究与探索（如经脉和针灸的提出，当然其背后的实际规律到目前还没有被完全揭示），对药物的研究和探索（中医药有广泛的治疗效果）。我们可以说，古人用朴素的研究方法，以自身所携带的先天传感器（五官及体感等）为研究工具，研究总结了关于人体自身及其行为的客观规律。下面依然以《论语》为例，给出具体的实例：学而第一里有孔夫子观察的国人行为现象及规律如下：“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这是对一类现象的描述，翻译过来就是，据孔夫子观察，个体如果对其父母孝，对兄弟友好，这样的个体大概率上不会冒犯君上。其背后的原理实际可以归之为行为输出的连续性，就是一个个体对某一个“上位”顺从，就会对其他“上位”有顺从的行为。“巧言令色，鲜矣仁”重新审视后翻译过来就是，据行为观察家孔夫子观察，一个人类个体如果很善于言辞表达并已经达到花言巧语的程度，且总是愿意故意装作和颜悦色，那么该个体在很大概率上是“不仁”的，至于“仁”的定义和内涵是什么，那要看他自己的定义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同样的思路，翻译过来就是，据行为观察家曾子总结，慎重料理父母的丧事，尽到应尽的礼仪；诚心追祭故去的人，个体便更容易归于“忠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论语》里遍布着这样的行为观察描述和结论。只要采用科学研究的视角去审视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都是切实的对当时人类行为的一种深刻的观察和总结。只不过当时没办法用什么科学方法或者工具去研究背后的行为原理，以及某种行为产生某种效应的具体机制。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些掌握了科学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后人应该做的事。我们有理由确信，依照这样的思路和方法去重新审视所有过去的种种思想，我们应该就一方面不会浪费了古人的思想，一方面重新审视了自己所处的文化，并最终用此途径让其他文化群体更好的理解我们的文化。所以说“科学研究”正是那个不同文化群体间沟通理解的“语言”。不仅仅是我们的文化，新教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或许都在等待着这一“语言”的重新梳理和阐释。

3. 具体要怎样用所谓“科学研究”去研究古代的思想？而且如上所述，我们的思想主要是对内的，对于人本身的，并不是对外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既然科学研究起源于对外在世界的反思与探索，它如何被用来发掘和研究中国的古代思想呢？这是因为人本身是可以被当做“客体”来研究的。所以要讨论中国，要研究过去的思想，实际上需要摆脱中国人的身份，最好不拿自己当“人”，亦或者把所有人都当成被观测的有机体。不可以带什么温情，或者其他什么情感。观测就是观测，有观测或者推理不准确的也就可以很容易指出来，尽量减少模糊不清，尽量摆脱由文字带来的各种迷惑。可以想象你在观察一群蚂蚁，不同蚂蚁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同一种蚂蚁内也有不同的行为。蚂蚁在忙碌着，以某种交互方式在获取自己生存所需的资源。观测者不需要知道蚂蚁在“想”什么，只需观测蚂蚁在“做”什么，并总结规律。这便是重新审视过往中国的一切的科学研究的途径。更具体的，依旧以考察《论语》为例。以这种新思路去重读它，每个其中人物说的话都将被看做是中国个体的某种行为可能性（很显然，这种行为可能性被后世大大的增强了），具体包括中国个体单独的行为，还有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方式。需要尝试定义里面的关键概念所指代的行为内涵，如“孝”、“悌”、“信”、“忠”、“恕”等等。个体与个体间行为互动主要包括信息传递与资源传递，其中信息传递主要由声学与光学方式实现，即：语言与符号；这里，符号特指非语言类的经由个体视觉作用到另外一个个体的信息，如表情、体态等，此外也有经由力学方式直接传递的，如握手、拍打、甚至是打架等肢体直接碰触的交互方式。依照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尝试解析上述关键概念，如“孝”，在《论语》中被反复提及，这种“反复提及”被我们看作是该概念所指代的行为可能性比较高。如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mò），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从中我们就可以大致分离（更细致的分离，需要严格定义其中每一个概念，需要系统的研究）“孝”这一概念的具体行为内涵：资源的单向传递，且伴有特定的信息传递 （如特定的“礼”）。依此类推，我们需要逐个考察《论语》中的关键概念，以及关于可能性行为的论述。我们就会构造一个行为可能性的空间，依照儒家文化的后期影响力，这实际上也是对现有国人行为空间的根基的一种考察。当然，这只是一种从“行为学”角度进行的考察，还可以从很多角度予以考察，如《论语》中的很多陈述到底是不是对人类个体本质规律的一种观察和发现？比如它对语言和行为的关系的观察，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语言和行为不符合为什么是不“利”的？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需要我们仔细研究给出科学研究视野下的答案。在明晰了这些基本情况之后，就要结合现代的科研工具，如大脑的表征工具：功能核磁共振等，表情分析方法，肢体动力学监测等等，更加定量的给予解析。进一步的，在单个个体的行为明确之后，需要研究在“孝”这个宗亲概念下的行为空间内，国人群体的行为状况，并结合历史事件和特定的史实去研究特定的现象，比如为什么我国典型的朝代时长在280年左右，这是不是群体行为原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至此，我们基本明确陈述了所谓“文化复兴”的具体内涵和可行性分析。很明显这是中西文化融合下的必然产物，科学研究是欧洲文化在近现代的重要结晶；中国在逐渐掌握“科学研究”这一理念和方法，现在可以起步融合欧洲文化这一重要结晶与中国古人的思想，而这将是我们的“文化复兴”。他的作用不可估量，他会给古人思想重新带来生机，让我们更充分的理解“我们”自己，并开启中国文化的下一段征程。我们国家，中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世界上最具生产能力的国家（至少到明朝），按照GDP核算，我国的占世界的约为30%到50%左右。这说明，中国典型文化下的社会组织能力，社会稳定程度是很出色的。这其中的原理和机制需要我们新一代国人去探究，去阐释，去讲述。这不仅是我们自我发现的过程，也是对世界文化的一个交待。按照目前我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所谓百年的社会发展初级阶段，即现代化过程，已过七成；展望未来，很明显需要一个更自信更具创造精神的中国出现，而这需要我们好好反思自己，梳理自己，找回自己，自信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