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rtin H Johnson, Editor of 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Online and Professor of Reproductive Sciences in the Anatomy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原文题目：Robert Edwards: the path to IVF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472648311002379

 本文由本科生和研究生翻译，经本人修改，在微信公众号“繁研荟”上发布：https://mp.weixin.qq.com/s/QQR3F0gJlJUTZGgzqTF_GQ

摘要

本篇文章介绍了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的研究对人类体外受精技术（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发展的影响。他在研究生阶段对早期哺乳动物发育的遗传学研究，启发了他对研究人类遗传病如唐氏综合症（Down syndromes）、克氏综合征 （Klinefelter syndromes） 和特纳综合症（Turner syndromes）起源的探究，他想知道这些疾病是否由卵子成熟期间的事件引起。对这些临床问题追问，为实现人类卵子体外成熟和受精创造了最迫切的研究需求和动力。在1968年遇到帕特里克-斯蒂芬（Patrick Steptoe）之前，Robert Edwards的主要研究目标是胚胎植入前的遗传学诊断（PGD，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现在我们重新审视他们间相遇和合作可以发现，最初斯蒂芬-托掌握的腹腔镜技术有可能解决精子获能问题，因而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斯蒂芬-托对爱德华兹的影响是双重的：首先，斯蒂芬-托对不孕不育症长久的兴趣提高了体外受精技术的应用在爱德华兹研究内容的优先级地位。其次，斯蒂芬-托提供了一个长期合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采集不经体外成熟的卵细胞是可以实现的。他们的研究引起的关注和批评，促使爱德华兹针对公众所提出的问题开展一系列公共教育计划，来挑战和发展与生殖有关的生物伦理学思想和言论。

Robert Edwards被授予 2010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表彰其为体外受精技术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众多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从多个角度讲述了体外受精技术发明、为大众接受的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但很少有历史学者参与到相关话题的讨论。本文根据不同的经过验证的信息来源，从历史的视角对体外受精技术发展历程，与以往各版本的故事不同，更多的细节将被展现。

童年背景

罗伯特·杰弗里·爱德华兹(Robert Geoffrey Edwards)于1925年9月27日出生在约克郡的小镇巴特利（Batley），这一年巴特利连降大雨导致洪水泛滥。爱德华兹生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在三个兄弟中排行第二，18岁之前大家都叫他Geoff，他的哥哥叫Sammy，弟弟叫Harry。爱德华兹兄弟好胜心都很强，他们都想要赢，或者“战斗到最后”。哥哥Sammy是以他们的父亲Samuel的名字命名，Samuel在铁路上工作，负责维护Carlisle 到 Settle线路上的Blea Moor隧道，常常不在家，那里工作环境不利于健康，长约2600米的隧道到处都是燃煤烟雾，加重了Samu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损伤遗留的支气管炎。父亲Samuel在铁路上工作的一个福利，他们一家人每年度假都有免费的铁路通行证，他们经常利用这张通行证前往位于泰晤士河入海口附近的海上南端（Southend-on-Sea），那个地方当时被工薪阶层家庭视为首选度假胜地。

爱德华兹的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是当地一家工厂的机械师。她最初来自曼彻斯特，爱德华兹大约五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那里，当时她住在Gorton的郊区一栋相对安全的福利住宅。爱德华兹是在曼彻斯特接受教育。在那些岁月，聪明的工薪阶层孩子可以在10岁或11岁时参加奖学金考试，争夺文法学校为数不多资助名额，通过这个渠道摆脱贫困甚至上大学。三兄弟都通过了考试，但哥哥Sammy决意不上文法学校，他更想尽快离开学校挣钱。据报道，他的母亲对这一浪费的机会感到愤怒。所以毫无疑问，当她的两个小儿子同样通过考试后，他们都继续接受了教育，也正因如此，爱德华兹和弟弟鲍勃在1937年进入曼彻斯特中心男子高中(现为Shena Simon College所在的大楼)，这所学校也声称James Chadwick FRS (1891–1974) 也是一名该校更早的学生。Chadwick和Edwards一样，是剑桥大学教授，其1935年因发现中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了离父亲的工作地点更近，母亲带着儿子们去约克郡的Dales，度过整个夏天。在那里，爱德华兹在农场劳作，并对Dales地区产生了持久的喜爱。

这些早期的经历塑造了Edwards秉性，他成了终生的平等主义者，曾当5年的工党议员，他乐意与不同阶层、教育程度、地位和背景的人交谈，愿意倾听所有人的意见。其次，他对农业和自然历史，特别是Dales地区的羊、猪和牛的繁殖模式产生了持久的好奇心。最后，他以身为“约克郡人”而自豪，这类人往往具备蔼可亲、慷慨大方的精神特质，又有直言无讳的率真个性。的确，1966年5月，在威尼斯的一次会议上，年轻的冒失鬼爱德华兹与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1903-1967)进行唯一一次会面，他与“口服避孕药之父”就人类卵子成熟的时间发生了冲突。在那之后，他对平卡斯给予了其能想象到的最大程度的赞扬，说“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约克郡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爱德华兹的教育不得不中断。1943年，当他离开学校时，他被征召到英国陆军服役近4年。令其惊讶的是，作为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人，他被确定为潜在的军官培养对象，并在1946年被派到到军官训练班学习。然而，他的军旅经历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军官食堂的异国风格不符合他的口味，并强化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在战争中服役的一个正面的印象是有机会出国旅行，尤其受到他喜爱的在中东度过的一段时光。Edwards的军旅生涯被9个月的9 months compassionate leave，他被调派到约克郡，在他的农民朋友生病时，他帮助经营一个农场。他对农场生活十分投入，以至于1948年从军队退伍后他回到了家乡戈顿，在那里他申请位于Bangor的北威尔士大学 (University College Of North Wales)攻读农业科学专业。

在政府拨款的支持下，爱德华兹曾在Salford地区作为文职员工，为新成立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工作，在这六个月里，他大部分时间在办公桌度过。这种办公室工作经历，使得他再次燃起对农业科学的期望。以至于，他对大学开设的课程感到非常失望。在那时，他已经是一个相对有经验的23岁的年轻人了，他的—位“接受18年公立教育的，不太可能”的朋友约翰·斯利(John Slee，图2)说，爱德华兹总是“雄心勃勃，灵活多变，对自己的判断异常的自信”。在爱德华兹自信的判断中，大学所提供的课程不是“科学”，他厌倦了两年乏味的农学专业学习。他说，在学习《动物学》的一年里，老师们很乐意看到他的背影，这门课程很符合他的品味，由能挑战学生智力的罗杰斯·布拉姆贝尔(Rogers Brambell,1901-1970年)执教。然而，那一年并不足以挽救他的学业上的荣誉，1951年，26岁的他获得了一次“简单通过”的机会。他当时尚不知道，他并不是唯一遭遇这种平淡无奇的学术尴尬的人，生殖科学的创始人蒂比·马歇尔·弗里斯(Tibby‘Marshall FRS，1878-1949)和剑桥大学第一位生殖科学教授艾伦·帕克斯·弗里斯爵士(Sir Alan Parkes FRS，1900-1990)都不是优秀的学生，而后来弗里斯爵士在剑桥录取了爱德华兹。然而，在1951年，爱德华兹却忧心忡忡：“那是一场灾难，我的助学金花光了，我债台高筑。与一些学生不同的是，我没有富有的父母，不能给家里写信，‘亲爱的爸爸，请寄给我100英镑，因为我考试考砸了！’”。

然而，他的情绪低落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得知好友约翰·斯利已被爱丁堡大学动物遗传学研究生文凭课程录取，师从康拉德·沃丁顿·弗兰斯(Conrad Waddington FRS，1905-1975)，后者于1947年从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搬到爱丁堡大学，马歇尔和帕克斯也在此工作。爱德华兹申请了，尽管他在大学仅以及格成绩获得学位。令其惊讶的是，他还是被录取了。那年夏天，他在约克郡和威尔特郡收割干草，在曼彻斯特码头搬运香蕉和一袋袋的面粉，还在一家报纸打工。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攒够在爱丁堡的学费。

家庭生活

在爱丁堡，爱德华兹不仅开始规划自己的科学生涯，而且更重要的是遇到了露丝·福勒(Ruth Fowler ，图3)，她后来成为他的终生伴侣和科学研究的合作者。他们于1954年结婚，在1959年到1964年之间生了五个女儿，分别是Caroline, Sarah, Jenny and twins Anna 和Meg。据爱德华兹回忆，最初他们在一堂统计学课上相遇，那时露丝正在攻读遗传学学位。爱德华兹声称，他一开始有点不知所措，甚至被露丝尊贵的家庭背景吓到了。她的父亲拉尔夫·福勒爵士(Sir Ralph Fowler FRS，1889-1944)和她的外祖父欧内斯特·卢瑟福·弗里斯勋爵(Lord Ernest Rutherford FRS，1871-1937)不仅都有爵位，都拥有很高的学历，和他这样的北方工人阶级家庭的世界相去甚远。她的父亲拉尔夫·福勒于1932-1944年在剑桥大学数学物理学任Plummer讲席教授。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数学物理学家、优秀的运动员和“一位鼓舞人心的教师和领袖”(Milne，1945)。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回到剑桥，受到激励与卢瑟福合作，卢瑟福彼时刚到剑桥担任实验物理学主席。卢瑟福是露丝家族中的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因其“对元素蜕变以及放射化学的研究”而获得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

拉尔夫·福勒（Ralph Fowler）不仅在卢瑟福手下工作，而且遇到了他唯一的女儿艾琳（Eileen）。他们于1921年结婚，育有四个孩子，露丝·福勒(Ruth Fowler)是最小的，出生于1930年12月。不幸的是，她的母亲在露丝出生不久就去世了，露丝只知道菲丽达·库克夫人（Mrs. Phyllida Cook）是她的母亲，两家人都搬到了剑桥Trumpington的克伦威尔庄园，一起被抚养长大。她的父亲虽然身体不适，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军械委员会和海军部从事高度机密的战争工作。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在55岁时就去世，当时露丝只有13岁。

科学家爱德华兹

在爱丁堡大学，爱德华兹体验的科学探索精神，与他的志趣是很匹配。沃丁顿为他设计的学术轨道是， 3年的博士学位(1952-55)，然后是2年的博士后训练，以及每年240英镑的经费支持。爱德华兹选择研究小鼠的发育生物学。他认为，理解发育需要跨学科的研究，不仅是传统观上的胚胎学和生殖学，也包括遗传学。考虑到在其之前40年左右的科学和社会对遗传学的重视，这种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是非常先进，也是很重要的。爱德华兹本人后来回忆道，当时的遗传学知识还处于初级阶段，对当时公认的发育和生殖生物学家很大程度上是陌生的领域。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DNA被确立为遗传信息的分子载体，人体的每个细胞携带一整套DNA/基因，并且基因被选择性地表达为mRNA以产生不同的细胞表型(Weinberg，2001)。此外，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细胞遗传学研究才达成共识，人类遗传物质由46条染色体承载，也就是丹佛人类染色体分类系统(Denver Conference，1960)，并描述了导致发育异常的染色体非整倍体现象，如Down，Turner和Klinefelter综合征。

这些发现使得爱德华兹在1952年至1957年间的研究更加引人注目。在他的主管艾伦·比蒂(Alan Beatty)的指导下，他培养了单倍体、三倍体和非整倍体小鼠胚胎，并研究了它们的发育潜力。为了在哺乳动物身上进行“基因工程”的早期尝试，他需要能够操控卵子、精子和胚胎的染色体组成。小鼠的精子丰富，并且主要与来访的阿根廷博士后胡里奥·瑟林(Julio Sirlin)一起进行的实验 (图4)，爱德华兹描述他是“与我合作的第一个人，他准备按照我的节奏工作”。他们一起在体内对精子进行放射性标记，以研究精子发生的动力学，然后跟踪受精后的放射性产物，从而揭示男性对早期胚胎发育的贡献。他们还将男性或他们的精子暴露在不同的介质中，如化学诱变剂和紫外线或X射线照射，并检查了这些处理对精子受精能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发生的部位，以及治疗对发育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精子对卵子的激活是明显的，在没有精子染色质的情况下，因此形成了雌核发育胚胎。他们的这些实验结果，在1954年至1959年间发表了14篇论文，其中包括4篇发表在Nature杂志上的论文。

卵子和胚胎的数量没有精子那么丰富，为了克服了这个问题，爱德华兹有了两项发现，这些发现对他后来的体外受精工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与妻子露丝合作，设计出了增加成年雌性小鼠可回收的卵数量的方法， 1957年开始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使用外源激素诱导排卵论文。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推翻了成年人不可能进行超数排卵的传统观点。其次，爱德华兹与美国博士后艾伦·盖茨(Alan Gates，图5)合作，描述了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后，卵子染色体成熟的时间顺序。

1951年至1957年间，他在爱丁堡工作和生活了6年，发表了38篇论文，这让人们初步的认识到他惊人的精力。事实上，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数量太多了，以至于直到1963年爱丁堡的报纸才开始印刷最后一批论文。这些论文地使年轻的爱德华兹坚定研究发育的遗传操纵，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在爱丁堡，沃丁顿组织的科学家和神学家之间的跨学科辩论引发了爱德华兹对伦理学的兴趣，结果，他 “一个接着一个教堂的去辩论”，他们接触了20世纪50年代在爱丁堡大约10种基督教不同派别。他没有迷失于神学的教条中，而是认为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爱德华兹对宗教“揭示的真理”的人道主义伦理同情和反感在他后来的遭遇有进一步的影响。

美国插曲

20世纪50年代，科学和伦理方面的研究和讨论构建了爱德华兹后来的试管婴儿工作的基础，但在此之前，1957-1958年之间，他的兴趣和生活在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ech）有了一个插曲。他将其在Caltech的一年描述为“有点像假期”，但这确实是一个假期，事后看来，这对其既有分散注意力作用，也会带来重大影响。他去那里与艾尔伯特 ·泰勒(Albert Tyler , 1906–1968) 一起工作。艾尔伯特 ·泰勒是美国生殖科学的一位有影响力的资深科学家，致力于精子与卵子的相互作用。加州理工学院当时是发育生物学的重要起源地，在泰勒周围聚集了一群令人兴奋的年轻科学家，其中包括当年英国受精先驱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勋爵 (Lord Victor Rothschild FRS，1910-1990）。罗斯柴尔德后来在他的试管婴儿工作上与爱德华兹发生了科学上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他作为年轻人再次获胜，就像他与平卡斯所做的一样。

泰勒正在探索卵子-精子相互作用的分子特异性，并已转向免疫学模型。免疫学当时处于发展的激动人心的阶段，重要的研究者 Peter Medawar FRS 爵士（1915-1987，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对 Bob 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发了了他在免疫学方面的灵感，拓展了他认识，母体容受 “胎儿作为同种异体移植物”的假设：半父本外源异物仍然以某种方式免受母亲子宫内免疫攻击。生殖和免疫学的这种融合激发了爱德华兹强烈的好奇心，也激发了泰勒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人口增越来越受关注，需要寻找更好的控制生育率的方法，该话题的研究吸引了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人口委员会的关注，资助的可能性很大。免疫避孕似乎充满了可能性，但今天离其现实应用还差得远。因此，1958年，当爱德华兹受到艾伦·帕克斯邀请，从加州理工学院返回英国加入他在伦敦北部米尔希尔的医学研究委员会 (MRC)的国家医学研究所 (NIMR) 时，他的工作仍是研究免疫避孕。1960-1976年间，在美国这一时期发表了23篇关于生殖免疫学的论文，也促使 Edwards 于 1967 年在保加利亚瓦尔纳（图 6）首次参与国际生殖免疫学协调委员会的成立。

回想起来，生殖免疫是爱德华兹主要工作的一个插曲，尽管这项工作多年来不断激发他激情和想象力。也是他对生殖免疫的研究，偶然导致了他与帕特里克-斯蒂芬（Patrick Steptoe）的首次会面（见下文）。1958-1962年，在米尔山（Mill Hill）的那段时间，他的思想冲突日益加剧。虽然他热衷于免疫避孕的基础科学研究，但他对卵子、受精，特别是发育遗传学的旧兴趣却在逐渐重新显现。因此，他的日常工作越来越多地被晚上和周末与对卵子成熟的“恋爱般”的研究所补充。

卵子成熟至关重要的研究

当时科学界终于就人类染色体数量的共识，尤其是1959年对由染色体异常引起的人类病理的描述，重新唤醒了爱德华兹对卵子兴趣，他在1962年发表的Nature杂志的论文开头写道：“人类和动物的许多染色体异常都是由于卵母细胞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不分离或滞后引起的。”卵子减数分裂阶段的研究，将极大地促进对早期发育异常的起源和原发疾病的理解。卵母细胞成熟过程中复杂染色体变化中的错误可能导致了人类染色体的非整倍体，为验证此想法，他和盖茨观测小鼠卵母细胞的成熟过程，取得了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进展。

爱德华兹试图在体外模拟卵子的体内成熟过程，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条路线将开启在人类身上进行类似研究的可能性。在人上，当时甚至还没有诱导排卵的报道，他试图将未成熟的卵母细胞从卵泡中取出，置于含有排卵激素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培养液中，以探索他是否能诱导它们像体内一样的发育。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方法是有效的，卵子的成熟速度似乎与它们在体内的成熟速度相同。然而，后续实验发现，无论是否添加了激素，卵母细胞都能成熟，当卵子离开卵泡后，它们显然能自发完成成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小鼠和仓鼠的卵母细胞上。那么研究人类卵子成熟过程中的染色体行为就变得可以实现，体外受精以及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遗传学规律也不再遥不可及。爱德华兹看到卵子自然成熟的兴奋暂时被他在图书馆的发现冲淡了，因为他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平卡斯(Pincus)和张民觉（MC Chang）在他之前就有过使用兔子卵子和人类卵子进行类似实验的报道。

为了继续他关于卵母细胞成熟的遗传学研究，他需要稳定的人类卵巢组织供应，以便从中获取卵母细胞，然后进行体外成熟。他没有行医资格，而且当时的大多数英国妇科医精英主义盛行，且缺乏科学意识，他面前困难重重。他的第一个突破来自莫莉·罗斯(Molly Rose)，她是米尔山附近伦敦西北部Edgeware综合医院的妇科医生。爱德华兹是通过约翰·汉弗莱·弗里斯(John Humphrey FRS，1915-1997)认识她的，弗里斯是具有行医资格，也是免疫学的负责人。尽管汉弗莱有着更优越的社会背景，但他与爱德华兹志同道合，分享了他对科学、社会推广和应用的热情，以及他的左翼政治观点；事实上，弗里斯在1940年之前一直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多年来一直被美国拒绝入境。爱德华兹问汉弗莱他是否认识能帮上忙的人，他不仅推荐了罗斯，还提出要安排一次见面祥谈。罗斯将在接下来的10年里断断续续地为爱德华兹提供卵巢活检样本。

1960年至1962年间，爱德华兹使用罗斯提供的人类卵巢活检组织，试图重复和延伸Pincus的观察结果。考虑到人类材料非常稀缺，他还尝试了狗、猴子和狒狒的卵巢样本，但与较小的啮齿动物相比，所有这些动物的卵子的成熟效率都很低。在1962年的Nature论文中，他谨慎地展示了研究结果，少数人类 (3/67)、猴子(10/56)和狒狒卵(13/90)的卵母细胞能成熟，他观察到这些卵子有可能在体内受到刺激，因此在活检过程中恢复时部分成熟。他认为，Pincus对人类卵子的观察也可能是人为的，这也是他大约4年后与Pincus在威尼斯发生口角的原因(见上文)。在1962年的这篇论文的最后，他报道了一种巧妙的实验方法，试图使人卵子成熟，他们试图在摘除卵巢的患者的卵巢动脉插管并注入激素，但没有成功。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他对人类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研究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他对体外受精、早期人类胚胎的遗传和发育研究的梦想，已经引起当时的NIMR研的负责人查尔斯·哈灵顿·弗里斯爵士(Sir Charles Harington FRS)的耳朵里，他禁止NIMR进行任何关于人类体外受精的工作。艾伦·帕克斯(Alan Parkes)不能再为爱德华兹辩护，他于1961年离开剑桥，尽管他曾邀请爱德华兹跟随他，但直他到1963年才获得资金支持，因而爱德华兹1962年离开Mill Hill后在Glasgow逗留了一年，此时他已经尝到了未来的对手的强大力量。

Glasgow大学和干细胞研究

爱德华兹接受了约翰·保罗（John Paul）的邀请，在Glasgow大学生物化学系工作一年。保罗当时是英国公认的组织培养大师，他听说爱德华兹在NIMR试图从兔子胚胎培养中获得干细胞的实验。这一研究策略是为了利用这些干细胞，将其体外培养体系或者整合到胚胎内，来研究早期胚胎发育机制。保罗曾提议他们与Glasgow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罗宾·科尔(Robin Cole)合作，看看能否推进相关研究进展。这肯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邀请，不仅仅是因为这工作具有科学趣味性，还因为爱德华兹借此可以了解更多卵子以及未来胚胎的培养基的知识。然而，当时小鼠胚胎的培养体系才建立，相关的研究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个时候，爱德华兹的家庭也在增大，露丝和他们年幼的女儿们留在了伦敦北部，而他自己则在工作日通勤到Glasgow大学去上班。这次合作产生了两篇具有前瞻性的论文(Cole et al.，1965,1966)，描述了从兔的囊胚和从内细胞团（ICM）中获得胚胎干细胞的过程。这些细胞能够在传代超过100代，并分化成各种类型的细胞。这些实验比Evans and Kaufman(1981)从老鼠身上获得胚胎干细胞早了大约20年，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干细胞领域的人忽视，可能因为它太超前了，当时还没有可靠的分子标记不同类型的细胞，也没有合适的技术来测试培养细胞的发育潜能。

回到剑桥大学

1963年，爱德华兹作为福特基金会研究员从Glasgow大学来到剑桥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作为一个“新近毕业的博士”参加了在三一学院举行的一个关于生殖学研究的会议(图5)，他在那里见过该学科的一些大人物，包括John Hammond, Alan Parkes, MC Chang, Thaddeus Mann, Rene Moricard, Bunny Austin 和 Charles Thibault。虽然爱德华兹将在剑桥度过他后续的职业生涯，但在1963年，他对这个地方的反应却有些复杂。他描述了他是如何立即对当时存在的“厌恶女性的公立学校传统”；排他性”，“给予已经享有特权的人的特权”现象的反感。但他不反对的是“地方的纯美”、对真理的关注和高度的严肃性“追求卓越科学的氛围……”，“我被这么多有才华的年轻男女包围着”。最终，他、露丝和五个女儿在位于Barton路附近的Gough Way 的一所房子里定居。

爱德华兹在位于Downing Place后面的生理实验室顶层工作(图7)，与另外两个小组共享的七个小房间里，这些实验室统称为“马歇尔实验室（Marshall Laboratory）”。其中一个小组最初由艾伦·帕克斯爵士(Sir Alan Parkes)领导，他于1961年来到这里，是该大学生殖生理学第一位Mary Marshall & Arthur Walton讲席教授。他的团队成员主要是对动物学比较感兴趣的科学家，如他的妻子露丝·迪斯利(Ruth Deansley)、邦妮·奥斯汀(Bunny Austin)和迪克·劳斯(Dick Laws FRS)，后者经常和帕克斯一起“实地”收集材料，特别是在乌干达的Nuffield热带动物生态研究所。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都是在高级技师弗兰克·莱蒙(Frank Lemon)熟练的眼睛下进行组织学检查的，一些研究学生也参与了相关工作。帕克斯当时也参与组织的工作，特别是在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关注世界人口增长和遏制人口增长的方法。帕克斯无偿为当时羽翼未丰的《生殖与生育杂志》(Journal Of Reduction And Fertility)工作(自2001年以来称为Reproduction)。

帕克斯于1967年退休，爱德华兹在1966年1月6日申请了接替他的主席职位，但没有成功。该职位被交给了Thaddeus Mann（1908-1993)，他致力于精液生物化学性质的研究。Mann决定不把生理学实验时从剑桥大学搬到位于Huntingdon路，他担任主任的农业研究理事会的生殖生理和生化系。但马歇尔实验室的领导职位也没有交给爱德华兹，剑桥大学任命更资深的同事，也是他的朋友，外号“Bunny（兔子）”科林·奥斯汀(1914-2004)为负责人。奥斯汀自1962年以来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剑桥(图8和图9)工作，被选为首任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动物胚胎学讲席教授(1967-1981)，并开始吸引几位生殖生物学家来到Marshall Laboratory，包括John Marston, David Whittingham和 Matthew Kaufmann。此外，1967年其与丹尼斯·纽恩(1929-2010年)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Strangeways实验室来到这里，并担任组织学的讲师），该小组的成员包括最初的研究助理Pat Coppola (随后将由Stephanie Ellington替代)和博士生克里斯·斯蒂尔(Chris Steele)和大卫·科克罗夫特(David Cockroft)，后来博士后弗兰克·韦伯(Frank Webb)加入，以及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访问科学家小乔·丹尼尔斯(Joe Daniels Jr)。

正是在这种多样的科学背景下，爱德华兹（来到剑桥时他已经38岁了）第一次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最初，他的技术助理是Clare Jackson和Valerie Hunn提供的，之后他在1968年招募了Jean Purdy (图10)，她拥有护理资格，这也证明爱德华兹对临床材料的尝试越来越重视。Purdy一直和他一起工作，直到她在39岁（1985年）时早逝。1969年，Barbara Rankin（生于1933年，图9)也加入了他的实验室行列，担任兼职秘书，一直工作到1987年。他还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最初，他与艾伦·帕克斯(Alan Parkes)共同指导安妮·维克斯(Anne Vickers)(1967)，她通过核型分析对固定的大鼠囊胚进行性别鉴定。这项工作直接给他指导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Gardner)开展植入前胚胎基因诊断(PGD)方面的契机，理查德·加德纳是他最初两位研究生的一位，笔者是另一位研究生，我们两个于1966年开始接受爱德华兹的博士培训。加德纳从1966年到1971年研究小鼠早期胚胎学，然后作为博士后工作人员，直到1973年进入牛津大学动物学专业工作。笔者从1966年至1969年从事生殖免疫研究工作，1971年至1974年在美国工作两年后回国，之后转到剑桥大学解剖学系工作。

从1969年开始，随着马歇尔实验室有了更多的空间，爱德华兹的团队规模大幅扩大。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 ，现已从世界卫生组织退休)于1970年至1975年在其实验室工作，担任总技术员，除Jean Purdy外，初级技术员包括Sheila Barton, Sally Fawcitt, Sylvia Jackson, Vinitha Dharawardena和 Brenda Dickstein。早期招募的研究生包括罗杰·戈斯登(Roger Gosden，1970-1974)、卡罗尔·里德海德(Carol Readhead ，1972-1976)和罗布·戈尔-朗顿(Rob Gore-Langton，1973-1978)，他们都致力于卵泡生长，而克雷格·豪(Craig Howe 1971-1974)致力于研究生殖免疫，阿齐姆·苏拉尼(Azim Surani，1975-1979)致力于研究胚胎移植。然后，第三代研究生也来到这里，例如，珍妮特·罗斯桑(Janet Rossant，1972年起)跟随加德纳(Gardner)，艾伦·汉迪赛德(Alan Handyside，1974年起)跟随约翰逊（Johnson）。博士后工作人员也来到这里，包括金妮·帕帕-约安努(Ginny Papaioannou，1971-1974)，海丝特·普拉特(Hester Pratt，1972-1974)和弗兰克·韦伯(Frank Webb，1976-1977)。Ruth Fowler-Edwards也恢复了实验室的工作，开发激素检测技术，研究卵泡发育和早孕的内分泌规律。因此，到1969年，爱德华兹慢慢地建立了一个活跃的研究团队，其成员在生殖科学的不同领域工作，反映了他广泛的兴趣和知识。此外，爱德华兹鼓励开放沟通和平等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延伸到所有三个小组，他们分享资源、空间、设备、知识和想法，以及社会活动。

整个20世纪60年代，爱德华兹的研究资金都来自福特基金会，这些资金先是给帕克斯，然后给奥斯汀，保证了对生殖活动机制研究的连续性，也着眼于开发控制生育的新方法。因此，他继续研究繁殖免疫学和卵母细胞成熟，他们收集了猪、牛、羊、稀有的猴子以及一些人类的卵子。他证明，所有这些物种的卵子确实都会在体外成熟，但体型较大的动物的卵子只需要比较小动物的卵子需要更长的时间，人类的卵子需要36小时，而不是平卡斯（Pincus）错误地报告的12小时或更短的时间。这些细胞遗传学研究发表在1965年的两篇开创性论文中(Edwards，1965a，b)，这两篇论文都主要涉及了解卵子成熟过程中减数分裂染色体事件的动力学。其中“柳叶刀（Lancet）”杂志论文的讨论部分，他们展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远见，爱德华兹对未来20年乃至以后的研究进行了预测(表1)。考虑到他的研究兴趣，他强调了遗传疾病的研究和早期检测应得到高度重视，而对减轻不孕不育症的重视则略显不足。

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的研究论文继续关注早期胚胎的遗传学问题。他与研究生加德纳合作，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兔胚胎性别鉴定的论文(Gardner & Edwards，1968)中，提出了PGD的基本证据，这篇论文的发表早于PGD的临床发展约22年。同样，爱德华兹与剑桥遗传学家艾伦·亨德森（Alan Henderson）合作，发展了他关于卵子“线性产生”理论(图11)，以解释老年女性卵子母源非整倍体的起源，在胎儿的卵巢中最早进入减数分裂的卵子比那些较晚进入减数分裂的卵子有更多的姐妹染色体联会和更早排卵。

⼈类卵⼦受精的问题

尽管爱德华兹有广泛的科学兴趣，但他实现人类体外受精的雄心仍未减弱。在1966年时，体外受精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有在兔子(MC Chang，1959）和仓鼠上才令人信服地完成了这项任务（Yanagimachi and Chang，196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面临2项挑战：首先，简单但关键的问题，获得正常的人类卵巢组织仍然困难重重。剑桥当地的卵巢组织来源是不可靠的，罗斯当时离伦敦有2-3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在1965年夏天，爱德华兹向美国方面寻求帮助，并找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著名的细胞遗传学家维克多·麦库西克(Victor McKusick)。在那里，他与妇产科的Howard 和Georgeanna Jones建立了长期联系。他们在他逗留6周期间，获得了人类卵母细胞，使爱德华兹能够进一步确认1965年发表的成熟时间。

然而，当时他最关注的是第二个科学问题，即为了使这些体外成熟的卵子受精，他必须对精子进行“获能”，这是精子在雌性生殖道内经历的最后成熟过程，是精子获得受精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未能令人信服地做到这一点，1966年，他进行了第二次横跨大西洋的夏季旅行，去Chapel Hill的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看望路德·塔尔博特(Luther Talbot)和他的同事。他尝试了各种方法来克服“精子获能”的问题，其中最巧妙的方法之一是用尼龙管建造一个2.5厘米长的皿，两端堵上，侧壁上打孔并由Millipore膜覆盖，管腔上有一根短线，能紧紧的贴着宫内节育器的插管内，因此可以在月经中期将其放置在志愿者的子宫颈内，在那里放置长达11h，然后轻轻拉动线头将其回收，这与常规的宫内节育器的放置和取出的做法完全相同。他希望将精子放入这个装置内，通过膜使管腔内含物与子宫液保持平衡，从而使精子暴露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完成“获能”。然而，这种巧妙的方法和许多其他方法一样，失败了，因为这种装置很可能引发了炎症反应或局部出血。尽管他的各种实验方法都独具匠心地，想实现精子的获能，尽管偶尔有证据表明处理后的精子能进行受精，并进行早期胚胎发育，但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这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然后，在1968年，这两个难题都开始得到解决。

与帕特里克·斯特普托的会面

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1913-1988；图12)自1951年以来一直在Oldham综合医院担任产科总顾问，他是腹腔镜在妇科手术中的应用的先锋。令他非常沮丧的是，保守的妇科领域基本上对他推进的技术充耳不闻，这确实激起了他相当大的反感和一些赤裸裸的敌意。爱德华兹声称，他在浏览图书馆里的医学和科学期刊，偶然发现了斯特普托的一篇论文，描述了他使用腹腔镜的经历。爱德华兹给斯特普托打电话讨论可能的合作，但被伦敦的妇科同事“警告”。这一警告，以及在遥远的Oldham合作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前景，阻止了他的尝试。爱德华兹回忆道，后来在皇家医学会的一次会议上终于见到了斯特普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爱德华兹在会上谈论的是他在生殖免疫方面的工作，而不是他在体外受精方面的尝试。

爱德华兹在悼念斯特普托的时候提及到那天在图书馆发现的论文，并在其发表于1968年 Lancet上题为“腹腔镜检查和排卵”的论文引用。然而，这些后来的回忆经不起推敲，那篇Lancet论文发表于1968年10月，但实际上他们俩的第一次会议是在那一年早些时候（1968年2月28日星期三），在Wimpole街举行的皇家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和生育研究学会的联席会议上(表2)。此外，根据斯特普托(1969)的说法，他们在1968年10月之前就已经开始合作。事实上，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1968年12月提交的，同年晚些时候出版(见下一节)。显然，爱德华兹读的那篇论文肯定是另一篇早于1968年10月的论文，比1968年2月早了几个月。事实上，在更早的描述中，爱德华兹描述了图书馆的“Eureka！”时刻发生在1967年的秋天。那么爱德华兹看到的论文是哪一篇呢？斯特普托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没有一篇是1967年发表的，但有两份1967年的会议报告和斯特普托关于妇科腹腔镜的书。在为数不多的几篇期刊论文中，只有两篇是关于腹腔镜检查的，一篇发表在1966年1月的《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一篇发表于1965年8月的《英联邦妇产科杂志》(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ology Of British Federal)上。爱德华兹读了这五种出版物中的哪一种(表3)？

当时爱德华兹认为利用腹腔镜通过很小体积的培养液冲洗，就能来从输卵管中回收获能精子。他给斯特普托打了电话，询问这是否真可以实现，并得到了他的保证。然而，斯特普托唯一明确阐述这种可能性的出版物是他的书((Steptoe，1967a)。在这本书放入第27页，他报告了“通过腹腔镜，Sjovall(1964)从输卵管的伞状末端回收了精子……”，在第70页上，他写道：“可以通过从输卵管口吸出液体来进行性交后测试……”。此外，斯特普托的书于1967年3月抵达大学图书馆。然而，斯特普托回忆说，爱德华兹给他打过电话是在他的书出版之前，这一说法和在其他地方关于1967年秋天电话交谈的记忆相冲突，所以这件事仍然是一个迷，但这本书似乎是最有可能的来源。爱德华兹的注意力可能是由1967年11月11日《英国医学杂志》(Morrison，1967)对该书的一篇评论引起的。

人类卵子体外受精问题的解决

尽管与斯蒂芬托开始了合作，但解决获能问题的实际办法却近在咫尺，就在与奥斯汀共享的实验室里。在20世纪50年代初，奥斯汀和张民觉分别报道了发现精子获能现象 (Austin,1951;Chang,1951)。奥斯汀被任命为实验室主席后，他的第一个研究生是Barry Bavister（1967-1972)，他开始尝试解决影响仓鼠精子体外获能的因素。1968年，Bavister发现了pH值的关键作用，表明只要提高培养基的碱度，就能获得更高的受精率(Bavister，1969)。爱德华兹利用这一观察结果，将Bavister入了他的项目。1968年12月，Edwards与Bavister和Steptoe一起向Nature杂志提交了论文，其中首次对人类试管婴儿进行了详细描述(Edwards et al.,1969a) 。

1969年的这篇Nature论文只是展示了初步的进展，实验组的56个卵子中有 18显示了“受精过程”的证据，其中只有2个卵子形成了两个原核(表4)。然而，像爱德华兹的其他论文一样，这篇论文是描述清晰的典范，对照设计良好的实验，对结果进行了非常好的阐释。尽管样本数量相对较少，但这篇论文具备说服力，不再像以往的实验一样被认为是失败的。论文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晰的反应出他们扎实的实验技术和富有创新性的思维。（However, like Edwards’ other papers, this one is a model of clarity, describing well-controlled experiments, cautiously inter- preted. Despite the relatively small numbers, this paper convinced where previous claims had failed (Hayashi, 1963; Petrov, 1958; Petrucci, 1961; Rock and Menkin, 1944; Shettles, 1955, pp. 505–510; Yang, 1963), precisely because the skilled hands and creative intellect that lay behind it are so evident from its text. ）

1969年的这篇文章涉及的实验所用的卵子都是通过活检获得，然后在体外进行成熟。除了Steptoe，其他4位妇产科的医生也被列在致谢部分，他们是Molly Rose, Norman Morris，Janet Bottomley和Sanford Markham。Markham回忆：“我想我是在伦敦皇家医学院的一次会议上，经Dr. Roger Short介绍认识鲍勃的……斯特普托和爱德华兹在那次会议上第一次见面。鲍勃提到他需要育龄妇女的卵巢组织。我提出，如果我们能想出一个运输卵巢组织到剑桥的方案，我愿意获取组织……他提供了培养液和运输箱，以及一名司机来我们医院。我记得有三个样品，不过，可能还有其他样品。在每个样品，整卵巢被送去(取材做病理检查后)。患者都同意利用他们的组织进行研究，他们没有被告知研究的内容。这些样本很可能是在1968年年中到晚些时候寄出的，也可能是在1969年初寄出的。这些都是有计划的手术，是在她们月经周期的特定时间完成的。我不知道这些组织是否真的是他在1969年发表的Nature论文数据中使用。”

有可能是它们被使用了，但没有成功，在受精的18个卵子中。根据爱德华兹的回忆，Jean Purdy开车去Edgeware综合医院收集卵巢组织：“我从Edgware综合医院获取的最后一块卵巢组织获取了12个人类卵子。这些卵子在我多年来一直使用的培养液的混合物中很快就成熟了，这些培养液中加入了一些Barry（Bavister）提供的液体。36小时后，我们判断它们已经准备好受精。”

“其中9个卵子接受了人工授精，剩下3名作为对照。10个小时后，当爱德华兹和Bavister深夜回到实验室时：“一个精子刚刚进入第一个卵子……。一小时后，我们看了第二个卵子。是的，就在那里，受精的最早阶段。毫无疑问，精子已经进入了卵子——我们做到了！我们检查了其他卵子，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一些卵子处于受精的早期阶段，精子尾巴跟随精子头部进入卵子深处；另一些卵子甚至更高级，有两个细胞核，一个来自精子，一个来自卵子，因为每个配子都将自己的基因成分贡献给胚胎。”

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表明，Rose提供了第一批在Bavister提供的培养液中受精的卵子。此外，由于论文中只有18个卵子显示出受精的现象(表4)，其中9个似乎来自Rose，包括可能被描述为具有两个原核的2个卵子。Rose被邀请为共同作者，但由于未知的原因拒绝了。其余9枚卵子的来源不明，但可能来自Oldham 综合医院，致谢部分的C Abberley, G Garrett 和L Davies来自于此。

 这篇Nature论文也提示Oldham 综合医院是其余卵子的来源，“一些卵子是Oldham运到剑桥的”，爱德华兹在他1980年的回忆报道中说，在Oldham 综合医院，“12名妇女，她们的卵巢因为严重的疾病而不得不切除(可能是通过腹腔镜手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卵子。”因此，似乎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论文中描述的“正在受精”的卵子是罗斯和斯特普托提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卵子。然而，随着斯特普托的加入，罗斯不再是卵子的来源。虽然腹腔镜对爱德华兹最初的吸引力是从输卵管中回收获能精子，但一旦与斯特普托合作，他很快就看到了从卵巢中获取体内成熟卵子是非常可能的。在1969年的论文就清楚地这样的陈述：“使用体外成熟和受精的人类卵母细胞很可能伴随着胚胎发育的问题。兔等卵母细胞体外成熟和体内受精后，原核期基本正常，但许多胚胎在卵裂球内有异常，且几乎全部在卵裂早期死亡。当将促性腺激素注射到母兔体内，卵母细胞开始成熟，并在输卵管内或体外完成成熟时，就获得了足月兔胎儿。”

文章接着讨论了如何使用激素刺激卵泡内卵子成熟，并报道说：“使用腹腔镜的初步研究表明，通过在体内刺穿成熟的卵泡，可以从卵巢中回收卵母细胞……”通过这些初步的合作研究，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已经建立了研究伙伴关系。虽然两人性格迥异，为项目带来了非常不同的技能，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精力、奉献精神和愿景。他们俩个也被他的同行边缘化，这种可能也有助于巩固他们的伙伴关系。

随着论文的发表，他们在情人节向媒体宣布，“地狱之门”已经松动。记者们争先恐后试图强行挤到四楼的实验室，以一种难以置信地拥挤在一起把实验室大门团团围住，事实证明，这对整个生理实验室，特别是Marshall实验室的成员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干扰。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种情况会时断时续地重演。

斗争打响

1969年对爱德华兹来说似乎是个好年头，体外受精不仅终于成功了，他与斯特普托的合作似乎也将蓬勃发展。福特基金会对他的工作也印象深刻，以至于在奥斯汀的推动下，他们在剑桥大学设立了一项捐赠基金，以支付他们的工资。爱德华兹受到提拔的鼓舞，实验成果的激励，他们继续努力，斯特普托的腹腔镜技术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首先是在1970年，在激素刺激后他们从卵泡中收集体内成熟的卵子(Steptoe and Edwards, 1970)，然后通过体外受精，完成了这些卵子卵裂到囊胚的早期发育(Edwards et al.,1970；Steptoe et al.,1971)。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在1970年末和1971年初，他们满怀信心地向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UK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申请资金。

然而，爱德华兹的幻想，研究成果或许能改变他的运气，很快就破灭了。1969年，许多媒体的报道对他们的工作充满敌意，这也预示着未来10-15年科学和医学对他们研究的主流反应，仅仅两个月后导致MRC拒绝了他们拨款申请。这次的拒绝实际上对爱德华兹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尤其是在接下来的7年里，爱德华兹和Purdy往返于剑桥和大曼彻斯特的Oldham 综合医院之间，往返需要12小时。医院就在他的学生时代的Gorton以北，于是斯特普托和爱德华兹在Dr. Kershaw的乡村医院建立了一个小实验室和诊所，不得不把把露丝和五个女儿留在剑桥。

对爱德华兹和他的作品的专业攻击采取了多种形式，人们必须在精神上回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才能理解他们的缘由。尽管这即将上升为政治和宗教斗争，科学和医学联盟当时并没有把人类胚胎作为一个特殊伦理问题来关注。现在可能很难理解当时英国大多数妇科医生的意识中完全没有不孕不育，但斯特普托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外。事实上，爱德华兹对治疗不孕不育的坚定意愿也是在他与斯特普托合作后才逐渐形成的，他之前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和预防遗传和染色体异常疾病。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和MRC关于需要研究的妇科未知领域的报告中，不孕不育根本没被关注。人口过剩和计划生育被视为主要问题，不孕不育者被忽视，往好了说，遭受生育障碍是一小部分无关紧要的少数人，往坏了说，是对人口控制的积极贡献。这种价值观体系爱德华兹不能接受，尽管有如此多的专业人员和媒体敌意，但从不育夫妇那里收到的充满鼓励的信件激励了他，并成为了他后来继续工作的主要动力。然而，对于他的同事来说，不孕不育并不被视为一个重大的临床问题，这意味着任何旨在缓解不孕症的研究都不被视为医疗实验，而是在实验中使用人类。考虑到当时大家对纳粹“医学实验”的敏感性，对赫尔辛基宣言的正式接受，以及公众对当时出版的“人-豚鼠”(Pappworth，1967)的反应和不安，这种“医疗治疗”与“实验使用”的区分是至关重要的。MRC在拒绝赠款申请时采取的立场是，这更像是人体实验，因此他们非常谨慎，认为爱德华兹的研究强调的是风险而不是利益，他们几乎看不到好处(Johnson et al.,2010)。

Edwards和Steptoe也因为愿意与媒体交谈而受到攻击。如今人们很难理解，当时科学的公共传播被嵌到机构中，对他们的伤害有多大。20世纪60年代末，媒体对科学的兴趣有增无减，因此，爱德华兹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他低着头，让媒体的幻想和猜测得不到回应和挑战，要么他可以参与进来，进行教育和辩论。对他来说，这是没有选择的，不管在专业上会有什么后果(Gardner and Johnson, 2011)。他的平等主义精神要求他相信普通人的常识。他的激进政治观点要求他和不孕不育者的群体一起作斗争，他们是没有发言权的弱势人群。他身上的约克郡人乐于参与辩论和争论的特质展现了出来，在《爱德华兹和夏普》(1971年) 的书中，他阐述了对公众参与的看法，并承认对自己的利益有风险。

“科学家们可能不得不对他们的工作及其后果进行披露，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悖;他们可能不得不激起公众舆论，甚至在立法机构前为法律进行游说。”

而风险就是这样。他们的MRC拨款申请的一位评审人在报告的开头宣布媒体曝光令人厌恶。

“爱德华兹博士觉得有必要在广播和电视以及报刊上宣传他的工作，以便他能改变公众的态度。我不觉得信息不足的普通公众有能力评估这项工作，并从正确的角度看待它。这种宣传与爱德华兹博士的大量科学同事对立，我就是其中之一。”( Johnson et al.，2010)

事实证明，爱德华兹在科学的公共传播方面的领头者作用对他的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Edwards和Sharpe(1971)的论文中评估试管婴儿的好处和风险，以及试管婴儿引起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和各种监管对策的利弊。它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些问题,并预测了未来约13-19年的社会反应。爱德华兹在随后的几年里，在社会伦理的基础上对社会正义做出了坚定的承诺，因为他有机会就会与伦理学家、律师和神学家进行争论，扮演“魔鬼代言人”(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并参与到现在所谓的实践伦理中去，因为他敲定了自己的立场，觉得能够从理智上完全证明自己的直觉。

然而，在1978年路易斯·布朗的出生(Louise Brown，图13) 出生前，除少数例外，大多数机构不愿意认真参与伦理辩论。只有在那时，英国的社会、科学和医学机构，如MRC、英国医学协会、皇家学会和政府才逐渐从反对试管婴儿转向对这些问题的认真参与。然后，值得称赞的是，MRC和当时的撒切尔政府都加入了进来。但直到1989年,即鲍勃1965年在Lancet杂志上发表有远见的论文的24年后,才开始着手研究，最终英国议会最终认可他的设想，这一斗争持续十一年。

讨论

本文介绍早年爱德华兹一些生活经历和工作，为“从1969年Nature杂志描述试管婴儿的论文开始，到1978年路易丝·布朗的出生，最终验证了该论文中的设想”，这整个科学研究历程提供背景。从爱德华兹研究的最初阶段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人，这种品质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一直保持着，他在1954年至2008年期间产出了大量的论文(Gardner and Johnson, 2011)。事实上，MRC资助申请未获批准的几位评审员特别批评了他的“过度的热情”，怀疑他能否实现他在申请书中提出的计划，因为他总是显得过于雄心勃勃。在爱德华兹的工作中，对目标的坚持不懈的追求的劲头是显而易见的，他倾向于将这一特征归因于他的约克郡血统，但这也可能是由于他工薪阶层的家庭出身，导致他时刻要求自己做的要与其他人一样好。

爱丁堡大学的Waddington实验室、Waddington本人以及他的导师Alan Beatty对爱德华兹的研究兴趣和价值观有深远的影响，从发育遗传学在其科研工作主导作用也可以看出，特别是在他遇到斯蒂芬托之前。事实上，从爱德华兹的论文和兴趣来看，他对不孕不育事业的积极转变似乎直接归功于斯蒂芬托的影响。诚然，爱德华兹对生殖免疫的探索确实涉及对不孕症的免疫学因素，但这些通常是为了他所感兴趣的新避孕药开发做模型。事实上，爱德华兹和当时的大多数生殖生物学家一样，对20世纪60年代需要更好地控制世界人口的方法存在共识。考虑到现实问题，这一立场是可以理解的，正如现在全球变暖的问题所显示的那样，它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未能控制人口增长造成的。他能如此迅速地掌握斯蒂芬托对不育者痛苦的理解，并如此灵活地将其纳入他的研究计划，这是他想象力和同情心的展现。这种同情心是他贫困出身的清晰反映，他支持年轻人的事业,同情弱势群体、不了解情况的人和处于劣势的人，这是贯穿他职业生涯的一条线索。爱德华兹有时非常挑剔,但我发现没有人能够记得他曾经讨厌或报复任何人，即使他与某个人有激烈的意见分歧，他也从未失去对他们的尊重，这一点，斯蒂芬托很清楚。

爱德华兹与斯蒂普特相遇的方式已经变成了传说，对证据的审查修正了他们后来回忆的一些偏差。目前还不能确定爱德华兹在1967年到底读了斯蒂芬托的哪份出版物，但他似乎确实读了斯蒂芬托的书。因此，1967年使爱德华兹的是通过腹腔镜获取精子，而不是卵子,而且斯蒂芬托和他的腹腔镜技术为解决精子获能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案，而不是取卵问题。他们在皇家医学会上的最终会面也值得再思考：爱德华兹受邀讲述他在生殖免疫上的研究工作，有些矛盾和偶然的，被视为其工作的副产品的东西，却最终成为了他们会面的原因。

他们之间的早期合作涉及卵巢活检组织的获取，就像罗斯和其他人一样，斯蒂普特一直在提供卵巢组织。然而，到1968年底，排卵前卵巢的获取的重要性对他们俩来说已经很清楚了，并且与胚胎一起成为他们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斯蒂普特和爱德华兹在许多角度看来不可能成为搭档，他们的个人风格截然不同，而且在他的著作中明确表示，爱德华兹早期认为他们在一起合作的日子并不愉快。但像大多数成功的伙伴关系一样，他们的分歧让步与对彼此开创性技能的尊重和实现共同目标的强烈意愿。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合作伙伴Jean Purdy，帮助他们抚平一起工作中的坎坷(图14)。

然而，使爱德华兹如此与众不同的仍然是他非凡远见。他的远见和智慧的结合，不仅体现在他的工作中，他在干细胞、PGD，以及与Steptoe-起研究不孕不育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还在科学的公共交流、如何构建生殖伦理以及监管问题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辅助生殖技术之父”的称号肯定是当之无愧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