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读周作人的《苦茶》，有以下几点认识：

1、敬惜字纸。

周作人和同学一起途经上海去日本留学。在上海住在一家以湖州丝业商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客栈里。为了标榜自己观念的革新，并力图“破除敬惜字纸的陋习”，上厕所的时候使用报纸“善后”。结果遭到湖州商人的一致抗议，湖州商人甚至提出，愿意提供如厕的草纸，“请勿用字纸，以免别人望而生畏”。周等只得呆了三五天，买好船票、剃了头之后匆匆离开。

这件事情发生在癸卯年即1903年的秋天。可见，在清末，敬惜字纸的观念是确实存在的。尤其是，这件事情中，抗议侮辱字纸的主体是商人。一般认为当时商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士农工商，名义上商人的社会地位远不及士。他们尚且如此。则那些饱读诗书希望以科举进取的读书人，可能就更甚一层了。

以前在报纸上看到过四川西充发现很多明清时代的“敬字塔”，当时没太注意。后来我借以解释梁平的文峰塔；再后来，读1930年代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下卷，林超等撰），其中提到西充在民国时期蚕桑养殖比较兴盛。我想，一个地方的产业可能有延续性，由此推知，在晚清大概也是蚕桑比较兴盛吧。“仓廪实而至礼节”，西充以前是个富裕的地方，所以才会有比较浓厚的读书风气，然后才会有大量的敬字塔吧。

以前，关于敬惜字纸只是抽象的概念。周作人的这段回忆，给出了一个亲历者的注解。

2、书籍的出版。

周作人与鲁迅在日本，花了很多精力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并先后在日本和中国出版。鲁迅的翻译主要从日文版转译，周作人则有直接从英语、俄文、希腊文翻译的。

这里我注意到的是作品的出版。当时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向出版社投稿，由出版社发行，作者与出版社分账。当时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比较成名的大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对作品有严密的筛选标准。周氏兄弟有的作品是这些出版社出版的，也有被拒稿的情况。另一种则是自行找印刷机构印刷，然后委托书店代售。周氏兄弟早期翻译的几本小说就是这种模式。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达6年之久，后期还在日本结了婚；鲁迅的旅日时间可能还要长。他们周家在出国以前已经家道中落，恐怕不能全额资助两个儿子的留学生涯；而当时政府发的补贴恐怕也不多。周的回忆录中提到多次搬家，其中有几次就是往便宜的地方搬。从回忆录的内容看，尽管没有明确说翻译和出版所得的财物在经济来源中的比重，但是还是很为可观的。似乎到了存在依赖性的地步。不然地话，翻译和文学创作仅仅是一种消遣和娱乐，那么为什么每天都做呢？还给自己定下计划？

换一个角度，可以推测，翻译和创作的收入所得，可能是一笔重要的收入来源和经济支撑。则两个作者都必须为作品负责，而不是仅仅是自娱自乐的消遣。

两种出版方式今天还存在吗？或许是还存在的。第一种显然是主流，重点是第二种。现在虽然没有作者寻找籍籍无名的印刷厂自行印刷文学作品再找书店代售的情况，但是“自费出版”的情形确是存在的。以前一些大学的老师为了评职称，自己编一本书，找出版社出版印刷很大数量。然后取回来交给学校的教材科，作为自己教授科目的指定教科书，每年逐步发放下去。反正每年那么多学生，一年一年总有消耗、兑现的时候，怕什么？但是这些出版社一般都是档次不怎么高的。我也在阆中古城里见过一个人当街买书的。当时没有买，好像是一本散文集还是小说，看得出来是作者在自己卖。很凄凉！

中国古代，没有版权意识。制版印书的对象，以经典书籍为主，比如科举考试用到的四书五经等；还有一些名家名著。而一般的文学创作，多是作者或者他们的亲人、后人，自费出版，无偿捐赠。流行作品的出版，除刻书的挣钱，就是书商挣钱，与作者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刻书的通常由书商来组织，所以市面上卖什么书，主要是书商从牟利的角度出发。绝少有创作者自己搞文学创作的同时，还想着怎么出版牟利。

3、留学生的管理

上面说到周氏兄弟到日本留学，《苦茶》中记录的留学生活的日常，似乎是搞文翻译和创作，而与“学”无关。实际上，周氏兄弟当时都是国家公派的留学生，其中周作人是江南水师学堂派往日本学建筑的；鲁迅嘛，好像是学医的。从《藤野先生》我们知道，鲁迅是正儿八经上过几天医学课堂的课，可后来转向文学创作。但是《苦茶》中没有一天提到周作人具体地学建筑。甚至于，因为鲁迅的照顾，周作人连日语都懒得学，几乎要么不出门，要么只是在华人圈子里混。周自己也说，当时国内对留学生在海外的情况管理比较松散、“麻胡”。

好多留学日本的学生，后来实际上走到了清廷的对立面，成为职业革命者。倒是去美国、欧洲的留学生，比如詹天佑、容庚等到后来成了一些专业领域的人才。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