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之年

还有一天就是春节，大街上满是喜气。

今年春节老爸老妈同在，这也是他们两人同时在北京过的第一个春节，实在难得。有老爸老妈在，年味儿就更浓一些。这几天老爸还炸了丸子、蒸了年糕，让我带回自己家，提醒着我们，要过年了。

由此又想起小时候在家乡过的年。

腊月里

我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在家里，一进腊月，村里的家家户户就开始忙活了，准备各种各样的年货，每天都有说道，每天都有主题，一点也不马虎。

一般是在腊月上旬，家里就把喂了一年的大肥猪拉到村子里开屠宰锅的人家去杀掉。我六、七岁时胆子很大，像个小“胡同串子”一样，喜欢到处去走走看看。我不害怕杀猪，就跟着大人去看热闹。只见地灶上的一大锅开水已经烧得翻滚起来，一头猪躺在旁边的门板，被绑得结结实实，屠夫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铁棍，照着哼哼唧唧的肥猪脖子上猛插进去，一股鲜血扑地一声从猪脖子上喷射出来，主人就赶紧用洗脸盆接住，满满的一大盆血，就势在锅上蒸成了巴掌大的一块块的血豆腐。断气的猪则经过沥青脱毛，清理和分割后，成了两个大猪肉扇子、一个大猪头和一挂吊着肠肝肺的猪杂碎。小孩子得到的犒赏是一个“气球”—大人把猪膀胱吹起来，用绳子扎紧口，绑在一根小棍子上。有人说，小姑娘不玩这种“气球”。可是我不管这些，我总是手里拿着棍子的一头，用脚交替地踢“球”玩。杀猪的日子无比重要，杀猪前一般都会烧烧香，祈祷着杀一口好猪，要膘厚一点、多出一些肉、不要有“米心”。常常听妈妈说，谁谁家杀的那口大猪，肉膘子有半拃厚，真让人眼馋。要是谁家杀的猪发现了“米心”，那就太倒霉了，一家人都会难过得哭。“米心”肉卖不上价，或者根本卖不掉，意味着在杀猪前计划的卖猪肉一项收入大打折扣，或者根本无法兑现，是一项很大的损失。那时人们很少吃肉，即使“米心”猪肉也舍不得吃，还总是想方设法地卖掉。

因为光景紧张，我家的猪肉从来都是卖掉80%以上，家里仅留下不到20%。煮肉和灌灌肠、炸丸子这些荤腥项目，都被安排在同一天。炸丸子时，我经常自告奋勇，在灶前烧火。爸爸会把肉馅、一个捏碎的馒头、豆腐渣，和葱姜蒜调料搅在一起，用手团成小丸子，让它们顺着锅边一个个地滚到热油里面去。他忙活着在锅边操作，我则坐在小板凳上给灶膛里加柴火—这是个很轻松的活儿，因为炸东西时不能用大火，只要维持着灶中有小火苗即可，否则丸子的外层炸糊了，里面的芯子还是生的。我也会趁爸爸不注意，偷偷地从碗里拿炸好的丸子，悄悄送入嘴，轻轻地、咕噜咕噜地低头吃掉，等过一会，爸爸会很纳闷地说：“炸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碗里的丸子个数也不见涨呢？”其实爸爸肯定知道我在偷吃，他是故意给我开玩笑呢！

小的时候，吃到白面馒头的机会并不多，但在过年的馒头还是有保障的。腊月里蒸馒头是家家户户的传统项目。每次都是父母把很久以前蒸馒头剩下的一块生面团保存在面瓮里，当成 “起头”，用作发面的引子。发面时，把“起头”用温水化开，搀上干面粉，和成软软的大面团，盖上面盆，放在温暖的炕头过夜。第二天，炕头的面团里面已经生成了“蜂窝”，用手扯一块，能拉出长长的丝，还有一股淡淡的酸味。这时就该搓（cǐ，暂用“搓”字代替）面了，先把少许碱面溶在水中，再加入面团中，搀上适量的干面，重新和面。碱面的量和面粉量的控制是超级难点，二者的相对比例决定了馒头的口感和色相。碱面加少了，蒸出来的馒头发酸，反之，碱面加多了，馒头就成了呲牙咧嘴的黄馒头，非常难看。我记得爸爸经常会从和好的大面团上揪下来一块，用筷子插着在火上烧熟，再打开里面检查一下，如果不酸、不黄，证明比例恰好，否则需要视情况调整。大的面团和好后，放在盆中醒面，再搓成馒头胚子，上锅蒸。不同的人家蒸的馒头，模样各不相同，有的是四四方方的立方体形，有的是站着的圆锥形，有的是又长又圆的圆柱形，还有的巧手家长会做成花朵馒头、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形状的馒头，有的还会在馒头上点一个红点，像女孩眉间的胭脂一样，看上去很喜庆。家里总是连着蒸好几大锅的馒头，总数有一两百个，放在冷屋一人多高的大瓮里，能吃上一阵子。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这种冻得硬梆梆的凉馒头，掰一块放在嘴里，一边吃一边掉渣，但是越嚼越香，这普普通通的馒头变成了农村孩子过年的“零食”，撑起了满嘴的幸福。要是哪家当年有新媳妇，那对馒头的质量和外观要求就更高一些，一般需要请村里的大厨到家里来蒸馒头。这种馒头不仅个头大、瓷实，而且花样有讲究：大厨穷其一天的时间，能蒸出几个大约直径有50厘米的带“造型”的大馒头来，寿桃形的、莲花形的、猪头形的，反映出师傅的手艺和用工。新媳妇和自己的新夫婿，在大年初三或初四“回门”时，就把这样的巨型馒头，放在一个大约4尺长、2.5尺宽的大笸箩里，带回娘家，既讲排场，又宣示了婆家殷实的家境。

做豆腐是也是一个大工程。家里提前把黄豆洗好、泡好，再拿到有石磨的人家去磨豆，把牲口套在碾盘上，一圈一圈地转着，大人跟在后面，不停地把豆子填到上磨盘的孔洞里，晶莹饱满的黄豆变成了豆渣和豆浆，顺着下磨盘的槽流进了旁边的大铁桶里。回家把豆渣篦出来，豆浆倒进大铁锅里，下面燃起大火，把豆浆烧开，点上少许提前买回来的卤水，再搅、再烧，一直到有红枣那么大的豆腐块出现，豆浆就成了一大锅豆腐脑。这时做豆腐的步骤就暂停下来，爸爸妈妈就可以盛出好几大碗的豆腐脑，加上小锅里早就做好的肉末卤汤做“盖帽”，端上来一碗碗香喷喷的豆腐脑，妈妈说，这一碗豆腐脑可是要顶集上卖的好几碗豆腐脑呢，今天可以让我尽情地吃个饱。等豆腐脑吃够了，妈妈他们就再加卤水、再烧火，让豆腐脑凝成更大更多的豆腐块，之后在矮脚吃饭桌上放一个深15厘米左右的平底方框，铺上很大的一块豆腐笼布，不断地用水瓢从锅里把半凝的豆腐舀出来，加到方框里，这样豆腐块就留在笼布上，多余的水从方框的四周沥出来。最后，把蒸笼布的四角向中间折，四角打折正好包住豆腐块，再不断地从上方拍打，尽可能排出多余的水分，再加上两个平时放饺子的大盖帘加点重量，豆腐块就在方框模子里逐渐变得瓷实，成为一个大的整块。等冷却下来，再把豆腐打成一块一块的，用来炸豆腐泡、煎豆腐干，或者放在罐子里用盐腌上--北方的春天里没有蔬菜，腌豆腐就成了珍品。

大年三十的主题当然是贴对联和贴花花纸。爸爸是退伍军人，每年的腊月里都能收到一副对联和一封慰问信，那时还没有退伍军人津贴，但对联和慰问信足以让爸爸体会到军人的自豪。平时只要爸爸在家，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扫院子，除夕的上午，他会格外认真地把院子规整一遍，柴堆堆得又高又结实，车辆、农具等都整理得井井有条，之后提来一桶水，洒在院子里，再用大竹枝扫帚，一下一下地把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扫得干干净净。这时，妈妈用面粉打了一锅浆糊拿过来。我们用筷子把浆糊抹到对联的背面，拿到院墙的进口处。我家没有大门，只有两边的院墙，中间拴一个铁栅栏，算是院门。爸爸先把裁开的横披贴到两边院墙的最高处，再问我们，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如果哥哥在家，这个分辨上下联的任务非他莫属，因为他的文字功底深，还是个“小诗人”，在这方面算是个行家。如果哥哥不在，我会根据诗句的平仄和内容，区分上下联，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差池。爸爸站在院墙前，举着一联，问我们，“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正不正？”等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把对联的上缘贴到墙上，再用大手掌从上到下顺着捋下来，就平平整整地贴好了，动作既熟悉，又麻利。花花纸是从集上买来的各色长方形剪纸，一张一张地贴在正屋和偏房的门上、窗户上、猪棚上和鸡窝上，彩色的花花纸像一个个小精灵，轻轻地随风飘扬。如果哪一年能得到一串横挂的彩旗的话，就更好了，我们回用绳子把几面彩旗穿起来，从院子这边牵到另一边，仿佛挂起了一道靓丽的彩虹。姥姥要的灶君像每年都要换新的，妈妈会恭恭敬敬地把新像贴在厨房的供案上，像前再放一小杯白沙，专供上香用。

大年三十的晚饭是饺子，这也是我们的年夜饭。那时还没有蔬菜大棚，也吃不上反季蔬菜，北方冬天里只有大白菜和大葱。我们常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大案板，在上面剁几棵大白菜，之后再用冻红的双手把白菜汁挤出来，和肉馅搅在一起，加上葱姜蒜和其他调料，调好一大盆馅子。一次要和出一大盆饺子面来，为的是要故意留下一些，以求“年年有余”，正月初一早晨包饺子用。晚上早早地吃完饺子后，爸爸妈妈迅速把碗筷收拾好，之后拿出猪头肉、拆骨肉、焖子、灌肠、猪杂等，认真地撕成条、切成片，再用酱醋和香油拌好，仔细地码成几碗，加上葱丝、姜丝和香菜，就成了色相和味道都不含糊的下酒菜。一碗留在家里，摆上买来的葡萄酒，供姥姥、妈妈和我们享用，其余的分别由爸爸和哥哥等带走，到朋友家串门、喝酒、聊天，一直到下半夜才微醺着回来。当然有时也有同村的亲戚朋友来我家喝酒，我们就用拿得出的最好的酒来招待，再烧一大锅开水，沏上一些粗茶，家长里短地开聊，仿佛这一年的话，都集中在了这一晚上，亲情、友情在此刻得到最大限度的升华。

正月里

过年是农村人的享受时光，正月里就是吃喝玩乐，走亲戚，访朋友。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家里就开始煮饺子。我们迷迷糊糊地被家长从炕上拉起来，妈妈早已把给我做的新衣服叠成方块，连同一双新棉鞋，放在了枕头边，衣服上往往还有爸爸给我买的一红一绿两朵纸花。我站在床上，穿戴一新，头上的两条长辫子插着两朵小花，脚上穿着崭新暖和的棉鞋，都有点舍不得踩到地上去。姥姥不断地催促，大年初一的饺子宜早不宜迟，否则一会儿有拜年的来了，就吃不成了。姥姥家辈分较大，出门见到的几乎都是小辈，而且那时姥姥已经过了70岁，算是年龄大的老人，再加上在“武斗”的年代里，姥姥曾隔着大队的院墙，在寒冷的冬夜里，不知偷偷地往折磨人的小屋里扔过多少次破棉袄和煮红薯，救助过不少因冷饿和挨打而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乡亲，所以在村子里，姥姥很受人尊敬，每到大年初一，总有不少人前来拜年。

大年初一的饺子是不许有破饺子的，既考验包饺子的水平，又需要丰富的煮饺子经验。姥姥先捞出来3个饺子，放在小碗里，供在灶君爷的画像前，点上3支香，口中念念有词：“灶火爷，各路神仙，过年了，来吃饺子啦，保佑着一家老小没病没灾，平平安安……”灶君爷“享用”过饺子后，我们才能动筷子。等我们吃完饭，天色也差不多亮了。爸爸打开院门，妈妈在盘子里装上糖和瓜子，放在堂屋的方桌上。不一会儿，就听到前院有人在大声地叫：“老嫂子在家吗？”“我婶子在家吗？”“在哪个屋呢？拜年啦！”等爸爸妈妈迎出来，呼噜噜来了一大群人，屋子里站不下，就在院子里排好，让姥姥坐在堂屋门口或者堂屋里的椅子上，说一声：“老太太坐好了，俺们给您磕个头，又过一年啦！”话音未落，一群人又呼噜噜地跪下，每人打个揖。爸爸妈妈他们赶紧去拉领头的人，让着说：“来里头坐会吧，来吃个瓜子！”领头的人会说：“不啦不啦，我们还要去哪位哪位大伯、叔叔家去转转”，旋即呼噜噜又都走了。前前后后有四、五拨人来拜年。等天色再晚一些，会有婶子大娘一群女人，抱着一个小被子，带着刚过门的新媳妇，来给姥姥拜年。女人们的拜年比较含蓄，不会像男人一样跪下，而一般是说说笑话，拿两颗糖，剥几颗花生，向姥姥介绍一下哪个小伙儿刚娶了新媳妇，新媳妇点点头、弯弯腰，算是施礼，即可。

热闹的拜年环节之后，爸爸已经收拾好了酒菜和饺子，连同香火和纸钱，放在提兜里，和哥哥骑车去野外的坟地里，给姥爷、老奶奶、老爷爷等亲人去烧纸，邀这些逝去的亲人们共尝开年饺子。等烧纸回来，才算是完成了大年初一的功课。之后爸爸会去奶奶家和叔叔大伯家各逛一圈，早早回家来准备中午的蒸碗：甜肉方、丸子、肘子、年糕等，每样放在一个小碗里，架在大锅上蒸，就着馒头和大米粥，让我们吃得倍加香甜。

虽然除夕夜熬了大半宿，但是大年初一不许躺在炕上睡觉，否则这一年的麦子会铺在地下，影响收成。我们当然也舍不得躺在家里，我会跟着妈妈去村子里转，哥哥弟弟跟着爸爸在院子里放鞭炮或者去朋友家。我和妈妈顺着一个个胡同转，念一念人家门口的对联，看谁家的对联写得好。从门口的对联和贴着的大红“喜”字上，即可看出谁家在腊月里娶了新媳妇，这往往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新娘子在大年初一不能看到娘家的灯，必须呆在婆家。我们从贴了喜字的门口走进去，早听见屋里传来很多人的说笑声，进门来，会看到一个眉黛如画、粉面桃腮、穿着大红衣服的年轻女子，或低眉顺眼，或巧笑嫣然，这就是新娘子。新娘子会给把糖和瓜子盘端给大家，婶婶大娘们一般都会看看床上婆家给了几床铺盖，是棉布的还是丝绸的，是金线还是银线绣花，屋里的电视有多大，新媳妇的嫁妆都有啥。假如进来几个半大小子，则会咋咋呼呼地和新娘子闹一番，动手动脚，这时往往会有泼辣的小姑子或者壮实的小叔子来救新嫂子，如果闹得太厉害了，婆婆也会从其他屋里出来，笑着训斥小伙子们一顿，给点烟糖之类的，不许他们胡闹，让其散去。

过年的前几天，姥姥和妈妈就一再告诫我们，大年初一这一天要乖乖地，不许不听话，否则惹了大人动手，挨了打，意味着一年中净挨打。因此在初一我们无论如何也会很听话，怕的是一年中挨打不断。这一天也不许动针线，否则一年的针线活，做也做不完。但是勤快的妈妈，总是在下午闲不住，不是找来我们的旧棉袄，缝上一双袖口，就是把爸爸的被子翻下来，缝上个干净被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一年的大年初一她动了针线，还是我家确实有那么多的衣服被子要缝，总之，她的针线筐子永远就放在炕头，她确实总有做不完的活计。等到了傍晚，爸爸回来，会来一句总结发言：“你看吧！我就说你是个劳累命，大年初一又做针线，怪不得一年到头不得空闲！”哈哈，爸爸一语中的，下一年，妈妈又会是忙忙碌碌的一年！

到了初三、初四，就开始走亲戚。一般初三和初四是出嫁的闺女们回娘家的日子。我家就住在姥姥家，自然不用再去姥姥家串亲戚。但是姑姑每年都很正式地来拜望爷爷和奶奶，因此我们会去村子西头的奶奶家玩。爸爸5个兄弟，5家的媳妇和孩子都在奶奶家，加上姑姑一家，围坐在几个大桌子边，热热闹闹地过一整天。偶尔爸爸还有陪家族里的新郎官和新媳妇回门的任务，那就是驾着搭着棚子的牲口车，拉着过门不久的新媳妇和她的新夫婿，还有一大筐的馒头和礼物，送到娘家去，期间在新媳妇的娘家吃喝一顿，同时也替新郎官喝几杯酒，以免他被灌酒，醉得不成样子。傍晚时分，爸爸再套着牲口车，拉着醉得人事不省的新郎官回来，新媳妇则留在她的娘家，过几天新郎官再将其接回婆家。

过了初五，大家集中在几天中串老亲。所谓老亲，就是爸爸或妈妈的姥姥家或者表亲家。妈妈的姥姥家在30多里外的北虎庄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早期，来去极为不易，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铁路，一大家人去串亲戚，有老有小，不可能步行，也没有那么多自行车，只有让爸爸赶驴车。爸爸套上小毛驴，在车厢里铺一个褥子，再在我们的身上盖一个被子，一路上缓缓而行。姥姥和妈妈在车上放一个用花包袱包裹的、大约一尺五见方的笸箩，里面码放了十几、二十个左右的馒头，再加几块年糕，和买来的点心，算是给亲戚的礼物。牲口走得慢，路途遥远，我们吃过早饭就出发，30多里地，往往要用近两个小时，到了老姥姥家，就是午饭时间了。姥姥和她的亲人们围坐在炕上说话，我和表舅舅家的姐妹们在院子里玩。等下午返回前，表妗子们会留下几个馒头和点心，姥姥和妈妈极力推让一番，尽量让人家多留一些，以示诚心和亲切度。我们再坐着小毛驴车返回，到家已经天色擦黑，几乎是晚饭时间。

串老亲一直可以串到初十以后，正所谓跟着姥姥串了跟着奶奶串，看了妈妈的舅舅和阿姨，再看爸爸的舅舅和阿姨，或者家里有其他的亲戚来走动。总之，每天都不得空闲，无论做客还是待客，我们每天都可以跟着大人“坐席”，真是吃得、玩得不亦乐乎。

正月十一，县城还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全县各乡镇的文艺大汇演。县城中心的东西大街两侧挤满了人，大人踮脚抱着婴儿，两三岁的小不点儿骑在爸爸头上，六七岁的孩子们在家长的腿中间钻来钻去，一忽儿不见，大人焦急地喊着叫着，一忽儿又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家长就只好用手拽着不敢再放开。大街从东头到西头，总共约有3公里长，再加上两头垂直的南北小街作为回旋地，按照从东向西的顺序，依次经过各乡、甚至各村的表演花车，花车上挂着横幅和彩旗，前后簇拥着扭秧歌的、踩高跷的艺人，还有人们穿着行头，摆出的天女散花、麻姑献寿、猪八戒背媳妇、八仙过海等故事里的人物造型。观众们笑着、叫着、评论着，看到自己乡里或者村里的花车经过，就起劲地拍手。我最爱看唱戏的，京剧、评戏、梆子、坠子，来者不拒，都喜欢，演员们在花车舞台上卖劲地吟唱和打斗，从我的跟前经过，我的两只眼睛也从东向西转过，再远远地西行望去，恨不得跟了他们一块去唱。到了下午三点光景，几乎所有的花车都看完了，人们又如潮水般散去，留下满大街的彩纸屑、被挤坏的风车、随风翻飞的花花绿绿的糖纸、偶尔还有哪家孩子丢掉的一只小鞋子……各家表演的项目、水平高低，成了许多人长时间的谈资。

正月十五、十六，算是年尾巴了，村子的十字街头有一两家摆摊卖元宵的。白色的元宵堆在一层薄薄的糯米粉上，躺在大笸箩里，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很硬实，家里人总说不好消化，一般不会给我们买，北方的元宵节，千变万不变的，仍是要吃饺子。县城的大街上挂了很多花灯，十六正好是集市，去跟着大人们赶集时，顺便欣赏树上的各式灯笼，造型奇特的、绘画精巧的，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巨大无比，让人大饱眼福。集市上好吃的、好玩的很多，但是已经吃了一个正月，肚子里的油水也积攒得差不多了，大多仅是看看，只是偶尔碰到了便宜的新奇玩意儿，买来一两件。等回到家，就该收心了，小孩子们开始发愁，正月十七是开学的日子，寒假作业还没有做，老师在放假前让抄写的生字还没有抄，该编个什么理由呢，是说被不识字的妈妈当了引火的废纸，还是说让不懂事的弟弟拿到厕所里当手纸了，或是干脆说，写完了，放在我家的大瓮上了，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了？呜呼，过年过年，只顾疯玩乱窜，胡吃海喝，脸蛋子胖了不少，功课早忘到后脑勺去了！

后记

童年之年，历历在目，仿佛每个情节在脑海里都是鲜活的。从大年三十，到今日的正月初五，我的回忆不停，笔耕不停，止不住哩哩啦啦地写了以上那么长的篇幅。现在之年，是城市中的另一种风貌。忙碌的都市生活，和便利的半成品食物供应，使以前的各种春节准备活动变成了不可能和不必要。各家不仅不缺吃喝，还时时担心营养过剩，体重超标，即使孩子们，也不再对着糖果和点心流口水了，更不会对父辈和祖辈的社会活动和嬉戏感兴趣了，正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

如今，我也年届半百，已经离开家乡许多年，每年回去的日子少之又少，成了地地道道的故乡过客，更没有机会体会一遍童年时代从腊月到正月完整的过年程序了。而且，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好几年都没有踏上生我养我的冀中大地了，但在梦中，还常常回到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院子，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过年的红火和热闹。我明白，童年里品味过的味道，已经流淌在我的血液中，伴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