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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之年

已有 1495 次阅读 2022-2-5 11:07 |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童年之年

 


还有一天就是春节,大街上满是喜气。

今年春节老爸老妈同在,这也是他们两人同时在北京过的第一个春节,实在难得。有老爸老妈在,年味儿就更浓一些。这几天老爸还炸了丸子、蒸了年糕,让我带回自己家,提醒着我们,要过年了。

由此又想起小时候在家乡过的年。

 

腊月里

 

我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在家里,一进腊月,村里的家家户户就开始忙活了,准备各种各样的年货,每天都有说道,每天都有主题,一点也不马虎。

一般是在腊月上旬,家里就把喂了一年的大肥猪拉到村子里开屠宰锅的人家去杀掉。我六、七岁时胆子很大,像个小“胡同串子”一样,喜欢到处去走走看看。我不害怕杀猪,就跟着大人去看热闹。只见地灶上的一大锅开水已经烧得翻滚起来,一头猪躺在旁边的门板,被绑得结结实实,屠夫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铁棍,照着哼哼唧唧的肥猪脖子上猛插进去,一股鲜血扑地一声从猪脖子上喷射出来,主人就赶紧用洗脸盆接住,满满的一大盆血,就势在锅上蒸成了巴掌大的一块块的血豆腐。断气的猪则经过沥青脱毛,清理和分割后,成了两个大猪肉扇子、一个大猪头和一挂吊着肠肝肺的猪杂碎。小孩子得到的犒赏是一个“气球”大人把猪膀胱吹起来,用绳子扎紧口,绑在一根小棍子上。有人说,小姑娘不玩这种“气球”。可是我不管这些,我总是手里拿着棍子的一头,用脚交替地踢“球”玩。杀猪的日子无比重要,杀猪前一般都会烧烧香,祈祷着杀一口好猪,要膘厚一点、多出一些肉、不要有“米心”。常常听妈妈说,谁谁家杀的那口大猪,肉膘子有半厚,真让人眼馋。要是谁家杀的猪发现了“米心”,那就太倒霉了,一家人都会难过得哭。“米心”肉卖不上价,或者根本卖不掉,意味着在杀猪前计划的卖猪肉一项收入大打折扣,或者根本无法兑现,是一项很大的损失。那时人们很少吃肉,即使“米心”猪肉也舍不得吃,还总是想方设法地卖掉。

因为光景紧张,我家的猪肉从来都是卖掉80%以上,家里仅留下不到20%。煮肉和灌灌肠、炸丸子这些荤腥项目,都被安排在同一天。炸丸子时,我经常自告奋勇,在灶前烧火。爸爸会把肉馅、一个捏碎的馒头、豆腐渣,和葱姜蒜调料搅在一起,用手团成小丸子,让它们顺着锅边一个个地滚到热油里面去。他忙活着在锅边操作,我则坐在小板凳上给灶膛里加柴火—这是个很轻松的活儿,因为炸东西时不能用大火,只要维持着灶中有小火苗即可,否则丸子的外层炸糊了,里面的芯子还是生的。我也会趁爸爸不注意,偷偷地从碗里拿炸好的丸子,悄悄送入嘴,轻轻地、咕噜咕噜地低头吃掉,等过一会,爸爸会很纳闷地说:“炸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碗里的丸子个数也不见涨呢?”其实爸爸肯定知道我在偷吃,他是故意给我开玩笑呢!

小的时候,吃到白面馒头的机会并不多,但在过年的馒头还是有保障的。腊月里蒸馒头是家家户户的传统项目。每次都是父母把很久以前蒸馒头剩下的一块生面团保存在面瓮里,当成 “起头”,用作发面的引子。发面时,把“起头”用温水化开,搀上干面粉,和成软软的大面团,盖上面盆,放在温暖的炕头过夜。第二天,炕头的面团里面已经生成了“蜂窝”,用手扯一块,能拉出长长的丝,还有一股淡淡的酸味。这时就该搓(,暂用“搓”字代替)面了,先把少许碱面溶在水中,再加入面团中,搀上适量的干面,重新和面。碱面的量和面粉量的控制是超级难点,二者的相对比例决定了馒头的口感和色相。碱面加少了,蒸出来的馒头发酸,反之,碱面加多了,馒头就成了呲牙咧嘴的黄馒头,非常难看。我记得爸爸经常会从和好的大面团上揪下来一块,用筷子插着在火上烧熟,再打开里面检查一下,如果不酸、不黄,证明比例恰好,否则需要视情况调整。大的面团和好后,放在盆中醒面,再搓成馒头胚子,上锅蒸。不同的人家蒸的馒头,模样各不相同,有的是四四方方的立方体形,有的是站着的圆锥形,有的是又长又圆的圆柱形,还有的巧手家长会做成花朵馒头、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形状的馒头,有的还会在馒头上点一个红点,像女孩眉间的胭脂一样,看上去很喜庆。家里总是连着蒸好几大锅的馒头,总数有一两百个,放在冷屋一人多高的大瓮里,能吃上一阵子。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这种冻得硬梆梆的凉馒头,掰一块放在嘴里,一边吃一边掉渣,但是越嚼越香,这普普通通的馒头变成了农村孩子过年的“零食”,撑起了满嘴的幸福。要是哪家当年有新媳妇,那对馒头的质量和外观要求就更高一些,一般需要请村里的大厨到家里来蒸馒头。这种馒头不仅个头大、瓷实,而且花样有讲究:大厨穷其一天的时间,能蒸出几个大约直径有50厘米的带“造型”的大馒头来,寿桃形的、莲花形的、猪头形的,反映出师傅的手艺和用工。新媳妇和自己的新夫婿,在大年初三或初四“回门”时,就把这样的巨型馒头,放在一个大约4尺长、2.5尺宽的大笸箩里,带回娘家,既讲排场,又宣示了婆家殷实的家境。

做豆腐是也是一个大工程。家里提前把黄豆洗好、泡好,再拿到有石磨的人家去磨豆,把牲口套在碾盘上,一圈一圈地转着,大人跟在后面,不停地把豆子填到上磨盘的孔洞里,晶莹饱满的黄豆变成了豆渣和豆浆,顺着下磨盘的槽流进了旁边的大铁桶里。回家把豆渣篦出来,豆浆倒进大铁锅里,下面燃起大火,把豆浆烧开,点上少许提前买回来的卤水,再搅、再烧,一直到有红枣那么大的豆腐块出现,豆浆就成了一大锅豆腐脑。这时做豆腐的步骤就暂停下来,爸爸妈妈就可以盛出好几大碗的豆腐脑,加上小锅里早就做好的肉末卤汤做“盖帽”,端上来一碗碗香喷喷的豆腐脑,妈妈说,这一碗豆腐脑可是要顶集上卖的好几碗豆腐脑呢,今天可以让我尽情地吃个饱。等豆腐脑吃够了,妈妈他们就再加卤水、再烧火,让豆腐脑凝成更大更多的豆腐块,之后在矮脚吃饭桌上放一个深15厘米左右的平底方框,铺上很大的一块豆腐笼布,不断地用水瓢从锅里把半凝的豆腐舀出来,加到方框里,这样豆腐块就留在笼布上,多余的水从方框的四周沥出来。最后,把蒸笼布的四角向中间折,四角打折正好包住豆腐块,再不断地从上方拍打,尽可能排出多余的水分,再加上两个平时放饺子的大盖帘加点重量,豆腐块就在方框模子里逐渐变得瓷实,成为一个大的整块。等冷却下来,再把豆腐打成一块一块的,用来炸豆腐泡、煎豆腐干,或者放在罐子里用盐腌上--北方的春天里没有蔬菜,腌豆腐就成了珍品。

大年三十的主题当然是贴对联和贴花花纸。爸爸是退伍军人,每年的腊月里都能收到一副对联和一封慰问信,那时还没有退伍军人津贴,但对联和慰问信足以让爸爸体会到军人的自豪。平时只要爸爸在家,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扫院子,除夕的上午,他会格外认真地把院子规整一遍,柴堆堆得又高又结实,车辆、农具等都整理得井井有条,之后提来一桶水,洒在院子里,再用大竹枝扫帚,一下一下地把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扫得干干净净。这时,妈妈用面粉打了一锅浆糊拿过来。我们用筷子把浆糊抹到对联的背面,拿到院墙的进口处。我家没有大门,只有两边的院墙,中间拴一个铁栅栏,算是院门。爸爸先把裁开的横披贴到两边院墙的最高处,再问我们,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如果哥哥在家,这个分辨上下联的任务非他莫属,因为他的文字功底深,还是个“小诗人”,在这方面算是个行家。如果哥哥不在,我会根据诗句的平仄和内容,区分上下联,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差池。爸爸站在院墙前,举着一联,问我们,“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正不正?”等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把对联的上缘贴到墙上,再用大手掌从上到下顺着捋下来,就平平整整地贴好了,动作既熟悉,又麻利。花花纸是从集上买来的各色长方形剪纸,一张一张地贴在正屋和偏房的门上、窗户上、猪棚上和鸡窝上,彩色的花花纸像一个个小精灵,轻轻地随风飘扬。如果哪一年能得到一串横挂的彩旗的话,就更好了,我们回用绳子把几面彩旗穿起来,从院子这边牵到另一边,仿佛挂起了一道靓丽的彩虹。姥姥要的灶君像每年都要换新的,妈妈会恭恭敬敬地把新像贴在厨房的供案上,像前再放一小杯白沙,专供上香用。

大年三十的晚饭是饺子,这也是我们的年夜饭。那时还没有蔬菜大棚,也吃不上反季蔬菜,北方冬天里只有大白菜和大葱。我们常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大案板,在上面剁几棵大白菜,之后再用冻红的双手把白菜汁挤出来,和肉馅搅在一起,加上葱姜蒜和其他调料,调好一大盆馅子。一次要和出一大盆饺子面来,为的是要故意留下一些,以求“年年有余”,正月初一早晨包饺子用。晚上早早地吃完饺子后,爸爸妈妈迅速把碗筷收拾好,之后拿出猪头肉、拆骨肉、焖子、灌肠、猪杂等,认真地撕成条、切成片,再用酱醋和香油拌好,仔细地码成几碗,加上葱丝、姜丝和香菜,就成了色相和味道都不含糊的下酒菜。一碗留在家里,摆上买来的葡萄酒,供姥姥、妈妈和我们享用,其余的分别由爸爸和哥哥等带走,到朋友家串门、喝酒、聊天,一直到下半夜才微醺着回来。当然有时也有同村的亲戚朋友来我家喝酒,我们就用拿得出的最好的酒来招待,再烧一大锅开水,沏上一些粗茶,家长里短地开聊,仿佛这一年的话,都集中在了这一晚上,亲情、友情在此刻得到最大限度的升华。

 

正月里

 

过年是农村人的享受时光,正月里就是吃喝玩乐,走亲戚,访朋友。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家里就开始煮饺子。我们迷迷糊糊地被家长从炕上拉起来,妈妈早已把给我做的新衣服叠成方块,连同一双新棉鞋,放在了枕头边,衣服上往往还有爸爸给我买的一红一绿两朵纸花。我站在床上,穿戴一新,头上的两条长辫子插着两朵小花,脚上穿着崭新暖和的棉鞋,都有点舍不得踩到地上去。姥姥不断地催促,大年初一的饺子宜早不宜迟,否则一会儿有拜年的来了,就吃不成了。姥姥家辈分较大,出门见到的几乎都是小辈,而且那时姥姥已经过了70岁,算是年龄大的老人,再加上在“武斗”的年代里,姥姥曾隔着大队的院墙,在寒冷的冬夜里,不知偷偷地往折磨人的小屋里扔过多少次破棉袄和煮红薯,救助过不少因冷饿和挨打而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乡亲,所以在村子里,姥姥很受人尊敬,每到大年初一,总有不少人前来拜年。

大年初一的饺子是不许有破饺子的,既考验包饺子的水平,又需要丰富的煮饺子经验。姥姥先捞出来3个饺子,放在小碗里,供在灶君爷的画像前,点上3支香,口中念念有词:“灶火爷,各路神仙,过年了,来吃饺子啦,保佑着一家老小没病没灾,平平安安……”灶君爷“享用”过饺子后,我们才能动筷子。等我们吃完饭,天色也差不多亮了。爸爸打开院门,妈妈在盘子里装上糖和瓜子,放在堂屋的方桌上。不一会儿,就听到前院有人在大声地叫:“老嫂子在家吗?”“我婶子在家吗?”“在哪个屋呢?拜年啦!”等爸爸妈妈迎出来,呼噜噜来了一大群人,屋子里站不下,就在院子里排好,让姥姥坐在堂屋门口或者堂屋里的椅子上,说一声:“老太太坐好了,俺们给您磕个头,又过一年啦!”话音未落,一群人又呼噜噜地跪下,每人打个揖。爸爸妈妈他们赶紧去拉领头的人,让着说:“来里头坐会吧,来吃个瓜子!”领头的人会说:“不啦不啦,我们还要去哪位哪位大伯、叔叔家去转转”,旋即呼噜噜又都走了。前前后后有四、五拨人来拜年。等天色再晚一些,会有婶子大娘一群女人,抱着一个小被子,带着刚过门的新媳妇,来给姥姥拜年。女人们的拜年比较含蓄,不会像男人一样跪下,而一般是说说笑话,拿两颗糖,剥几颗花生,向姥姥介绍一下哪个小伙儿刚娶了新媳妇,新媳妇点点头、弯弯腰,算是施礼,即可。

热闹的拜年环节之后,爸爸已经收拾好了酒菜和饺子,连同香火和纸钱,放在提兜里,和哥哥骑车去野外的坟地里,给姥爷、老奶奶、老爷爷等亲人去烧纸,邀这些逝去的亲人们共尝开年饺子。等烧纸回来,才算是完成了大年初一的功课。之后爸爸会去奶奶家和叔叔大伯家各逛一圈,早早回家来准备中午的蒸碗:甜肉方、丸子、肘子、年糕等,每样放在一个小碗里,架在大锅上蒸,就着馒头和大米粥,让我们吃得倍加香甜。

虽然除夕夜熬了大半宿,但是大年初一不许躺在炕上睡觉,否则这一年的麦子会铺在地下,影响收成。我们当然也舍不得躺在家里,我会跟着妈妈去村子里转,哥哥弟弟跟着爸爸在院子里放鞭炮或者去朋友家。我和妈妈顺着一个个胡同转,念一念人家门口的对联,看谁家的对联写得好。从门口的对联和贴着的大红“喜”字上,即可看出谁家在腊月里娶了新媳妇,这往往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新娘子在大年初一不能看到娘家的灯,必须呆在婆家。我们从贴了喜字的门口走进去,早听见屋里传来很多人的说笑声,进门来,会看到一个眉黛如画、粉面桃腮、穿着大红衣服的年轻女子,或低眉顺眼,或巧笑嫣然,这就是新娘子。新娘子会给把糖和瓜子盘端给大家,婶婶大娘们一般都会看看床上婆家给了几床铺盖,是棉布的还是丝绸的,是金线还是银线绣花,屋里的电视有多大,新媳妇的嫁妆都有啥。假如进来几个半大小子,则会咋咋呼呼地和新娘子闹一番,动手动脚,这时往往会有泼辣的小姑子或者壮实的小叔子来救新嫂子,如果闹得太厉害了,婆婆也会从其他屋里出来,笑着训斥小伙子们一顿,给点烟糖之类的,不许他们胡闹,让其散去。

过年的前几天,姥姥和妈妈就一再告诫我们,大年初一这一天要乖乖地,不许不听话,否则惹了大人动手,挨了打,意味着一年中净挨打。因此在初一我们无论如何也会很听话,怕的是一年中挨打不断。这一天也不许动针线,否则一年的针线活,做也做不完。但是勤快的妈妈,总是在下午闲不住,不是找来我们的旧棉袄,缝上一双袖口,就是把爸爸的被子翻下来,缝上个干净被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一年的大年初一她动了针线,还是我家确实有那么多的衣服被子要缝,总之,她的针线筐子永远就放在炕头,她确实总有做不完的活计。等到了傍晚,爸爸回来,会来一句总结发言:“你看吧!我就说你是个劳累命,大年初一又做针线,怪不得一年到头不得空闲!”哈哈,爸爸一语中的,下一年,妈妈又会是忙忙碌碌的一年!

到了初三、初四,就开始走亲戚。一般初三和初四是出嫁的闺女们回娘家的日子。我家就住在姥姥家,自然不用再去姥姥家串亲戚。但是姑姑每年都很正式地来拜望爷爷和奶奶,因此我们会去村子西头的奶奶家玩。爸爸5个兄弟,5家的媳妇和孩子都在奶奶家,加上姑姑一家,围坐在几个大桌子边,热热闹闹地过一整天。偶尔爸爸还有陪家族里的新郎官和新媳妇回门的任务,那就是驾着搭着棚子的牲口车,拉着过门不久的新媳妇和她的新夫婿,还有一大筐的馒头和礼物,送到娘家去,期间在新媳妇的娘家吃喝一顿,同时也替新郎官喝几杯酒,以免他被灌酒,醉得不成样子。傍晚时分,爸爸再套着牲口车,拉着醉得人事不省的新郎官回来,新媳妇则留在她的娘家,过几天新郎官再将其接回婆家。

过了初五,大家集中在几天中串老亲。所谓老亲,就是爸爸或妈妈的姥姥家或者表亲家。妈妈的姥姥家在30多里外的北虎庄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早期,来去极为不易,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铁路,一大家人去串亲戚,有老有小,不可能步行,也没有那么多自行车,只有让爸爸赶驴车。爸爸套上小毛驴,在车厢里铺一个褥子,再在我们的身上盖一个被子,一路上缓缓而行。姥姥和妈妈在车上放一个用花包袱包裹的、大约一尺五见方的笸箩,里面码放了十几、二十个左右的馒头,再加几块年糕,和买来的点心,算是给亲戚的礼物。牲口走得慢,路途遥远,我们吃过早饭就出发,30多里地,往往要用近两个小时,到了老姥姥家,就是午饭时间了。姥姥和她的亲人们围坐在炕上说话,我和表舅舅家的姐妹们在院子里玩。等下午返回前,表妗子们会留下几个馒头和点心,姥姥和妈妈极力推让一番,尽量让人家多留一些,以示诚心和亲切度。我们再坐着小毛驴车返回,到家已经天色擦黑,几乎是晚饭时间。

串老亲一直可以串到初十以后,正所谓跟着姥姥串了跟着奶奶串,看了妈妈的舅舅和阿姨,再看爸爸的舅舅和阿姨,或者家里有其他的亲戚来走动。总之,每天都不得空闲,无论做客还是待客,我们每天都可以跟着大人“坐席”,真是吃得、玩得不亦乐乎。

正月十一,县城还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全县各乡镇的文艺大汇演。县城中心的东西大街两侧挤满了人,大人踮脚抱着婴儿,两三岁的小不点儿骑在爸爸头上,六七岁的孩子们在家长的腿中间钻来钻去,一忽儿不见,大人焦急地喊着叫着,一忽儿又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家长就只好用手拽着不敢再放开。大街从东头到西头,总共约有3公里长,再加上两头垂直的南北小街作为回旋地,按照从东向西的顺序,依次经过各乡、甚至各村的表演花车,花车上挂着横幅和彩旗,前后簇拥着扭秧歌的、踩高跷的艺人,还有人们穿着行头,摆出的天女散花、麻姑献寿、猪八戒背媳妇、八仙过海等故事里的人物造型。观众们笑着、叫着、评论着,看到自己乡里或者村里的花车经过,就起劲地拍手。我最爱看唱戏的,京剧、评戏、梆子、坠子,来者不拒,都喜欢,演员们在花车舞台上卖劲地吟唱和打斗,从我的跟前经过,我的两只眼睛也从东向西转过,再远远地西行望去,恨不得跟了他们一块去唱。到了下午三点光景,几乎所有的花车都看完了,人们又如潮水般散去,留下满大街的彩纸屑、被挤坏的风车、随风翻飞的花花绿绿的糖纸、偶尔还有哪家孩子丢掉的一只小鞋子……各家表演的项目、水平高低,成了许多人长时间的谈资。

正月十五、十六,算是年尾巴了,村子的十字街头有一两家摆摊卖元宵的。白色的元宵堆在一层薄薄的糯米粉上,躺在大笸箩里,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很硬实,家里人总说不好消化,一般不会给我们买,北方的元宵节,千变万不变的,仍是要吃饺子。县城的大街上挂了很多花灯,十六正好是集市,去跟着大人们赶集时,顺便欣赏树上的各式灯笼,造型奇特的、绘画精巧的,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巨大无比,让人大饱眼福。集市上好吃的、好玩的很多,但是已经吃了一个正月,肚子里的油水也积攒得差不多了,大多仅是看看,只是偶尔碰到了便宜的新奇玩意儿,买来一两件。等回到家,就该收心了,小孩子们开始发愁,正月十七是开学的日子,寒假作业还没有做,老师在放假前让抄写的生字还没有抄,该编个什么理由呢,是说被不识字的妈妈当了引火的废纸,还是说让不懂事的弟弟拿到厕所里当手纸了,或是干脆说,写完了,放在我家的大瓮上了,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了?呜呼,过年过年,只顾疯玩乱窜,胡吃海喝,脸蛋子胖了不少,功课早忘到后脑勺去了!

 

后记

 

童年之年,历历在目,仿佛每个情节在脑海里都是鲜活的。从大年三十,到今日的正月初五,我的回忆不停,笔耕不停,止不住哩哩啦啦地写了以上那么长的篇幅。现在之年,是城市中的另一种风貌。忙碌的都市生活,和便利的半成品食物供应,使以前的各种春节准备活动变成了不可能和不必要。各家不仅不缺吃喝,还时时担心营养过剩,体重超标,即使孩子们,也不再对着糖果和点心流口水了,更不会对父辈和祖辈的社会活动和嬉戏感兴趣了,正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

如今,我也年届半百,已经离开家乡许多年,每年回去的日子少之又少,成了地地道道的故乡过客,更没有机会体会一遍童年时代从腊月到正月完整的过年程序了。而且,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好几年都没有踏上生我养我的冀中大地了,但在梦中,还常常回到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院子,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过年的红火和热闹。我明白,童年里品味过的味道,已经流淌在我的血液中,伴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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