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和环境损益

对于城市化的资源环境影响，我国学术界向来存在两种倾向。或者是有意的忽视，或者是认为城市化的资源环境效应是消极的，对环境是有害的。有前一类倾向者通常为增长主义者，后者构成比较复杂，有环境主义者，但即便是增长主义者，往往也认为城市的环境影响是负面的。只是在增长至上的立场上，他们或故意忽视，或认为与增长的崇高目标相比，这样的负面影响是可以容忍的。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或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合理的分析架构。

人口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也就是城市化，常常成为人口压力论者的批评目标。有人会称城市为“寄生的”系统，因为城市需要外界输入的能源和物质，并依靠外界处理其废弃物。更多的人在列举环境生态问题时，总是将城市作为一种问题。诸多文章中会有“随着城市化”环境变得怎样怎样的陈述。人类的整个资源环境历史表明，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对解决问题是毫无帮助的。

人类缓解与资源环境的基本出路正是城市化，这样说来自几方面理由。首先，为了保护土地和自然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人类必须将自己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自然保护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解决人类过度挤占野生生物生存空间的问题。将尽可能多的国土从人类经济活动范围划出去，不允许人口进入。而要实现这一点，城市化是唯一的出路。从生态上，城市化是对人的限制，是一种反向的自然保护过程。一般而言，城市在土地使用上比农村有效，大城市比小城镇有效。所以，各种逆城市化的，或主张发展小城镇的思路，至少从土地和生态保护的角度是不合理的。

城市化对缓解人口、资源和环境关系的益处其次来自城市经济活动相对于农村的高效率。城市相对农村的高效是无须论证的经济学常识。而高效则意味着养活同样的人口，或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需要的自然资源较少。如果在遏制城市化过程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发展，我们的环境代价不会是较小，而是更大，这些年我国农村地区普遍的环境污染、土地大量流失和生态退化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城市经济的高效率还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中有可能有较大的蛋糕切给环境与生态保护，也有较大的蛋糕切给教育和科研，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化有利于缓解人口压力的机制还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效率较高。生活垃圾处置体系、纳污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因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聚集而变得有效。因为基础设施的有效，也因为城市经济活动的效率较高，城市能够建设并长期运行这些设施。也就是说，如果污染不可避免，那么，将污染集中起来加以治理显然优于分散治理。同样的生活垃圾，我国农村或城镇往往采取不处理或权宜处理的方式，这些方式其实只是分散污染与集中污染的差别。

所以从环境角度看，城市化有很大的积极效应。人口的高度聚集，有利于农村污染的治理，所以至少有利于水污染的控制。至于城市本身的水污染治理，其本质是一个基础设施问题。基础设施能力足够，同样的污染放在城市处理反而效率更高。生活垃圾也同样如此。

所以在理论上，城市化过程总体上是环境友好的。在空间上，城市的紧凑性导致大量土地被释放。乡村的居住和分散的非农产业活动是过度占据土地的。随着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向城市的集聚，这些被占据的土地至少部分地可以回归于农业，甚至回归于自然，也就是荒地。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这一过程。韩国和日本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其耕地在城市化过程中是增加的，日本甚至出现了部分耕地弃耕抛荒为自然用地的现象。类似，美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其“荒地”的面积是增长的。

随着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以及经济的成长，一个城市化社会反哺农业，反哺自然的能力随之加强。各发达国家在其城市化进程中，都能不断加大在国土资源整治，农业，村落建设和自然保护等领域的投入。工业化过程中受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得到有效的修复。农村整体上变得更加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健全。城市化的结果，不是消灭农村，而是产生了更广大，更富裕美丽的农村。换言之，发达国家优美的景观，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是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对农村投入和保护的结果。各国的经历也表明，城市化全过程中始终注重农村的整治和建设，既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开展“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时的人均GDP水平大致在3000美元。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拖延此类计划。

美好的农村会使城市更加美好。各发达国家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基本上是城市居民的精神家园，甚至大量吸收着远方的游客；郊野的森林和湿地为城市提供涵养水源和净化环境的服务；农业因基础设施健全和科学技术的普及而变得环境友好，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样，城市生存于高质量的环境，生存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享受着高水平的生态服务，宜居性因此得到显著改善。这种城乡关系，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