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气候变化主义”

概要：全球气候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变化，全球气候变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也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和讨论。事实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数据来将气候变化这一科学议题阐述清楚，需要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说明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是否已经超越地球的承受上限。另一方面看，从历史经验来看，某一社会运动的出现往往会导致非理性的、不可讨论的、不可争辩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看，笔者提出的“气候变化主义”是今天西方社会发起一股新的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影响甚至决定着普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行动，比如西方社会普遍深信全球气候变化（暖）是由人类导致的。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应被这种“气候变化主义”所影响，而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数据和更完整客观的事实来评判气候变化，特别是人类活动到底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地球系统。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所说：我们不要去拯救地球，而是应该去拯救人类自己。

全球气候变化

从2022年11月6号开始，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7）正在如火如荼的在埃及召开。在俄乌战争、欧洲能源危机以及全球经济面临种种困境的情况下，今年的COP27大会又显得格外“低调和低潮”。事实上，2022年夏天，全世界几乎都遭遇了严重的极端高温、干旱与洪水等极端气候事件影响。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暖等议题再次引发了全世界关注。同时，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进行，近期欧洲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调整了其碳中和的目标和策略，比如许多燃煤火电厂再次运行。回顾历史，2019年9月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气候变化月”，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瑞典青少年桑伯格（Greta Thunberg）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及以其为代表的“桑伯格效应”所产生的全球性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在众多“环保主义者”和西方国家政客的推动下已然成为一个全球性运动，成为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下的集中展现。

在这里我们需要先回答“全球气候变化是真的吗”这一命题。全球众多科学家研究肯定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存在，事实上全球气候无时无刻都在变化，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概率越来越高也是事实。但是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气温上升）的贡献到底有多大这一问题依然没有非常确切的科学结论（尽管IPCC报告多次阐述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迅速上升的事实，但是依然有很多科学家持其他意见）。从地质史来看，全球气温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地球温度比目前高的时间很多。也有科学研究表明气温升高才导致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上升。事实上，目前我们依旧无法完全解释或者有非常明确的证据来证明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到底占据多大比例，即地球自我演变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到底占什么比重。

第二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气候变化是好事吗？”。目前几乎所有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媒体、新闻资讯、报刊杂志都在反复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气候变化不是一件好事，气候变化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导致了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并将最终危及人类生存。针对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否认。但是，另一方面看，科学研究证实的是地球系统从地球诞生以来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变化，不然也不会产生人类。这一必然过程更倾向于认为气候变化是中性的。仅仅强调气候变化的负面作用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无法看到事物的全貌。事实上，气候变化在不同的纬度与气候带、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说造成的影响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新华社2019年9月16日报道，寒冷干旱的中国西北地区正呈现出变暖变湿的新趋势，中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可能是由于全球变暖驱动水循环加剧造成西北气候暖湿化（尽管中国西北地区的暖湿化过程不见得完全是好事，但是我国西北地区植树造林等成就的背后也离不开降水增加这一事实）。我们的观点是气候变化是必然的和中性的，只是从人类社会自身出发，面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很高的适应成本，而人类从本质上来说是“趋利避害”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西方主流社会与极端气候变化人士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议题出现近乎一致的判定呢？

2019年8月莫高窟附近戈壁沙漠泛起绿意（敦煌研究院供图 孙志军 摄）

“气候变化主义”

从历史看，欧洲社会在漫长的中世纪都是属于“神秘主义”的，是在宗教思想控制下中前进的。随着文艺复兴的出现，西方开始出现了“科学与理性”等社会思潮，这些思潮在工业革命后达到了高潮。随着第一次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在物质生活上的充裕，整个社会的精神层面却出现了“断层”，出现了以嬉皮士运动为代表的反抗传统以及更为重要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女权运动”等观念。特别是随着冷战结束，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互联网革命使得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的物质财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极大扩张。西方社会面临了新的“社会虚无状况”，找到合适的“发泄口”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因为这种“发泄口”不仅可以再一次促进西方社会的整合与合作，更可使西方文明以“气候变化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继续领导世界，继而进一步掌握“人类进步方向的旗帜”。

以上关于西方社会思潮演变的简单历史回顾告诉我们为何今天的西方社会会出现“气候变化主义”这一新的社会思潮。这一新思潮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有其历史渊源。当今西方社会已经走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物质财富超过人类历史各个时期，同时全球地缘经济结构重心开始从大西洋走向太平洋，或者说“东升西降”格局日趋明显。此时西方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思潮从精神上刺激日益“虚无”的社会，以期继续引领人类前进的“正确”方向。因此，“气候变化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很多层面上已有所表现，例如上文提及的“桑伯格效应”。我们可以看到“气候变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焦点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概念。

事实上，从好的方面看，“气候变化主义”这一社会思潮的出现可以让我们在更大时空尺度和更广泛社会经济活动中认识了人类社会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也让我们意识到保护环境、节约能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议题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迫使人类社会在科学研究和政策措施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来保护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另一方面，这一社会思潮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典型表现为在西方社会大众意识中普遍认为人类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并将对人类产生毁灭性影响（这也与西方基督教社会深刻的宗教渊源密切相关）。笔者也曾与多位欧洲同事讨论过这些问题，在他们看来，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是不需要再辩论的，因为这是“事实”。当某一社会思潮产生的不可辩驳的观念占据我们心灵的时候，我们将会缺乏科学、独立和思辨的能力，这也是“气候变化主义”思潮最严重可怕的后果。它让我们混淆科学概念，禁锢我们的思想，阻碍我们用科学思维看清事物本质。

桑德伯格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表演说。(CARLO ALLEGRI / REUTERS)

小结

总之，气候变化是必然的，人类社会也必须保护与适应我们所生存的地球气候环境，但是“气候变化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暂时的。这一社会运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西方国家摆脱日益“虚无的社会”，从而继续促进社会合作，凝聚发展共识，但是这一思潮出现所导致的负面作用却是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和避免的。在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科研人员不需要“闻鸡起舞”，但却应该“从善如流”。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深入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用科学的手段来为人类在全球气候变化时代找寻“出口”。这将让我们未来在这个议题上获得国际社会真正的尊重，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有之义。

写到最后，今年突然爆发的俄乌战争让“气候变化主义”这一社会思潮，暂时让位于地缘政治。但是，笔者预测很快，最早明年开始，“气候变化主义”这一思潮将再次回到西方社会的主流议题。

本文作者

余兆武，博士（后）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地球科学与自然资源管理系，后为哥本哈根大学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Email: zhaowu_yu@fudan.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