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文明的涵义

在学术界，生态文明的提法已有一段时间。基本上，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而言的，按照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划分。在农业文明时期，引导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哲学是听天由命。人类没有力量来对抗大自然的威力，也没有手段突破各种自然要素形成的对人类生产生活形成的瓶颈，敬畏和顺从自然因而成为思想的主流。而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类能够开发和驾驭大量非生物能源，以技术突破大量自然条件形成的制约。相应，征服自然也就成为人类思想的主流。

当然，以征服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其严重后果人类已经品尝。生态文明正是据此提出的，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思考。所谓生态文明，指的是人类处理与大自然关系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以征服自然为基本思路，而是试图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生态文明的提法大致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生和丰满过程基本同步。

对于生态文明，文明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加以理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我们的党已经提出了有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口号和完整构想。但从社会主义文明的整体架构看，尤其是在我国当前面临着严厉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下，提出生态文明能够使社会主义整体文明的内涵更为充实和完整。同时，这四项文明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互为引导，能够保障我国的发展更为健康、更为持久。

在理解生态文明的时候，很容易令人思考它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应该看到，实践中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很多时候它们是一种互相包容的关系。但如果思考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的异同，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做到的。

严格说起来，环保是是人类过分糟蹋环境之后，才出现的应对学。针对人类面临的各类环境问题，应用所有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应对这些挑战，是环境科学的基本使命。环境学的发展是被问题牵引的，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它确实是一种“灭火队”性质的学科。生态学则不同，其历史悠久，有自身的核心理论体系。它的基本定义是 “关于家园的学问”。这不仅仅关乎环境污染，还涉及到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甚至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如怎样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又该怎么对待自己的家园。如果说环境整治是在应对自己造成的麻烦，那么从生态学出发，更适宜于考虑一些更为形而上的问题，更能够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高度，反思自己的历史足迹，研判自己的未来走向。

相比之下，生态视角更为有机和系统，站得高，看得远。不少生态学大师，为人类理解环境与生态问题的本质提出了令整个世界振聋发聩的论点。如哈丁的“公地的悲剧”，影响了整个世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草原是公有的，而牛羊是私有的，每个牧民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一切增加牛羊，结果造成草原的崩溃。提出世界公认的可持续发展三原则的戴利也是生态学家。

具体操作上，环保和生态的着眼点也略有不同，但其区别就不那么重要了。比如农村化肥污染。从环境保护出发，是用什么技术措施才能遏制污染；从生态立场出发，那就不只是环保技术，还要考虑是不是搞有机农业，能不能通过植被配置和村落布局的调整，把城市周围的农村，从污染源变成有利于净化的生态服务功能区。但环保领域已经汲取了大量生态学知识，区分什么是生态，什么是环保，已经没有必要。

 “生态文明”尽管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却是随着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等一步步走来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党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与保护关系的问题上，最终提升到了文明的高度，把生产、生活、价值观都囊括其中，要求政府、公众、企业的行为全方位受到生态文明的指导，为探索中国的前进道路，提供了不一样的视野。

这样的理念并不空洞，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重要作用。如前面所讨论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整体文明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应该是互为渗透和互为导向的。这意味着资源节约必须引导物质文明的成长；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成为精神文明的支柱；环境友好必须成为政治文明的重要动力。

二、以生态文明引导发展

显然，生态文明并非通常生态技术和生态理念的堆积，而需要从更高的层面加以理解。一种汲取了生态原理的文明架构，能够有效地引导社会经济发展转向环境友好。

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捕获和驾驭非生物能流的过程。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无法支持人类的需求，因此需要以非生物能流和物质流注入，改造之，使之转变为农田、工厂和城市这样的人工生态系统。一般而言，人类驾驭的非生物能流越强大，其文明也越强盛。

任何自然生态系统，在给定的能源输入和其他自然条件的限制下，总是朝着物种多样性极大化和生物量蓄积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并由此导致系统稳定性的不断增加。经过亿万年的演进，每一特定环境下的生物群落都有着极其精妙的内部结构，以保证输入的能量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和整个系统的稳定。任何表面看上去杂乱无章的自然林地、草地和沼泽，都有着这种极高的效率和极强的稳定。由此还派生出另一个重要的原则，任何生态系统都具有对特定环境的高度适应性，其群落也好，物种也罢，都是如此。所谓因地制宜，莫过于此；所谓和谐，也莫过于此。

相比之下，人工生态系统虽然看上去秩序井然，然而其系统效率、稳定与和谐则远远比不上自然生态系统。为了支持庞大的人口并提高其福利水平，洪流般的非生物能源和物质涌入人工生态系统，又有洪流般的废弃物倾泻于环境之中。人工系统的稳定性、对输入能源的利用效率，及其与所在环境的和谐程度，都远远不如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虽然为了支持人类文明，建立依赖非生物能源的人工生态系统是必要的，但人类需要向大自然学习。生态文明，就是一种汲取大自然智慧的文明。我们目前极力推进的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环境友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努力，都可以被理解为是这样一种学习的过程，也是生态文明的形成过程。

两类生态系统之间还有一个本质性的差别，就是人类生态系统服从人类的需要和欲望，而自然生态系统是一种自然演进的产物。人的欲望无穷，人类生态系统也就需要不断发展。由此涉及的问题是，人类是否有能力控制自己对大自然的索取，同时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服务，替代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人类社会不同的生存智慧，对大自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道路，进而决定了类似发展阶段资源消耗的差异。有效控制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在此条件下建设高度繁荣的人类文明，这应该成为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

比如同是发达国家，有些国家，如英国、日本和德国的人均能源消耗只是美国的一半。它们之间存在经济水平的差异，但更多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造成的。大致上，中国现在的人均能耗已经达到2吨标准煤，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高。过去我们不由自主地以物质繁荣为追逐目标，这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时期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可否认，我们的发展也不由自主地以美国为仿效对象。尤其当我们以人均资源消费水平低为由反驳外来压力时，这种反驳也在无形之中引导着自己的思路。至少我们很少考虑，将来人均到底消耗多少资源，才算建设成一个中国特色的发达社会。客观计算不足以得出这个结论，它还涉及到我们的心中究竟何谓发展。所以接下来的路如何走，不提到文明发展的高度上，已经解决不了。

一种生态文明必须拥有能够影响社会经济生活，影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在生态文明的影响下，无论是国家、地区、单位还是个人，关于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幸福，都应该受到生态价值的牵引。所以，生态文明不应该被理解为仅仅引导狭义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工作，而必须成为渗透于一切领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在生态文明的引导下，一个社会应该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其生活方式应该是节俭的。任何奢侈和浪费应该受到规则和道德的强烈抑制。其发展成果中应该有尽可能多的部分用于可持续要求的基础性投入，包括环境保护、生态修复、自然保护、国土整治、教育和技能培训、技术研发、社会保障等领域。社会生活应该更多地依赖人与人之间的服务，生产发展应该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源而不是自然资源。社会应该拥有强大的技术储备，用于应对能源、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短缺。

从全球趋势看，挪威等北欧国家，已明确未来不依靠化学能源；德国、荷兰的风能技术强大，成本仅比普通商业性能源高20－30%，一旦石油枯竭，风能就可立即“接任”。他们的这种底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生活方式的节俭和长期对资源替代技术的投入。目前，加拿大等国在研究森林废弃物转化石油，日本等国在研究木质纤维发酵酒精。这种着眼于未来的技术储备越厚实，我们的文明就越强大，越持久。

三、生态文明的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于是分为粗略的不同层面。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是社会的价值观、成就观或生活观中与之相关的部分。其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路径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遵循生态规律，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获取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率，最终在整体上变得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最后是生产和生活的细节上，人类社会大量发明和采用生态友好技术，人们对环境的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友好型的生活方式。

当然，生态文明的这些不同层面是相互促进和互为补充的。生态知识和生态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会润物细无声般地改变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使之朝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方向转变。反之，一种对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利的价值观的确立，能够有力地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优化，也能够对人们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产生强大影响。

但是必须看到，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局面是难以自发形成的。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可以通过滥用环境和资源牟取一己私利，而自觉保护环境资源的行为得不到支持和鼓励，那么，生态文明的成长只能是镜花水月。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生态文明最终是要落实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是通过技术、产品、生产和消费行为体现的，因此，我们不能过度寄希望于说教，推进中不能过度依赖道德化的宣传。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之中。如果市场是容忍乃至放任掠夺性开发、资源浪费的，是鼓吹奢侈豪华的，是不重视长远利益的，那么，基于生态道德的几声呐喊究竟有多大作用，就十分令人怀疑。

既然市场是我们社会配置经济资源的基本场所，那么一个环境友好，至少不那么损害环境的市场就是生态文明的基石。为此，建设强有力并与生态文明相融合的市场制度体系，就成了当务之急。

市场经济中的一切利益主体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与生态文明相容的市场机制也不会例外。但是，这样一种市场制度架构必须能够做到，一切利用资源和污染环境的经济行为会支付响应的成本，一切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经济行为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显而易见，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措施是要形成一种与生态文明相一致的价格体系。依据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这需要内部化各种流失在市场之外的外部性。其措施是对负外部性征收相应的税收，给正外部性以相应的补贴。由于严格意义上的庇古税费补贴很难实施，近20年来发达国家已逐步过渡到绿税的思路。其基本特征，首先是注重从源头遏制对环境和资源的使用。通过对输入到经济系统的能源和资源征税提高资源使用成本，以此使生产者获得正确的资源价格信号，进而调整自身的资源配置决策。这种来自源头的资源稀缺性信号会沿着生产和消费的价值链传递，影响全体公民的经济行为。其次，绿税不是新增加的税种，而是对传统国民税收结构的改造优化。其基本原则是遏制对资源和环境要素的利用，鼓励对人力资源的利用。在此架构下，创业活动、研发活动和促进普遍就业的经济活动会享受减免税收甚至财政补贴的鼓励，而滥用资源环境者会被迫缴纳很重的税收。于是在绿税制度下，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并不会受到抑制，而是更健康，更具有可持续性。最后，绿税的进程通常是社会各界或各利益集团充分参与和互动的情况下实现的，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因此在经济利益和生态价值之间做出权衡和选择。因此，其过程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关于生态价值与经济利益、人类前途与眼前利益关系的全民大讨论。在生态保护上发达国家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主流思潮，与此有莫大关系。

很大程度上，污染者收费、排污权交易、绿色标准体系、绿色壁垒等也应该纳入这一与生态文明相容的市场制度体系。当然，仅仅有这些制度本身是不够的，指望生态文明在我国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大影响，还必须使这一制度架构拥有强大的贯彻力，而这一点正是我国，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弱点。就此而言，我国一个重大问题是地方与中央的利益不一致。当中央全力推进科学发展观时，大量地方政府却在不惜一切地招商引资、做大GDP、增加其本级的可支配收入。所谓不惜一切，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惜牺牲环境，不惜滥用资源，不惜贴现未来，不惜损害全局利益。只要这一顽症得不到根治，生态文明就很难在区域经济中扎下根来。所以，相关制度建设的另一重大内容，是改革我国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财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