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加大力度

高 峡

当前，我国人才队伍大而不强，领军人才、拔尖人才稀缺，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不足，成为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瓶颈”。产生“高精尖”人才群体严重匮乏的重要原因，大量研究表明，在于我国科技评价和人才评价功利性过强，创新失败容错机制不够；在于我国国家科技成果奖励和社会成果奖励等为学术界诟病多，甚至产生“逆激励”；在于聚集了我国大量科技人员的高校院校、科研院所这些所谓“事业单位”，用“参公管理”“行政管理”“干部管理”，制约、束缚了科学家、研究者开展科研工作的手脚，导致我国大多数科研单位行政化和官本位思想严重；在于科研课题管理工作流程繁琐等。笔者认为，科学家自由探索及争鸣质疑学术风气长期被忽视也是重要原因。换句话说，我国学术交流体制存在重大缺陷，学术交流体制机制迫切需要改革。

让我们比较一下科技大国中国与世界科技强国美国科技体制的不同，可能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中国科技高速发展得益于科技的举国体制、得益于政府科技政策的引领，更得益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美国的科技能够领先世界，首先得益于美国具有包容力的体制和具有自主经营、自由选择、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科技人才，而崇尚和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的风气，则有助于激发科技人才的创造性思维。”

中国与美国科技体制不同，各有其美。而美国的经验正是我们欠缺的。在科学家自由探索及争鸣质疑学术风气上，钱学森最早发现我们的体制缺陷，30年前开始且持续不断地对我国学术交流体制提出质疑，直到2009年“钱学森之问”的提出才引起科技界与社会广泛关注，当这种关注转变成国家政策时已经又过了7年，2016年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文件发布。由于文件出台不久，我们需要给时日，以便科技界深化认识并贯彻执行。但笔者近日看到我国学术交流管理高层的一篇文章，改变了我假以时日、以静制动的想法，再对学术交流体制说几句话。

该文在回顾我国科技社团历史并评价学术团体及学术交流活动时认为，从1986年中国科协三大之后“全国学会数量迅速增长，学术交流活动空前繁荣”。对这一评价笔者有不同看法，提出来讨论。

笔者认为，前一句话符实，后一句话“空前繁荣”不仅与实事不符，而且与当前我国科技全面深化改革及科协的改革发展态势极不协调。

事实是，自1986年钱学森对我国学术交流活动提出质疑之后，我国少数科学精英及一些科技工作者，包括一些“海归”，对我国学术交流质疑批评之声就从未中断过。主要的批评有：学术讨论气氛不浓、封锁闭塞、一言堂、学术不够民主、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学术讨论“客客气气”“人云亦云”、“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等，甚至产生老科学家怀念以前或国外学术氛围的现象。质疑批评一方，有曾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周光召等科学精英及一些科技工作者，这些呼声主要表现在民间。学术交流主导声音及学术交流管理高层，包括上述“空前繁荣”论者，长期以来对上述质疑批评之声几乎视而不见。在实际操作层面，以扩大学术交流规模、数量、形式及科学技术工作者参加人数等为工作重心。这种格局持续到现今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以至于到今天还出现30年来“学术交流活动空前繁荣”的评价。由于这个评价涉及到我国学术交流活动是否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是否需要对学术交流体制机制进行改革的重大问题，在此不揣冒昧地提出来讨论。

笔者今年5月在《科学网》的博文：《近十年学术交流研究脉络》一文中提出，近30年我国学术交流活动客观评价应为：“大发展与反思质疑并存时期”。

30年来我国学术交流活动激荡不至。欣喜的是，与此同时，我国对学术交流体制存在问题的认识不断清晰，对学术交流规律性认识不断提高。比如2007年中国科学院在《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强调，“必须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学术交流‘避免受权威、权势及其他利益影响’”。2014年4月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一篇调查报告，题目是《我国科研环境状况调查与评估：6大问题反映突出》，包括“学术交流渠道不够畅通”，“科研人员对学术交流赋值较低”等。《调查报告》的结论是：“调查发现，科研人员仍然普遍感到创造力难以充分发挥，所在单位和科技管理部门缺乏系统高效的创新管理能力，成为当前制约科研环境改善的主要障碍。这也意味着创新管理和文化问题正在取代科技资源总体投入不足，成为影响科研人员判断科研环境优劣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进一步要求政府管理部门和各类科研机构探索更加符合科技创新活动规律的宏观和微观管理机制。”

2016年1月中国科协尚勇书记《在2016年全国学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下一步改革中，要对学术会议进行大的调整，不图规模和数量，而要重质量、抓精品，搭建真正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学术交流平台。”同年3月他又指出，“优化宏观政策环境，关键在于减少对科研机构和学术活动的直接干预。优化学术民主环境，必须大力倡导科学面前人人平等，鼓励学术争鸣和质疑批判。”

特别是2016年1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为科学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和学术环境优化掀开新的篇章。文件将培育学术交流学术民主氛围作为优化学术环境的科技宏观政策之一，罕见地将“鼓励学术争鸣和质疑批判”写入政府文件。上述指导性文件和重要讲话拉开了深化学术交流体制机制改革的序幕。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对文件的贯彻执行上，现状远不如人意。从认识层面来说，只有深刻认识附着在我们学术交流机体上的沉疴宿疾，改革再造学术交流体制机制，确立现代学术交流理念与规则，才能破解“钱学森之问”，才能使学术交流这个创新源泉不断涌现出活水，才能使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迸发出来，到那时，只有到那时，学术交流“空前繁荣”的局面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