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后，许多新兴国家面临从赤贫状态走上经济成长的道路，通常，它们接受了联合国、各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进入60年代以后，如何评估这些援助的效果成了国际社会的重要话题。评估，自然需要指标或指标体系。很容易想象，形形色色的指标体系是在“全面”和“系统”的指导思想下形成的。所谓“全面”，自然面面俱到，罗列的指标众多。“系统”，意味着经济的、社会的、人口的，层叠分类，甚至用某种方法加权之类。总之，与我们现在众多学位论文和研究报告干的那些活儿差不多。但遗憾的是，沿着这一思路拿出来的指标体系，其应用效果都不好。

后来，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要求统计学家莫里斯设计相关评估指标，这一任务也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顺便说一句，作为对联合国财政贡献最大的国家，美国不仅关心自己的对外援助，也关切联合国的工作。

莫里斯在检查了联合国和美国的大量援助项目后认识到，给这些千奇百怪的项目设置合理的评估指标，这一目的很难达成。但各方向新兴国家提供的援助，目的都是为了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品质的改善。也就是说，虽然这些援助项目形形色色，但都可以被看做是为了人民生活改善的投入，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管这些投入端的项目究竟是什么，而只考虑其产出端如何。

显然，这是一条化繁为简的好思路。但是，什么才是发展援助项目的产出呢？莫里斯的眼光同样尖锐。他认为，对于贫困国家的普通民众而言，严重的营养不良、糟糕的医疗条件和文盲是最大的问题，而如果援助项目是有效的，首先就应该反映在这些方面境况的改善上。

思想有了，后面的工作就简单了。莫里斯小组用标化的婴儿死亡率、0岁时平均预期寿命和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这三项指标，构建了生活质量指数（PQLI）。指数简明，而且在应用中的效果很好，表现在该指数对贫困国家的发展高度灵敏。

笔者注意到，我国有人评论该指标有局限性。这是典型的无脑。因为该指标设计思路就是“局限的”，好就好在局限。明确的指导思想，切合实际的方法学，产生了有用而简单的指标。为了扩大适应面，后来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但坦率地讲，我更为推崇的还是PQLI，它在方法学上有一种令人炫目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