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依稀的一点记忆

许秋雨，2022.9.28

人近六十，儿时的记忆慢慢地越来越少。我的儿童时代正与文革时代重合。作为生活在偏辟农村的万万千千之一的儿童，好的是全部能入小学，即便是几个年级都只在一间教室里。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是到处都有赤脚医生，其中有不少是大城市下放下乡的知识分子。

我记得我当时还不到入小学年龄，六岁左右，家里为了防我们小小孩子们到水塘玩水，也被大一些的小孩子们带入了小学。记得有一天，在学校傍边，雨后的泥土路上玩耍时生病了。下午回家后只有我一人，记得一回家就上了床睡觉。一直梦见蚊帐的顶直压向我，我喘不过气来，吓得拼命直叫。正好母亲收工回家，说我高烧之极，当即就不省了人事。父亲立马背着我跑步直奔镇所在村子的诊所。

我幸运的是当时在那个村子的祠堂屋诊所里住着来自南京下放的中年男子，是他给我打了退烧针，还在那里住了一晚，我40几度的高温才算降下来。这么高的高烧，我老家的话叫“起经”，有不少小孩子们会被烧坏的，如脑子或者其它部位被烧坏。

谢天谢地，当时我们附近正住着这位从南京来的＂神人＂。不光他人神，主要他还有好药，据说是四环素。后来听说这位先生原是在南京新街口东北角上的中国工商银行工作，文革时被下放到我们的穷苦乡村。具体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人说他是翻译教授，因为他外语很好。想必那时的文化人大都外语不错吧，所以他未必是翻译。

不过那个工商银行楼可是南京的一个代表性建筑，且地理位置也是最好的。我七九年在南京上大学时，可能也算是南京最好的建筑之一。它尽管不高，但很有韵味，现在还保留得很好。想不到我现在所拥有的正常身体很可能是这位南京新街口中国工商银行的“翻译教授”所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真让我这个出生在中国最底层农村的儿童赶上了好运，不光生病有人医，且也能就地进学校，也有了老师教。当时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儿童都应该有这样的同感。悲也罢，喜也罢，谁又能说得清楚？