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符号学考古

                                                                           张劲松

　　人类用符号表意的历史十分绵长，但是对符号的诞生及发展却鲜有探索。在阅读《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与伦理转向》（祝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版）一书过程中，不由得会联想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等名著。该书在理论阐发上，有尼采对悲剧的希腊酒神精神的探源的风味；在学术方法上，却接近福柯周密而富于学术趣味与创新的考古著作。作者对于符号学，特别是中国古代符号思想考古式的艰难探索渐入佳境。

　　用符号来传递意义

　　该书尝试解开中国古代符号世界的诸多谜团，实现符号学的中国化。该书标题中的“伦理转向”已然点明，它致力于将中国这片土地上诞生的、固有的符号思想，与现代符号学理论融会贯通、相互阐发。这一点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非常艰难。书中多有对符号学家约翰·迪利话语的引述，其《符号学基础》第一章云：“全部人类经验无一例外地都是一种以符号为媒介和支撑的诠释性结构。”可见凡有文化之邦，皆有符号所意指的世界和意义。

　　当今符号学理论和概念不过是对人类符号运用发展规律的演绎。整个古代世界的符号现象并无专有的符号名词和判断，它们的符号体现和所指是一个谜。就像迪利评论西方古代世界“不论希腊哲学世界，还是受它统治的罗马时代，都没有与‘符号’的概念相对应的东西，我们今日觉得它不言自明”。

　　把传统中国的符号思想搜集整理出来，是第一步的发掘。作者的《先秦符号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可谓代表，而该书可谓“更上一层楼”。前者回答的“是什么”较多一些，而该书则是探源“为什么”，何以如此？亦即早期中国符号世界的“自我”所呈现的面目，也就是说“其特殊的作用（指号过程）”怎样成为一个“完整的主题或者一个符号学探索的对象”？这些符号系统传播嬗变的轨迹何在？作者在书中论述“比德”的演变过程时提出，殷商及以前的巫祝文化是将自然之物神化。自然之物作为符号，传达的是神意；而西周的礼乐文化体系，则是将自然之物德化；自然之物德化，承载的是儒家伦理道德。由此，作者撰写的宗旨不仅仅停留于华夏早期符号思想的清理上，而是旨在追根溯源、正本清源，发掘并尝试解开中华固有的符号思想的起源之谜。如第五章对乐的起源发展的符号考古，犹如一个巨大的悬念，始终吊起读者的胃口，全无一般学术著作那种沉闷枯燥之感。

　　中国伦理符号学充满文化自信

　　该书在把握中国传统符号思想与现代西方符号学的一些定义和判断方面论述得当。作者努力做到他在绪论中所言：“力图避免将符号学作为理论框架去套中国的历史文献，或者用中国的文献典籍与思想材料去为西方的符号学理论做注脚，这无异于削足适履，不仅得不偿失，亦不能见出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的生成传播的实际情况。”

　　符号学研究既不能沉溺于古典文献而不能自拔，也不能被当代符号理论所迷惑。书中结合中国文化特征将中西符号学思想进行比较和阐发，读来并无牵强附会之处。如结合符号学的差异性原则问题，论及“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符号学时提出，“和”是承认差异性前提下强调事物之间的和谐，而差异性是形成意义世界的关键因素。因为有差异，万物才能生生不息，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发展，如果万有一齐，事物将难以为继，人类社会也会因为缺乏必要的符号动力而停滞不前。单一的音调、颜色都无法建构丰富多彩的意义世界，只有保持差异性，才能更好地促进万事万物的发展繁荣。

　　皎然在《诗式》中谈到“取境”时有句名言：“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中国没有固有的符号学理论和话语，将散见在各类典籍文献与当代学人的论述汇聚起来形成体系，可见华夏文明中确有源远流长的符号思想，并非作者凭空虚构和想象而来。它不仅有丰富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可资互证，而且有大量来自民俗学、人类学提供的口传活态材料，还有人类考古发掘的图像实物等，这些都可以进行深度的符号考古。

　　作者把中国早期符号思想的一些重要之处，特别是一般读者感到难懂的地方，如神秘的《周易》、五行思想等，均以通俗明了的语言来揭示。如论及《周易》之“象”的两套符号系统，即以卦辞、爻辞为主的语言符号建构的寓言时认为，可以将其视作语象系统以及以卦符、卦象建构的图像图画系统。书中指出，《周易》之发展经历了一个画、象、辞的发展过程，“画是符号再现体，象是对象，而辞则是解释项。这个中间最关键的一点是在对对象取象中完成的‘立象’过程”，用“象”来传递意义，是中国先民重视视觉认知的符号管的最佳体现，体现了论述的“自得”之趣。

　　全书重点似在“伦理转向”，尝试开创传统中国伦理符号学的探索之旅。第六章“论名”，作者将名、实、物分别以“古形名学视域下关系图”和“符号学视域下的关系图”，作了一个简明清晰的表达。“名”是概念符号，“实”乃抽象的本质与共相，“物”是客观对象即个别。作者不仅对符号学理论运用自如，而且对大历史观和早期中国政治文化有深刻领悟。如第一章论周朝“尚德”的政治原因时指出：“《周易》之‘周’与周民族的兴盛有关，周民族在与殷商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周人在论证自己取得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中，一大创造就是在权力的合法性中注入了德的因素，形成‘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样以德配天的观念”，这也正是易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秩序建构的深层背景。

　　该书是作者有感于中国古代符号思想研究领域长期被忽视，缺乏深入研究而进行的一次充满民族文化自信的理论发掘。相信在新文科发展背景下中国符号学研究的跨学科尝试，对拓展符号学研究锋面、了解中国思想文化规律和特征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阳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